黄河流域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

基于2010—2020年黄河流域沿线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样本数据,利用博弈论组合赋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核密度估计、空间相关性分析、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讨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时空格局、演变趋势及其驱动因素。研究发现：(1)2010—2020年,黄河流域绿色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耦合协调由濒临失调阶段上升为勉强协调阶段,空间分布从高到低依次是下游地区、上游地区、中游地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呈现扩大态势。(2)空间相关性分析表明,两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关联特征不强,空间外溢效应较弱。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于黄河流域下游地区,“高—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中游地区,“低—低”集聚区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上游地区。(3)绿色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黄河流域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人力资本水平对黄河流域中游地区耦合协调度驱动作用较大。     

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及空间格局研究

以“十四五”规划布局的19个国家级城市群为对象,结合模糊集合思想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遥感数据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格网化数据集,通过应用投影寻踪模型、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方法、探索性空间自相关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测度2013—2019年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其整体发展态势、区域差异及空间格局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19个国家级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整体呈现以递次转移为主、跨级转移为辅的演化特征;协同性欠佳,城市群间异质化、城市群内同质化特征逐渐显现;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出由弱到强的空间集聚特征,以低—低集聚为主、高—高集聚次之的局域空间集聚特征始终存在;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为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为三大集聚的“高地连绵区”和东北、西北两大“低谷连绵区”的空间发展态势,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密西疏空间关联格局已经形成。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度经济发展质量的基础上,考察空间相关性,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并探析环境规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空间外溢效应,结论如下:中国各省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不高,时序变化整体呈现小幅震荡态势,区域异质性显著;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规制空间自相关特征显著,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以邻为壑”并“以邻为伴”的现象;环境规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政府过多干预并未有效引导经济高质量发展,人口密度增加、人口素质提高均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人均水资源总量和绿地覆盖率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直接效应为正,影响不显著。     

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耦合协调性时空格局与空间效应

基于2015—2019年河北省长城沿线59个县域的面板数据,采用综合评价指标、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等方法,探索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旅游产业、生态环境与社会效益三大子系统（TES）耦合协调性时空发展格局与空间效应。研究发现：（1）河北省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综合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态势,其中社会效益子系统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现缓慢上升趋势,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增长趋势不显著,且社会效益子系统>旅游产业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2）TES系统呈现高耦合低协调的特征,耦合协调水平整体上呈现良好的增长趋势,且地域分布格局呈现东北部>南部>中部>西北部的态势。（3）人口密度、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是影响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会对邻近县域的TES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产生影响。基于以上结果提出相应的建议,为促进长城沿线县域TES系统协调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中国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评价及影响因素

采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中国地市级尺度的会展业与会展教育耦合协调性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耦合协调水平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水平不高,空间分异显著;总体呈现出以城市群为基本辐射区、以城市群核心城市和省会城市为高值突出点的点面结合格局,点面串联形成"两横三纵"的空间形态,并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城市群四个高值区;不同协调水平型地市在空间分布形态和子系统结构关系方面具有一定规律性。②中国会展业和会展教育耦合协调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性较弱,但局部有显著空间自相关,形成城市群中心—外围和省区中心—边界的典型集聚区,体现出一定的虹吸效应和边界效应。③地方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开放度、第三产业基础、教育资源禀赋和交通水平对各地市会展业和会展教育的耦合协调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各地市应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和区域情况,合理定位,补足短板,因地制宜。     

旅游产业与农村可持续生计耦合的空间格局及驱动机制——以张家界为例

通过构建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系统指标体系,运用变异系数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5—2018年张家界乡村旅游与农村可持续生计的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测算,分析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对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2005—2018年耦合协调度保持连续上升的趋势;②乡村旅游发展初期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分布格局,中期呈现东南部滞后于西部的分布格局,但最终张家界整个区县达到优质协调;③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有人均GDP、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和人均财政收入等,且具有明显的时间异质性特征。     

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评价

论文在对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文旅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引入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借此提出了相应区域发展策略。结果显示:(1)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耦合度处在中度耦合阶段,整体文旅融合水平也较低,处在中度失调阶段,2000—2018年间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区域间融合程度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式差异特点,但年均增长率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与融合速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中部地区上升趋势最明显;(3)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西部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呈现明显的中心化特点,融合度发展水平与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本身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发展与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特征

通过构建时空耦合测度模型并结合空间自相关方法,系统分析2000—2014年京津冀地区县域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时空耦合协调特征,以期为区域农业和农村经济协调发展提供数据支撑。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中度耦合水平的县域占全区县域总数的98.2%以上,总体处于中度耦合水平,距离良性共振耦合尚有差距。②2000—2014年,受区域农业禀赋、经济发展基础、政策倾斜等要素的影响,县域耦合协调性不高,多数处于拮抗阶段和磨合协调阶段,时序演变具有阶段性。③县域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以滞后和同步发展类型为主;农业超前发展、农业发展和农民收入基本同步的县域数目增多,农业发展滞后的县域数目减少。其中,拮抗滞后(Ⅰ)、拮抗同步(Ⅱ)、拮抗超前(Ⅲ)、磨合滞后(Ⅳ)、磨合同步(Ⅴ)、磨合超前(Ⅵ)是主要的耦合协调发展类型。42000—2014年,县域耦合协调性的空间集聚性显著,且呈现阶段性变化。建议未来因地制宜地采取调控手段和政策,促进区域农业产业和农民收入协调发展。     

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

基于价值链视角，构建涵盖人才资源在区域空间层面集聚生成、地区配置、效能产出3个维度在内的区域人才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专家咨询AHP-信息熵组合赋权法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0—2018年长江经济带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进行测度与时空演化特征分析。结果表明，就长江经济带整体而言，考察期内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总体呈现逐年上升态势，但仍处于低水平状态；沿线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差异显著，缩小趋势渐缓，整体呈现局部高水平、全局低效率的不利境况；各省市人才集聚水平关键维度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显著波动递增态势，但内部耦合协调度存在不平衡发展问题，影响地区人才集聚水平整体提升。为提升长江经济带人才集聚水平，推进沿线地区协调发展，需强化区域人才合作机制，采取差别化精准策略破解沿线地区人才集聚低水平、不协调的短板因素。     

基于ESDA的多层级经济格局空间计量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稳定、健康、可持续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要义.本文运用ESDA方法分析四川省地市以及区县两个层级经济发展时空格局演变特征、空间关联机制与原因机理.研究发现:—是四川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增长率具有阶段性波动特征.二是从地市级来看,空间集聚趋势不明显,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主要位于中东部地区.而区县级经济发展规模和水平俱乐部趋同趋势明显,呈现出“多中心”高值与低值集聚区,并有两极分化现象存在.三是从趋势分析来看,四川各区县人均GDP东西向和南北向的拟合曲线均呈现“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趋势.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时空演化研究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及核密度估计方法对中国物流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从轻微失调上升到勉强协调阶段，但总体仍处于较低等级的协调阶段；耦合协调水平东西部差异明显，呈现出东—中—西部水平依次降低的空间分布格局；核密度曲线不断向右移动，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波宽增加，波峰降低，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逐渐增大的趋势，动态演进过程出现了明显的梯度差异；各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正相关关系，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集聚格局基本保持不变，主要集中在“H-H”集聚区和“L-L”集聚区，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时空演化视角下我国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通过构建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9—2019年我国西部地区子系统发展指数及系统耦合协调度,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模型与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探讨协调度情况。研究发现:我国西部地区人口、环境与经济发展指数稳定提升,资源发展指数有较大波动。耦合协调水平不断优化,从2009年部分地区濒临失调衰退,到2019年多数地区达到初级与中级耦合协调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于其他子系统发展是制约其协调度提升的主要因素。全局Moran’s I体现出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具有“俱乐部趋同”特征,高—高集聚主要位于陕西、四川与云南一带,低—低集聚位于甘肃、宁夏、新疆和青海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时空耦合及空间效应研究——以松花江流域为例

基于2010—2019年松花江流域1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与人口集聚系统耦合协同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了系统综合水平指数变化趋势、耦合协调的时空异质特征和影响因素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大体平稳,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较为缓慢;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上偏低,随时间变化呈平稳上升并趋于稳定的态势;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且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说明松花江流域经济增长、生态环境、人口集聚系统存在正的空间自相关性,其空间集聚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由空间杜宾模型以及效应分解可知,投资调整、政府能力会对地区耦合协调度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城市化水平、教育投资、基础设施对于耦合协调度的提升没有起到预期正向作用。     

美丽中国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探索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美丽中国既要富强民主文明,也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章应用区域发展理论和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13—2017年美丽中国5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得出以下结论:(1)2013—2017年,中国大陆各省域美丽中国系统间的耦合度高,系统相关性强;(2)耦合协调度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3)耦合协调度5年间始终呈现空间集聚分布,具有空间溢出效应;(4)生态建设始终是美丽中国系统协调发展最大的贡献因子,"高质量"经济建设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有待提高。     

环京津贫困带的时空演变与形成机理

选取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反映农村贫困的指标,时间跨度为1980—2015年,采取统计分析法和GIS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对环京津贫困带农村贫困的时空演变进行考察。结果表明:(1)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空间差异非常显著,绝对差异呈持续上升趋势,相对差异阶段性、波动变化特征明显。自然地理环境禀赋和经济社会资源禀赋是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区空间差异的重要原因;相对差异演变特征与宏观扶贫政策和贫困带的相关政策体制具有较强的耦合性。(2)京津冀县域各年份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北京和天津地区,低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环京津贫困带。1980—2003年,贫困带低值空间集聚由弱变强,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负;2003—2015年,贫困带的空间聚焦效应有所减弱,该时段京津地区对贫困带经济溢出效应为正。最后,简单探讨了贫困带脱贫的路径与对策。     

长江经济带城乡协调发展评价及其时空格局

构建城乡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3、2008和2013年长江经济带131地市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进行时空定量分析,然后运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规律,最后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冷热点分析对城乡协调发展水平差异进行时空分布格局研究。结果显示:城市发展水平和乡村发展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协调发展耦合度先下降后上升,协调度先缓慢上升后加速上升。城乡协调发展高值集聚区和热点区域主要分布在下游地区,逐渐向中游地区扩展;低值集聚区和冷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中上游地区,逐渐向上游地区收缩。     

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空间集聚及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基于京津冀150个县市单元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多指标评价体系、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以及耦合协调分析的方法,对京津冀地区人口、土地、经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时空演变特征及空间集聚模式加以分析,并进一步探索了城镇化子系统的耦合协调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提出如下结论:(1)市辖区的人口城镇化发展滞后,未来发展应当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着重解决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及居住质量问题;(2)县域地区土地开发潜力巨大,但开发动力不足,应当以新型城镇化为契机,各县域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培育具有内生比较优势的产业,主动承接京津资源,推动经济发展与土地建设;(3)促进京津冀内部的交通一体化和公共基础服务均等化,促进京津冀资源要素的自由流转和市场一体化,减少京津对河北以及市辖区对县域的虹吸效应。     

时空耦合视角下我国省域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全局(局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我国省域2005—2015年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省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处于勉强协调状态,为拮抗向磨合阶段过渡时期;各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处于逐渐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演化空间差异逐步缩小;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在全局上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且其依赖性随着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减弱。局部集聚模式呈现出向高-高集聚模式演进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