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以山东省为例

目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是我国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战略，通过对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特征进行研究，有利于以点带面，提升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方法 文章以山东省1 585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探测器模型系统揭示山东省3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创新发展机制。结果 （1）山东省3类经营主体呈集聚型分布，3类经营主体的空间离散程度均处在高非均衡水平，空间分布结构的区域差异明显。（2）3类经营主体呈现“多中心，连片化”的空间分布特征，家庭农场整体呈“带状”分布，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整体呈“环带状”分布。（3）家庭农场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县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龙头企业在市域层面呈显著的空间负相关性。（4）生产要素、政府能力、劳动力质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金融服务、电子商务和市场化水平共同推动各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且两两之间的交互能对3类经营主体创新发展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结论 因此，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新发展特性，采取多元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组合有助于推动各类经营主体的创新发展。     

以新理念引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南安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新形势下发展迅速,逐步构筑以农业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主力,其他经营主体为补充的农业经营体系。南安市将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促进农业转型升级的一项重大项目不断推进,发挥新主体对农业发展的引领作用。     

沧州“三金农民”多

正近年来,河北省沧州市着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农民成为"流转土地挣租金,参与经营挣股金,就地打工挣薪金"的"三金"农民。截至目前,沧州市已建立11000余家农业合作社、400余家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千余家家庭农场,受益农户约73万。     

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模式探析

<正>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是当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稳定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载体。金融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成为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和新型农业发展的重点政策导向。1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融资的局限与困境1.1市场准入缺乏标准目前,国家没有出台统一的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注册登记标准,基层工商管理部门对家庭农场     

“户改场、场入社、社联社”构想与实践

<正>为优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架构,浙江省提出推进"户(专业大户)改场(家庭农场)、场入社(农民专业合作社)、社联社(若干农民合作社组建联合社)"的工作思路,形成家庭承包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及相关服务组织融合发展的"宝塔形"架构,以提升发     

上海市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正>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是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盟。近年来,根据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的指导意见》要求,上海市农业农村委把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工作当作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来抓,实行挂图作战,不断促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与联合,推动不同主体利益联结、融合发展。     

上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调查

<正>近年来,上海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为上海现代农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为进一步了解本市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情况,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近期在全市9个郊区中抽选310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和89家家庭农场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情况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新型农业主体发展较快,经营前景乐观,但资金、用地等问题成为主要制约因素。     

基于能值分析的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

[目的]通过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测算方法的研究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实证分析,为提高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参考。[方法]借助典型案例调查及官方统计数据,采用物质—价值流和能值分析法对农业经营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问题展开研究。[结果]物质—价值流实证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单位土地净收入分别为1.778 4万元/hm~2、1.153 1万元/hm~2和0.439 6万元/hm~2;能值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和普通农户的可持续发展指数依次为24.49、4.21和3.58。[结论]从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视角来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单位土地净收入最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可持续发展能力最大。     

崇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领 带动情况及发展瓶颈问题调查

<正>为了将崇明建成上海市郊最大的绿色农产品供应基地,崇明区着力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全面提升"三场一社一龙头"(家庭农场、博士农场、开心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的质量和水平,发挥新型经营主体在现代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带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课题组2018年一季度在崇明区各乡镇农业技术人员的协助下,调研了农业企业10家、家庭农场157家、合作社137家、普通农户104家,调研范围覆盖全区所有乡镇和农业园区。     

浦东新区桃产业化联合体发展研究

<正>随着我国农业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其中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出现,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的新事物。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合作社、龙头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课题组先后赴南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特殊困难与政策建议——基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实地调查

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谁来种地"的问题日益凸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将解决这个问题。文章基于黑龙江省绥化市的实地调查,科学分析了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阐述了他们与普通农户相比所面临的土地流转期限短且价格逐年上涨、生产经营资金缺口大且贷款难等特殊困难,并提出了加快土地确权颁证并完善土地流转利益联结机制等政策建议。     

基于创新创业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形式研究

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的农户模式已不能满足现有的农产品市场需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丰富了农民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形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4种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优势在于更加规模化、集中化、市场化,符合现代农业发展方向。文章通过对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探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面临的阻碍难题,提出完善政府支持政策、加大金融扶持及提高农技服务等相应的措施。     

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现状及其对策研究

家庭农场是在我国农村现有基础上建立的,是新型的农业生产主体,是实行农业现代化的金钥匙。家庭农场的出现,既增加农民的收入,又可以实现农业生产的产业化。文章运用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当前我国家庭农场的发展现状,即我国家庭农场呈现出经营规模不同、经营品种不同、经营效益较好、具有市场竞争力等明显特征。家庭农场的发展面临大好机遇,但是也存在土地产权认识不明晰、资金短缺、劳动力缺乏等瓶颈问题。并提出明确家庭农场认定标准、引导土地向家庭农场流转、农民的技术培训、完善农业保险、政府给予一定的资金政策等建议,旨在为各地区制定发展家庭农场政策提供参考。     

新型合作农场：经济发达地区农地规模经营的逻辑与实践

目的 当前,“谁来种地”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近年来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出现的、由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主导的新型合作农场成为创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发展农地规模经营的新探索,对其实践与逻辑进行探讨有一定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运用案例分析法,以海门新型合作农场为例,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对新型合作农场的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特征进行分析,并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对比,指出新型合作农场在联农带农、壮大村集体经济方面的优势。结果 新型合作农场将村集体经济组织实体化为农地经营主体,整合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要素,并将现代经营管理制度引入农业生产,在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有效实现了产权明晰、交易成本降低、风险分担和外部性内部化,有效促进了农民和村集体的双增收,实现了农业生产的帕累托改进。结论 新型合作农场充分做实了村集体“统”的功能,其合作化、一体化、企业化的经营模式可以为我国其他地区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供一种思路和参照。     

我国乡村发展驱动因素与区域差异分析

[目的]通过构建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指标体系,从生产、生活、生态、人才和社会5个层面,分析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与各地区间发展差异分析。[方法]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对乡村发展驱动指标进行权重测度,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主要驱动因素进行解释,最后通过综合指数法对不同地区乡村发展差异展开分析。[结果]乡村发展驱动因素排名为:生产生活生态人才社会.。结合多元回归结果显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农业院校、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土流失治理率、财政涉农贷款余额5个因素,对农业GDP增量的解释度为89.82%。并且由弹性值可知,以上5个因素每增加1%,会分别为农业GDP产值带来23.576%、10.352%、5.675%、-0.964%、2.393%的增量。除了水土流失治理率外,其他4个因素均可独立地显著影响农业GDP值。区域差异分析得:北京、天津、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浙江、青海乡村发展水平略高,辽宁、吉林、江苏、福建、山东、湖北、海南、西藏、新疆次之,其他地区偏低。[结论]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是影响我国乡村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农业企业规模和农业人才培养是农业GDP增长的重要发力点。区域发展差异大,各因素对区域乡村发展水平贡献不同;区域优势引领产业发展与合理分配资金和人才资源,是缩短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     

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影响——基于PSM模型的计量分析

[目的]在数字农业和绿色农业的双重背景下,探讨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影响,有助于实现农业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方法]文章基于四川省712份微观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检验了互联网嵌入是否会减少农户化学农药使用,并分析了其影响效应在不同农户群体中的异质性。[结果]互联网嵌入对农户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平均处理效应为0.114;互联网嵌入能有效促进小农户、专业种植大户和家庭农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介于0.104～0.113、0.078～0.103和0.116～0.128;互联网嵌入对家庭农场减少化学农药使用的促进作用略大于小农户和专业种植大户,而相比于专业种植大户,互联网嵌入对小农户化学农药减量使用的促进作用更强。[结论]应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升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采取差异化的措施,鼓励家庭农场发展,引导家庭农场将互联网技术应用于农业生产,并加强互联网技术宣传与培训,提升小农户和专业种植大户嵌入互联网的能力,以促进农户减少化学农药使用。     

目标价格改革对新疆棉农收入的影响机理及实证研究——基于南疆四地州370个样本农户的实地调查

[目的]通过探讨目标价格改革对棉农收入的影响机理,揭示影响南疆四地州棉农增收的主要因素。[方法]从棉农角度出发,基于南疆四地州370个样本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结合当地特有的自然地理、农业生产、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目标价格政策实施状况,理论分析目标价格补贴对棉农增收的作用机理,并运用多元线形回归模型实证分析目标价格补贴政策等对棉农收入的作用方向和影响程度。[结果]户主受教育程度、是否外出务工、社会关系、棉花种植面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棉花销售价格等对棉农人均收入均存在显著影响。[结论]基于此,要避免将补贴化为主要的收入保障措施,继续加快土地流转,扩大棉农财产性收入来源,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农民职业教育,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多管齐下,破解制约南疆民族地区棉农增收难题。     

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蔬菜专业合作社为例

目的 品牌建设是引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环节，厘清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的影响因素成为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问题、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北京市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从内部条件、外部条件、组织和文化条件以及政府条件四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条件因素中的种植面积、注册年限、“三品一标”情况，外部条件中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组织文化条件中的理事长对品牌建设重视程度因素，政府是否进行资金和政策支持因素具有较强的显著性。结论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完善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实施规范化运营、加强文化战略建设，同时政府也应该增加扶持力度，共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     

农业产业组织模式的交易关系与治理机制——基于肉牛养殖企业的多案例分析

目的 农业产业组织模式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制度载体,考察企业控制型农业产业组织模式初期的合作问题,为助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以畜牧业生产加工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采用多案例研究法,构建“交易特性—交易关系—治理机制”分析框架,探讨不同交易特性的农业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的交易关系与治理机制。结果 不同交易特性的农业企业与其他经营主体形成了不同联结程度的交易关系;在交易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其匹配的治理机制也有所改变,大多为复合治理机制且关系治理机制存在于多种交易关系中;准纵向一体化模式中要素契约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有利于锁定双边的专用性资产投资,构建多元经营主体的长效利益联结机制。结论 政府需要不断优化农产品交易关系的制度环境、大力扶持与农户存在“乡土”关联的农业企业、加强农户自身能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