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城市化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年至2011年的相关数据对能源消费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我国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且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能源消费总量和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短期内,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到煤炭消费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率和经济增长到能源消费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长期内,城市化率和煤炭消费与能源消费总量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能源消费、煤炭消费和城市化率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双向Granger因果关系.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能源消费总量和城市化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保持持续上升态势,并且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远大于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城市化对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的贡献率具有持续拉动作用,而相反能源消费和煤炭消费对城市化贡献率的影响不明显.最后,本文针对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结论以及实现能源、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煤炭需求增长极限及其调控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建立起煤炭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重要因素引入模型中,以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煤炭需求快速增长,其中工业化对中国煤炭需求的作用远大于城市化,意味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加快是引起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则次之。煤炭消费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说明我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特征明显,能源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在中国成立。模型显示,煤炭需求下降的理论拐点在2040年左右。考虑到各项制约因素的作用,中国煤炭年需求量和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因此,应采取各种有效的调控措施,严格控制煤炭需求量的上升,促使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提前到来。     

国际煤炭价格对世界主要消费国经济增长影响的比较研究

通过协整检验和状态空间模型等方法对国际煤炭价格和美国、印度、俄罗斯与日本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表明,国际煤炭价格和上述四国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表明各变量之间有长期均衡关系.国际煤炭价格和四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不一致.国际煤炭价格和印度与俄罗斯经济增长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日本经济增长和煤炭价格不存在因果关系;美国经济增长和国际煤炭价格呈现出单向因果关系.受国际煤炭价格冲击,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经济都长期呈现出正效应;美国经济短期内呈现负效应,长期也存在正向效应.最大的影响是对印度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价格弹性较大并且波动也较大,其次俄罗斯,之后美国,影响最弱的是日本经济.据此各国根据自身能源国情及国际比较优势,制定科学合理的能源战略与政策.     

中国长期煤炭需求:影响与政策选择

本文采用协整技术研究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估计出中国煤炭需求的长期收入弹性、价格弹性、结构弹性以及运输成本弹性;预测未来长期煤炭需求并分析其对环境、煤炭供给和煤炭价格的影响;模拟解释变量不同增长率下煤炭需求的演变并给出政策选择。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是煤炭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GDP是引导煤炭需求的原因,但煤炭需求不是引导GDP增长的原因,这也说明了将GDP作为解释变量的合理性。变量模拟得出的政策选择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即便是微调,也会对煤炭需求有很大的抑制作用;煤炭出厂价格的变动对煤炭需求变动的影响不太大,但煤炭需求对运输成本相当敏感,因而煤炭的最终价格对煤炭需求影响很大。     

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

基础设施作为一种投资既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在许多文献中得以验证,而国内有关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和溢出效应的文献并不多见。本文收集中国各省份1988—2007年的面板数据来验证三大网络性基础设施(即交通、能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对我国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溢出效应;能源基础设施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这主要是由我国的能源使用效率低所决定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将会继续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国际化,从而形成未来我国持续、稳定高增长的强大动力。     

碳减排约束下的能源利用效率研究

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中国作为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明显受到国际减排压力。中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高能耗、高排放、粗放式经济增长等都是现阶段经济发展基本特征,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是减少能源消耗强度、缓解当前和今后能源供求结构矛盾、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目前研究国内能源效率的文献大多没有考虑中国节能减排的政策压力。而我国2009年发布的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硬约束,显然可能对各行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产生影响。由此,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主要能耗行业在碳减排约束下的能源利用效率,发现碳减排约束下能源效率低于无约束下的能源效率。     

生物质能对化石能源的替代性——基于中国工业部门的实证分析

选取1987—2009年中国工业部门能源需求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修正的AES模型和MES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部门中生物质能对化石能源的内部替代问题。结果显示:中国对生物质能的需求量会随其自价格弹性的降低而增加;传统化石能源(石油、煤炭)的价格和需求量的同向变化表明,不能依靠价格诱导降低其需求,但价格诱导可促进生物质能对石油和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替代。据此得出:中国的石油和煤炭两类化石能源呈现出"吉芬物品"或"低档物品"的特性,作为可再生能源之一的生物质能则表现出"正常物品"的特性;生物质能是传统化石能源的有效替代品。     

构建中国能源安全政策保障体系

目前,我国能源安全存在诸多问题,主要是石油供应越来越依赖国际市场;煤炭产业可持续发展难度大;能源利用效率不高;装备技术水平落后;环境压力大;替代能源发展较慢.应从战略上确定能源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和完善政府政策,保障能源安全,调整石油、煤炭产业发展政策,综合运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引导和鼓励全社会节约能源,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中国煤炭流动格局与利用效率的空间关联分析

在煤炭市场更加开放的背景下,各地区间煤炭价格联系和煤炭贸易关系更加密切。在对中国煤炭产消格局和区域间供求平衡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空间均衡模型分析区域煤炭流动格局合理性,研究表明:中国煤炭严重短缺趋势仍将持续,煤炭流动格局日趋合理。同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各地区万元GDP煤炭消耗量的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中国各地区万元GDP煤炭消耗量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全国各地区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均在不断提升;煤炭由资源利用效率低且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资源利用效率高且经济较发达地区,煤炭资源赋存和煤炭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负相关。     

碳价冲击对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分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碳市场形成的碳价格会影响制造业各分行业成本的变动,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水平、能源消费量及要素市场价格的改变。采用2001-2011年中国制造业各行业GDP水平、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人力资本及物质资本等数据,以每吨60元碳价水平为基准测算碳价冲击对制造业总体及各分行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碳价冲击有助于提高制造业整体的增长水平,减少生产过程中对能源要素的需求,并可能改变要素市场上各要素的相对价格。为进一步研究制造业不同行业的异质性,将27个目标行业划分为高碳行业和低碳行业,研究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行业组在受到气候政策规制时对相关指标的影响。研究显示:无论是低碳行业还是高碳行业,碳减排政策都有助于提升产出水平,但对这两类行业能源消耗的影响不同,其中高碳行业在受到碳价冲击时会增加资本要素的投入水平,以替代原有的能源要素需求;而低碳行业并没有显著减少对能源要素的需求。     

中国能源、环境、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计量经济理论,建立了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工业化水平、能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能源、环境、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第二,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是造成能源消费和环境问题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间相互影响;第三,短期内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是影响能源消费、环境问题的主要因素。     

煤炭价格波动及其对资源型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基于山西省的实证研究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煤炭大省山西经济增长剧烈下滑,原因在于经济的周期性变化导致煤炭价格波动比一般产品强烈。本文对煤炭价格波动的原因从供求两方面进行了分析,煤炭供求的低价格弹性、经济周期、预期、替代品价格波动、以及成本等因素的影响导致煤炭价格的剧烈波动。在资源型区域,煤炭价格波动导致生产要素集中在煤炭产业,引发“反工业化”现象。基于山西的实证分析验证了煤炭价格的剧烈波动,近年来的数据也显示煤炭价格波动导致山西经济增长波动,并出现了“反工业化”现象,拉大了收入差距。     

中国资源能源增长处于战略机遇期

正未来十年,全球资源能源格局将呈现三大新趋势:需求增长趋势性放缓、新供给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消费增长重心转移,这些变化对中国而言将是实施全球资源能源战略的重要战略机遇期。1.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再工业化"周期带来机遇。全球经济增长和结构因素将持续影响全球资源能源需求的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债台高筑、消费萎缩、人口老龄化,以及总体增长低迷的趋势不会改变,对资源能源的需求量和人均消耗量也将趋势性下降;另一方面,未来十年     

工业化进程：煤炭利用与经济发展

煤炭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能源之一,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西方国家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的使用量不断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煤炭资源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及经济增长提供了能源支撑,但也带来了污染严重、开采无序、浪费严重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在重点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煤炭的产量在总能源中所占比重及变化基础上,探讨煤炭开发利用与经济增长的关联以及煤炭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的现状与变化趋势,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的影响——基于行业层面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石油消费量和进口量的不断增长,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基于38个行业的月度数据,本文详细分析了2003年1月-2009年2月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我国PPI指数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为了降低国际油价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政府仍对成品油定价体制实行部分调控,但国际原油价格的波动对我国PPI指数仍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生产资料价格以及石化行业等高耗能行业,而这主要与各行业的能源消费总量和能源利用效率有关。为此,我国应加快国内成品油定价体制改革,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其能源利用效率,并最终有效地降低国际油价波动给我国经济带来的价格效应。     

提高我国煤炭资源利用效率的几点思考

煤炭作为我国的基础能源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例一直较高,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推进,煤炭消耗总量逐年递增,但煤炭资源利用效率却不高。本文从产业结构,煤炭资源的保护、储备、开采、产品结构、科技投入以及产业集中度等方面对影响煤炭资源利用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节能减排约束下中国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分析

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是节能减排目标实现的有效措施。首先分析了能源消费结构演进的内在变动规律,并运用基于OLS估计的Markov链模型预测了2020年中国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得出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的高碳能源消费比重不断下降,而高效清洁能源所占比重不断上升的结论;然后通过路径分析方法对节能减排约束下能源消费结构的外部影响因素进行了剖析,明确其影响效应。结果表明：一方面,碳排放量约束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的直接影响较大,能源消费量约束、经济发展水平、能源价格和能源禀赋对能源消费结构优化起着间接推动作用;另一方面,节能减排会对能源供给和能源利用效率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从而使碳排放约束和能源消费量约束对科技发展水平产生抑制作用。     

去工业化的碳排放脱钩效应——来自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的经验证据

工业化过程对化石能源的消耗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实现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研究基于黄河流域县域经济体2010—2019年的数据,与通过卫星灯光测算得到的碳排放数据相匹配,实证检验“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比较“正常去工业化”与“过早去工业化”影响的差异,并探讨地方政府财政能力的调节效应和地区的路径依赖效应。研究发现：“去工业化”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过早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弱于“正常去工业化”;“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与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密切相关,并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越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正向效应越明显;“碳脱钩”水平越高的地区,“去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相脱钩的影响效应越强。因而,对于发达地区,去工业化与低碳发展是内在统一的,而对于欠发达地区和资源依赖型的地区,去工业化并非低碳发展的良方。     

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分析——以新疆为例

能源是国民经济最基本的物质基础之一,研究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新疆的跨越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运用协整理论,对1952～2009年新疆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相关数据的协整分析表明:能源中的煤炭消费量与国民生产总值是协整的,二者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进一步的格兰杰检验表明:经济增长与煤炭消费量之间是格兰杰单向因果关系,即经济的增长引起煤炭消费量的增加;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国民生产总值与煤炭消费量之间存在不显著的短期误差修正机制;新疆的经济增长仍然是以大量消耗煤炭为基础,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不合理,能源利用效率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实现新疆的科学跨越.     

工业化、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基于我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2-2012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收入、工业化和城市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能源强度、收入、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收入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工业化、城市化对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大于收入与城市化,只有收入增长到能抵消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时,三者的联合效应才会使能源强度降低.从政策角度看,降低能源强度,不能仅依靠提高收入的经济政策,而重点在提升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在质量,推行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