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存在邻里效应吗?

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文章识别了家庭代际经济支持中的邻里效应,并对相关影响机制进行了检验。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子女、父母等一系列特征变量后,社区邻里效应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这种影响因家庭所在区域存在明显差异,表现为社区邻里效应对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城镇家庭。此外,研究还发现:社区邻里效应对多子女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明显大于独生子女家庭,对男孩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的作用显著大于女孩家庭和既有男孩又有女孩的家庭。最后,机制检验表明:在社区内部,子女追求社会地位,希望赢得他人尊重是社区邻里效应发挥作用的重要机制。文章从社区内部不同家庭互动角度解释家庭代际支持行为,为理解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的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现象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婚姻挤压下父母生活满意度分析——基于安徽省乙县农村地区的调查

在普婚文化盛行的中国农村,持续的婚姻挤压不仅改变了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而且改变了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途径。本文利用2008年安徽省乙县农村居民调查数据,分析了婚姻挤压及代际支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婚姻挤压中的儿子失婚、因儿子失婚而遭受的负面社会舆论成为削弱农村地区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新途径;传统代际支持中的经济、家务和情感支持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有着显著影响,但其影响远不及儿子失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削弱来得直接与强烈;对于相对贫困的有大龄未婚男性家庭,父母对经济支持的迫切需求显著影响其生活满意度。     

农村贫困家庭代际传递研究——基于CHNS数据的分析

贫困代际传递是长期贫困的关键问题。本文利用CHNS数据,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贫困家庭的子女收入对父母收入的依赖性更强;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婚姻状况、受教育年限、收入水平、就业机会和医疗保险情况等重要社会因素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贫困家庭子女容易受到上一代经济和社会劣势的影响;贫困家庭父辈和子辈在受教育水平、上学机会、就业状况以及医疗保险等方面都处于明显劣势。这表明农村贫困家庭贫困代际传递明显。     

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实证研究

本文在对海南省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居住和生活状况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以家庭内资源配置为切入点对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家庭内代际转移更多的表现为代际间交换关系,而非出于老年父母的需求。在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养老机构建设是解决现行农村家庭养老供给不足的有效途径。     

老年人多维贫困测度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利用AF法从健康、经济、教育、精神四个维度测算新时代老年人的多维贫困,并对多维贫困指数分解,进一步利用Logistic模型探究新时代老年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在多维贫困测度体系的四个维度中,至少一个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90%,且两个及以上维度被剥夺的老年人超过30%。（2）经济维度对老年人总体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其次是健康方面,其中经济维度的退休金指标剥夺程度最高。（3）Logistic回归结果表明,除子女是否供养因素外,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层面因素均显著影响老年人多维贫困,生活完全自理、婚姻有人陪伴、在城镇居住对老年人多维贫困有显著缓解作用。     

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12个省份1395份基层调查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质量总体较好,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有显著影响,且存在显著差异。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收入贫困的影响来自于与儿子关系、与儿媳关系和与女婿关系;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精神贫困的影响,来自于四个方面。基于血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明显大于基于姻缘关系的代际关系质量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效应,与儿子关系在代际关系中起主导作用。代际关系质量存在示范效应,但其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非常有限。农村老年贫困个体差异明显。因此,从代际关系质量视角治理农村老年贫困问题,应在分类施策基础上,重点提升老年人与儿子关系的质量。     

代际视角下农村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年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考察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性别差异,并系统探讨具体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地区整体上仍存在"养儿防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但这种传统模式在新生代子女中开始有所改变,即无论是从经济支持,还是从生活照料这两方面来看,女儿和儿子之间的行为差异大幅度缩小,且差异已不显著。这意味着,农村地区以儿子为核心的家庭养老模式虽未彻底改变,但也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通过剖析影响农村家庭子女赡养行为的机制发现,女性地位提升和家庭子女数量减少促使女儿提供了更多养老支持。同时,传统性别观念弱化也对女儿养老有进一步的促进作用。此外,农村老年父母对照料需求的增加以及女性家庭照料上的角色优势,显著地增加了女儿的生活照料作用,但在提高经济支持上的作用并不明显。     

中国农村家庭代际经济支持行为动机分析

本文使用2011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采用样条回归模型研究中国农村亲子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因素及动机,考察成年子女经济转移与老年父母收入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利他动机和交换动机是隐藏在农村亲子代际经济转移背后的主要动机,在贫困线以下以利他动机为主,在贫困线以上则以交换动机为主。得出以下推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对不同养老动机的家庭养老行为产生不同的挤出效应,从而,同一公共政策干预对不同收入水平的老年人将产生异质性的预期效果。因此,在构建和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过程中,需要谨慎设计相关制度安排以确保低收入老年人避免"贫困陷阱"。     

城乡人口流动能否打破贫困代际传递?

我国流动人口子代能否摆脱贫困的桎梏,对于我国巩固脱贫成果与衔接乡村振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以及2017年的跟踪数据,使用代际收入弹性模型进行测量,为了弥补已有研究仅仅关注到的父代和子代的影响因素,引入家庭整体的视角来探讨代际间贫困的传递,旨在探索贫困代际传递好转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子代层与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共计对代际收入传递提供了16.79%的贡献率,其中最重要的传播路径为家庭层的发展享受型消费;家庭层的影响因素对男性的影响较大而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对城镇流动人口的影响相比农村流动人口更大。基于上述研究,应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家庭消费类型、家庭创业、家庭负债等方面的帮助和政策引导,以期实现长久的脱贫和稳定。     

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在农村劳动力流失与老龄化的背景下,摸清我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多维贫困状况,找到解决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有效路径,为更好地开展精准扶贫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共计2086份有效样本数据,运用AF方法从健康、经济状况、生活标准和社会参与4个维度来测量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SPSS 17.0进行二元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研究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影响因素。[结果]健康、生活标准、社会参与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健康维度中的慢性病指标影响最大,而经济状况方面的剥夺程度最低。在地区差异上,中部地区在健康和生活标准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西部地区则在经济状况和社会参与方面存在较深的剥夺。拥有在世子女、社会支持和村委会关心对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具有正向缓解作用,但是具有孤独感、在世子女数量越多或者对子女关系不满意的农村空巢老人陷入多维贫困的可能性更高。[结论]为缓解农村空巢老人多维贫困,在关注其收入贫困之外,一方面要重视改善其生活保障机制和人居环境,另一方面,更要增强人文关怀和提升老人社会参与感。     

农村老年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

本文以社会角色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依恋理论为基础,构建了子女为农村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利用"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采用多层线性模型,从个体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层面分析影响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的主要因素。结果发现,子女为老年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受子女个体特征、家庭角色、社会角色和对父母依恋行为的影响,同时受到老年父母的个体特征、对子女依赖程度的影响,但是并不受社区层面正式照料机构的影响。子女依恋行为在子女提供日常照料中具有中介作用。     

劳动力外流阻断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目的 通过分析劳动力在外流过程中能否阻断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研究提升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影响,为未来相对贫困的治理提供借鉴。方法 文章基于代际传递视角,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微观数据,通过构建AlKire-Foster（A-F）模型,测度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Logit模型研究劳动力外流人口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最后采用列联表分析人力资本在此过程中的作用。结果 我国劳动力外流人口整体上不存在严重的极端多维相对贫困,并且多维相对贫困状况有所改善;劳动力外流人口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存在严重且长期的相对贫困;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存在代际传递问题,并且父亲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对子代的影响明显高于母亲;西部地区存在极端多维相对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程度更深;在劳动力外流的过程中提升人力资本存量能够有效阻断劳动力外流人口的多维相对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结论 父代应以身作则,正向影响子代成长;提高政府专项扶贫中人力资本扶贫资金比重,完善地方政府关于未成年子女教育和健康考核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群众普遍受益。     

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探析

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呈现出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家庭成员特别是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对现居深圳市的农村随迁父母的专项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团结理论,探讨了家庭代际关系对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村随迁父母与子女有较强的代际凝聚力,情感关系是影响农村随迁父母心理福利的重要因素,代际共识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具有积极作用,而代际联系对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有负向影响,向子女提供经济支持则降低了农村随迁父母的心理福利。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的经验证据

父母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儿童生存发展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少有研究从生命周期视角探讨留守经历与儿童长期发展的关系。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构建4个维度6个指标的多维测量框架，系统考察了儿童期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1)新生代农民工收入贫困率很低，但多维贫困率较高，健康和社会保障维度贫困是其陷入多维贫困的主要原因。(2)留守经历对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状态和多维贫困指数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3)留守经历对女性、“90后”、短期流入、省内流动的新生代农民工多维贫困影响更大，父母双方均外出型比父母单方外出型留守经历的作用更明显。(4)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留守经历产生多维贫困效应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健康的显著负面作用。因此，有必要制定针对性政策提升农村留守儿童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减轻“拆分型”家庭模式对农村儿童长期发展的不利影响。     

家庭禀赋、社会福利与农村老年贫困研究

家庭资源禀赋差异与社会福利的发展向度是影响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农村老年贫困分解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利用2011年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分析了家庭资源禀赋、社会福利制度对农村老年贫困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家庭收入、子女的资源供给等家庭禀赋因素以及公共养老金、公共医疗服务可及性都会显著影响农村老年贫困的发生。并且,农村老人经济贫困、健康受损与精神孤独三个维度之间也存在很强的正向关系。提高家庭养老保障能力与社会福利项目的福利水平成为防止农村老人陷入贫困状态的政策选择。     

“新农保”拉近了父母与子女的空间距离吗——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探讨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老年父母与子女空间距离的影响。利用CHARLS数据的实证结果显示,农村老年父母新农保参与行为会促进成年子女劳动力迁移,显著提高成年子女选择县外迁移的概率,农村养老服务供养主体和供养客体间的空间距离在逐步加大,且影响效应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在稳步提高新农保制度对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的同时,国家和社会要更关注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照料问题,不断推动农村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建设。     

社会养老保险缓解农村老年贫困的效果评估——基于CLHLS(2011)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追踪调查2011—2012年数据(CLHLS),将农村老年贫困操作化以主观贫困与客观贫困两个维度,运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在降低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方面的作用,并使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对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减贫效果进行进一步的估计与检验。研究发现:农村老年贫困现象较为严重且存在较为明显的地区、性别及年龄差异。总体上,农村老人主观贫困的发生比率在20%以上,而客观贫困的发生比率高达70%。社会养老保险降低了农村老人主观贫困的发生比率,但由于存在对子女经济支持的"挤出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老人客观贫困的发生比率。基于此,研究提出了强化财政投入、提高基础养老金待遇的政策建议。     

农民合作社、贫困脆弱性与贫困阻断北大核心

全面脱贫后,防止返贫将成为我国下一阶段扶贫工作关注的重点。而农民合作社作为解决农村贫困的有效工具,科学评估其能否降低农村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从而有效阻断贫困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库(CLDS)三期微观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及三重差分(DDD)的方法检验加入农民合作社对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以期测度其在未来阻断农村家庭贫困的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加入农民合作社能够显著降低农村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而有效阻断贫困;并且户主受教育时间越长以及农村距离市场越近,农民合作社降低农户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越大。此外,不同类型的合作社以及不同地区的合作社影响家庭贫困脆弱性的效应也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农民合作社通过增加农户收入、增加农户对社会的信任度以及提供隐性担保等方式来降低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从而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在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相对贫困长效治理——基于隔代照顾的视角

在利用中国家庭动态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测度农村家庭相对贫困基础上,本文使用双固定效应模型、离散选择模型、工具变量法、断点回归法和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研究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家庭相对贫困的政策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显著降低了家庭相对贫困发生率,幅度约为2.38个百分点;从隔代照顾视角,老年人领取养老金能够增加家庭对儿童的健康和教育投资以及家庭劳动力供给,从而缓解家庭相对贫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领取时间越长,减贫效果越好,但囿于保障水平,对深度相对贫困的作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