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减负使农民得到切实利益

农民减负增收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政治、经济、社会能否稳定发展的重大问题。减负是增收的基本保障。农民沉重的不合理负担主要来自于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政府减负才能保证农民不合理负担的减轻。减轻农民负担要求进一步推进农村地方及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剪除政府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和经济指标,加大对农村财政支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为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使得农民得到一定的切实利益。     

江汉平原的农民流动与阶层分化：1981－2010——以湖北曙光村为考察对象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社会的巨大变迁激活和重组了农村的各种利益关系,最为明显的是大规模农民流动的发生。农民流动的形式主要表现为其在职业和居住模式上的剧烈分化。可以认为,基于职业分化的农民流动更多的是需要测度一种非定向的流动规律,即农民在不同职业间的空间转换过程中对于传统农业的依赖差异;而农民的房屋买卖与居住地迁徙,则是需要测度农民的定向流动规律,即农民对于社区本身的归属程度。随着农民的大量流动,村庄出现明显的经济社会分层,主要包括富裕阶层、中农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和贫弱阶层。这里的阶层分化不仅仅是职业意义上的,也与基层治理主体直接相关。其中,半工半农阶层与中农阶层的形成和互补,构成了当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层基础;通过这两个阶层的流动性与互补性,并且最终以中农阶层为载体,中国农村的发展就找到了最有利的支持力量。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法制思考

农村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是农民生存的迫切需要,是农村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农村社会矛盾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障碍主要是农民环境权的缺失,农民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意识欠缺,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健全,农村专门领域立法缺失,农村环境执法管理体制缺陷。因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对策包括明确公民的环境权,加强生态环保法制宣传,强化农民的意识,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健全农村环境保护执法体制。     

农民生态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将其融入"五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中。中国是农业大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在农村。农民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农民生态行为受生态意识、生态知识、经济利益和生态执法状况等因素的影响,优化农民生态行为就要加强农民生态教育、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加大农村生态执法力度。     

自治、博弈与激励: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安排

基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民的互动视角,采用博弈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逻辑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农村人居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规制失灵;农村人居环境公共资源的“公地悲剧”不是必然现象,可以在农民之间建立一种自实施的自治机制,避免导致“公地悲剧”;由于利益目标的差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激励问题、地方政府与农户之间的博弈行为,导致了农村人居环境规制失灵。研究启示是,制度的建立健全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顺利推进的保障,更将有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农村的可持续发展。     

进一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研究

十五时期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环境保护工作,通过实行以奖促治和以奖代补政策,以及启动农村环境保护相关项目等措施,使我国的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由于我国农村地域广阔且污染源复杂,当前农村环境问题并未根本好转,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存在点源污染与面源污染共存,生活污染和工业污染叠加,各种新旧污染相互交织,农村生活污染治理基础薄弱,工业及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有加速趋势,农村生态退化尚未有效遏制等现象。当前,我国农村环境问题是在农村城镇化、农业生产技术变革等特定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农民的生产生活习惯等密切相关。借鉴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我们应正确认识农村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明确市场与政府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的分工,将农村环境保护作为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内容,充分认识财政政策工具的特点,不断提高农村环境保护政策的效率。进一步促进农村环境保护的具体政策建议是:加大财政支持农村环境保护的力度,设立农村环境污染税费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农村环境保护职能范围,统筹农村环境保护工作,整合对基层政府的转移支付资金,以及突出财政支持重点等。     

“中农”阶层：当前农村社会的中间阶层——“中国隐性农业革命”的社会学命题

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型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远比大农场适合中国实际,这是黄宗智先生为“中国隐性农业革命”提出的农业经济学的命题。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小规模家庭农场及其经营者的存在,还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安徽芜湖农村的调研显示,根据农村土地耕种规模及收入状况,可蒋当前农民划分为精英阶层、中上阶层、中农阶层、中下阶层、贫弱阶层等五大阶层。其中,作为经营小规模家庭农场、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中间阶层、释放中农价值的角色,并造成乡村治理中特有的“中农现象”。新兴中农阶层的发现,将“中国隐性农业革命”带进了社会学阶层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中,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     

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阶层不断分化,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演变,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研究表明,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具有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发展的趋势主要是农民工阶层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居民结构异化。农民阶层分化是今后研究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视角,尤其不可忽视农民阶层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     

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部门和资本“下乡”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在新农村建设资源分配中,大多数政府主导实际上已经沦为部门利益主导,它们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最大化,这导致精英农户得益多,而多数小农被"客体化"和边缘化。新农村建设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但专业性合作为主却出现了普遍性的"精英俘获",不利于"农民主体"地位的实现。应该将综合性的、多功能的合作组织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改变条块分割的复杂格局。     

乡镇工业环境保护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博弈分析

针对我国乡镇工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恶化问题,结合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体制的现状,本文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利益博弈模型对乡镇区域环境污染严重,治理不足的制度根源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利益竞争导致的对经济增长的过度关注是导致我国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的制度根源.据此,我们认为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不仅需要建立相应的经济激励机制,从根本上解决不合理的政绩考评体系、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等体制问题可能更加重要.     

资本下乡与环境危机:农民应对行为策略及其困境——基于湖南汨罗市S村的实地调查

近年来,伴随工商业资本下乡,农业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但环境问题也不断凸显。部分商业资本借助"现代技术"和"生态农业"等积极性政策词汇来掩盖其负面影响和构建正面话语权,地方政府则出于发展经济的考虑而导致环境保护表面化。为应对这一环境危机,农民展现出其自有的行为策略,但却存在着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应对能力不足等问题,而村庄内部的分化又进一步使农民作为环境利益相关者的地位不断弱化,最终导致农村环境危机的解决一度陷入困局。对此,还需从赋予农民参与监督权力、完善社会监查机制、坚持中央环保监查常态化、构建多元治理模式五个方面加以着手解决。     

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中政府监管与农户环保行为的博弈分析

农村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致使追逐短期利益的农户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搭便车"行为,使农村环境治理陷入"囚徒困境",政府有效监管成为必然。文章引入农户间接的、非物质形态的收益和政府的政治成本,基于政府和农户治理农村面源污染的策略选择,构建政府和农户的博弈模型。结果表明:降低政府监管成本、增加政府的政治成本、加大政府对农户的技术支持、提高政府的补贴力度和农户环保技术的收益等都有助于农村环境的改善。由此可见,现阶段,政府应将农民合作组织纳入执行政府农村经济政策目标的组织体系中,发展壮大农民合作组织,同时政府应将农村环境和农民参与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中,并增大其评价权重,确保对农村环境进行有效监管。     

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环境的途径分析——基于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

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的过程中,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会影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效率。文章通过运用博弈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各级政府和农民行为选择的机理和影响因素,据此提出建立司法、行政、社会监督于一体的监督体系、加大财政支持的深度和广度、建构政府利益平衡机制等优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运行环境的途径。     

农村基层组织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如何发挥作用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说到底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利益最基本的是经济利益。近几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农村基层组织作为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直接组织者与农民利益的直接维护者,如何在农民收入增长中发挥作用,对于实现组织职能与目的,重塑组织与农民关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排污权交易下的政府行为分析

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国内环境的恶化和人们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都要求尽快采取有效的保护环境的措施。排污权交易在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的国家的成功实践表明,它是一种治理污染的行之有效的经济手段。政府作为公民环境权的委托方,拥有环境容量资源的管理权。政府要保证初始排污权分配的公平性,并且对排污交易进行监督管理。但是在排污交易中,政府的行为并不总是会促进交易的市场发展,作为环境管理权的委托方,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政府与企业之间会博弈,可能产生权力寻租问题,因此,政府的行为也必须通过政策和法律加以界定,公众与社会舆论的参与以及政府与企业行为信息的公开透明化也十分必要。     

加强环境保护推动新农村建设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我们却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要加强农村环境保护,需要我们加强宣传教育,提升农民环境意识;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生态农业;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制度约束;严格环境执法,加大监督力度.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加快新农村建设.     

浅谈运政执法中的暴力抗法

伴随法制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社会各界对执法人员的执法要求越来越严格。同时,运政执法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也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配合和理解。但是,对于一线的运政执法人员来讲,现阶段运政执法的环境却不容乐观。种种形形色色的暴力抗法现象不断出现,基于对自身并不合法的利益的维护,很多非法从事道路运输经营的从业者面对运政执法的时候,表现出极不理智的行为,抗拒执法,甚至辱骂、围攻、暴力袭击运政执法人员。本文从一个基层运政执法人员的角度,对暴力抗法现象的成因及时策做一个粗浅的认识。     

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理性反思:制度缺陷及矫正

目前全国各地进行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探索,在促进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的同时也存在一些制度缺陷:制度安排缺乏对政府的制衡,农民利益缺乏制度保障,土地流转后的配套制度欠缺,以及土地使用、保护缺乏必要的制度约束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涉及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利益关系极为复杂。由现行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制度缺陷引发的多种风险不容忽视,需要从根本上改进现行制度设计,不断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     

征地悖论:地方政府行为与农民权益保护

在征地过程中,地方政府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要发展经济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还需保护、增进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但两者之间有时并不一致,两者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地方政府在征地决策中需要权衡的关键。但是,由于某些现实因素的作用,使得地方政府的行为选择往往过分偏向于前者而损害农民利益,这就导致了悖论产生,即地方政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其行为往往会偏离农民权益保护目标。为此,在征地过程中保护农民权益的关键在于形成合理有效的制衡机制,以纠正地方政府对农民权益保障的行为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