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法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

经济法作为一种调整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已经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对其基础理论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我们认为,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不能割断历史发展,更不能脱离经济活动,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找到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试图从经济活动的深层领域,并结合经济法产生的历史来考察经济法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以期对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独立性看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

经济法的产生及发展过程，以及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无一不标志着经济法地位的举足轻重。作为在现实需要的促进下产生和发展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重要性和独立性应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经济法应当调整那些社会关系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而这个问题的答案直接影响对经济法独立性的肯定与否。本文仅从探讨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入手，试图对经济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进行肯定性论断。     

确定经济法责任权利主体为“多数人”的理论与法律依据

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的中枢环节,在经济法基础理论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上承经济法法律关系,下启经济执法和司法。但长期以来,经济法责任的权利主体不够清晰。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经济法责任与民法责任的重要不同是权利主体具有多数人的特征。确定经济法责任权利主体是多数人,对理解经济法律关系的特点和建立、完善执法为民制度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观与经济法的发展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对我国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的经济法律理论以及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反之,我国整个经济法律体系又为科学发展观在经济领域内的全面实现提供了独特的工具手段和客观价值评判标准。作为我国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经济法始终以一国整体经济的协调、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为自己的宗旨,其采取对宏观经济的引导和促进以及对微观经济强制性干预措施,使得其在经济的科学发展这一任务最终实现方面有着其他法律部门不可比拟的优势。     

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

经济法具有鲜明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历史和时间纬度上，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府失灵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律部门；第二，现代经济法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有效手段，也是对政府干预的约束与规范，是政府干预法治化和市场秩序优化的必然需求。现代经济法的法益保护也具有双重性：既侧重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又兼顾市场经济个体私利的保护，以实现社会公益与个体私益的最大协调与平衡。经济法的现代性是经济法独立于传统私法和公法的显特征。全面认识经济法的特征和功能，论证经济法是一门独立的法律部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经济法的价值

经济法价值是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准确把握经济的价值才能更好地认识经济法。经济法的价值是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价值的社会性是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依据。     

经济法律关系略论

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十分重要的基础理论之一,但是,经济法学界对此探讨并不多.对经济法概念的界定只能使我们抽象、模糊地认识经济法,更进一步探讨经济法律关系则使我们更具体地把握经济法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有助于认识经济法与民法和行政法的区别.     

基于国际经济与贸易执业能力的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路径研究

经济法是高等院校国贸专业的必修课,其开设的目的是使国贸专业学生了解和掌握从事国际经济与贸易实务所必需的经济法基础理论和常用的经济法律规则,以提升国贸专业人才的法律素养。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目前国贸专业经济法课程在教学过程中问题凸现,值得深思。文章结合教学实践,从国贸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的特点分析入手,提出经济法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     

高校经济法的教学方法改革研究——以经济管理类本科生《经济法》课程为视角

高校为经济管理类本科生开设的经济法课程的课堂教学中，经济法总论与经济法部门法律制度脱节，经济法具体法律制度与案例教学不能有机结合，教师“一言堂”现象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教学效果。进一步改革经济法的教学方法，应着眼于经济法学科定位和课程特点及普遍的教学规律，应从注重书本理论教学转向理论与案例教学相结合，转向课堂讨论与双向交流、双向互动相结合，使教学方法具有思考性、启发性和知识性.     

西方经济学理论对现代经济法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和法律的经济法是现代社会才产生的,它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是现代市场经济之法.对现代经济法的产生与发展,一直备受世人瞩目,特别是在今天,经济法的重要地位更是有目共睹.为此,中外学者对现代经济法的起源与产生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有很多精辟重要论述.     

论法学意境中的自然资源概念

自然资源的概念是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核心,也是构建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基石,更是研究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的起点。如何科学构建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界定其内涵和外延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在考察资源的原始字义和自然资源词义的演变的基础上,认为,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存在于自然界或处于自然状态,可由权利主体直接支配或享有特定法益的、具有相对稀缺性的天然形成或生成之物的总称。     

追寻正义:中国法律社会学的危机与出路

与经典社会理论的分析不同,法治实践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悖论特征,在劳动法、财产法、合同法、金融法、公司法和环境法等领域,形成了一种内外有别,呈现身份和产权差序化格局的法律体系。无论是形式主义或实体主义理论都不能完整把握其性质。中国法律社会学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某派学说或者盲目坚持本土主义、实践主义的学术路径。要对改革时期中国的法治运动在全球和国家层面形成的特殊结构与悖论逻辑,在社会理论层面展开更为切实而深刻的分析,并在正义和规范层面对法治发展做出前瞻性的批判、反思和引导,这将是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突破学术困境、探索新路的关键。     

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的理论基础

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的产生受到当时相关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持,而提供理论支持力度相对较大的是法哲学、经济学、社会哲学和社会伦理学理论.新自然法哲学和社会法哲学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法哲学基础;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经济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社会哲学基础;社会正义理论为西方现代契约正义理论产生提供了社会伦理学基础.     

The Common Law Character of English Charters: Spontaneous Order in 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1164)

The Constitutions of Clarendon are presented a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common-law character of English charters. Although formally renounced and abrogated shortly after ratification, the Constitutions remain a fundamental basis for 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spontaneous order subsumes many kinds of positive law and designed order. The emergence of spontaneous order in common law is described, defined, and contrasted with positive legislation. Spontaneous order allowed secular society to grow and flourish. It is acknowledged that charters played a secondary role in making positive law, and were precursors to modern positive legislation. The implications of positive versus spontaneously evolved law for economic efficiency are discussed.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nd aftermath of the Constitutions is presented, and their content is discussed and analyzed from an economic perspective. The key legal problem the Constitutions addressed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peting secular and canon-law jurisdictions, which suffered from inherent conflicts-of-interest. This provided economic decision makers perverse incentives. Prior to the Constitutions, the Church was able to act as plaintiff and judge in civil disputes and intimidate litigants by exercising criminal jurisdiction. Finally, the Constitutions are discussed and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of spontaneously evolved law, which promoted greater entrepreneurial freedom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JEL classification: K11, M13, N43, P160     

论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构成

法律原则作为法哲学和部门法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基本原则不仅体现法律规则和法律制度的基本目的,更对立法、执法、司法、法律监督等法制环节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一直以来,理论界对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确立的方法或标准少有研究。循环经济法作为环境法的特殊部门法,应当有自己独立的基本原则,并且通过独立的基本原则反映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我国循环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确立为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原则和共同责任原则。     

论消费者之义务

本文从理论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出发,客观分析了在法律中明确消费者义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列举了消费者在消费市场中应当履行的主要法律义务.对消费者义务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关系作了分析,确定了消费者义务条款在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归属.     

金融生态环境视角的非正规金融生态状况研究

运用金融生态理论,从金融生态环境角度分析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法制环境以及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机制.可以认为中小企业和个私经济是非正规金融存在的经济基础;善于利用社会传统和习俗等非正式制度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是相对正规金融的优势;非正规金融没有合法地位,经营方式隐蔽,处于监管之外,导致金融风险隐患的形成;非正规金融市场化的利率机制会产生某些负效应.针对非正规金融生态上述现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An Austrian approach to law and economic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uperstition

This paper has two purposes. First, it considers what the components of an ??Austrian?? law and economics might consist of. I argue that Ronald Coase??s concep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precludes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egal institutions and, in particular, the beliefs that support them. In doing so, Coase??s conception precludes an Austrian law and economics. In contrast, Richard Posner??s conception of law and economics makes such analysis the core of its study. In doing so, Posner??s conception provides a productive foundation for an Austrian law and economics. Second, to illustrate what some aspects of an Austrian law and economics might look like in practice, I consider several examples of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beliefs of import for the law. I focus on objectively false beliefs, or superstitions, and argue that some such beliefs are socially productive.     

公民社会呼吁法经济学的大发展

公民社会的基本原则是自由、平等和公正,这些原则既是由法律规定和保障的,又要受到法律的约束与限制。在公民社会经济领域的自由、平等和公正的法律权利与现实生活还有很大距离,有些时候仅靠法律是难以实现公民社会的这些基本目标的,因而,需要探讨法律目标与经济关系的最佳结合点,呼唤法经济学的大发展。     

中日经济立法比较及启示

尽管中国和日本历史上具有相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两国经济立法中存在的诸多不同之处直接导致了两国经济法发展的不同状况.在对两国经济立法中的法律移植、立法体系及经济立法中政府干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后,提出了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立法的三个方面的构想:在经济立法中应注重法律移植的本土化;建立统一的经济法体系;在经济立法中要规制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