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

如何认识影子银行在经济健康发展中的影响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视角考察了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发展使得企业更加倾向于实业投资,而非金融投资.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水平,进而促进实业投资,并提升了企业未来业绩,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则降低了企业未来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同时银企关系是影响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影子银行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关系,同时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定位和实业脱实向虚风险的防治都具有启示意义.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影响与风险规制研究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金融业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非金融企业通过充当实质性信用中介、加入影子银行信用链条参与到影子银行活动,出现了企业影子银行化的现象。虽然企业影子银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资源配置扭曲的问题,但对企业经营与财务状况、政策执行效果、金融稳定运行、宏观经济可持续发展都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应通过引导企业完善机制、坚持金融改革、加强监管、优化实体投资经营环境的方式对相应的风险进行规制。     

信贷质量、货币数量与金融稳定

在当代经济中，金融稳定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作为价值形态的金融资产与实体经济中运转的实物资产的适应度，在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下，货币是主要的金融资产，而货币数量的多少，又取决于信贷规模的高低，因此，货币资产与实物资产的适应度，就取决于信贷质量。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新常态下影子银行体系脆弱性及其治理

近年来,传统被认定为影子银行的实体或业务仍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市场基金等互联网金融业态也迅猛发展,影子银行体系进入新常态。本文借鉴国际影子银行监管经验,在明确界定我国影子银行概念的基础上将我国影子银行实体或业务按经济功能分为四类,即集合投资、贷款供给、促进信用创造和资产证券化中介。在分析我国各类经济功能的代表影子银行机构脆弱性基础上,本文对各经济功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有效管理货币市场基金赎回、明确资本要求、保持流动性缓冲、开展压力测试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信贷资源多维错配与金融稳定

本文聚焦我国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与金融稳定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信贷资源多维度错配为切入点，选取2006-2020年省（区、市）际面板数据，运用非线性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表明，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对金融稳定表现为“倒U型”的非线性影响，信贷资源企业所有制、规模和活性三类错配对实体企业影子银行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抑制还是引致？

摘要：本文以2011－2021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实体企业金融化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投资替代”动机下,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风险形成有促进作用。作用机制分析显示,金融资产并未充当“防御性储蓄”的角色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抑制企业风险,相反,金融化实际上挤压了企业主营业务发展,并引致了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性房地产发挥“投资替代”作用而引致风险,而长期股权投资发挥抑制风险作用。同时,“投资替代”动机更强的企业,引致风险的效果也越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防范化解实体企业因金融化引发的企业风险及金融精准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经验证据和启示。     

国际上关于影子银行监测和监管的探索

金融危机后,全球就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测、监管进行了广泛探讨。金融稳定理事会以欧美国家的影子银行体系为蓝本,研究提出了系列建设性建议,如将“广覆盖”、“窄聚焦”和“深评估”作为监测框架建设的要点,削弱银行同影子银行实体的关联,加强对货币市场基金和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监管等。我国的金融结构和市场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独特性,应立足本国实际,加强监管,防范风险。     

影子银行视角的小微企业融资博弈分析

影子银行的中国化"影子银行"概念最早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提出,其定义为"与传统、正规、接受中央银行监管的商业银行系统相对应的金融机构,它游离于联邦政府监管之外,筹集到的多为短期不确定的资金"。与此相类似的概念还有盖特纳提出的"平行银行系统",以及IMF提出的"准银行体系"。当前,我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较小,产品结构也相对简单。具体而言,影子银行的中国化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银行业内较少受监管的银信合作业务、委托贷款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业务等。比如,通过银信合作发行理财产品,将银行信贷资产转移到表外,可释放出更大的放贷空间。二是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包括民间借贷、地下钱庄、小额贷款等。     

财政补贴、企业家信心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采用2007年-2020年深沪A股实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心理学视角探讨了财政补贴对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补贴显著提振了企业家信心、抑制了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过度金融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深入三者内在的作用机理发现,财政补贴通过提高主业业绩、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激励企业家信心,企业家信心的提升会促使企业增加实体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对金融资产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进而有效抑制了过度金融化。考虑产权性质、创新依赖性以及财政补贴类型的异质性,发现企业家信心在财政补贴与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的中介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非高技术企业中具有显著性,仅有创新类财政补贴通过激励企业家信心显著抑制了过度金融化。本文对优化宏观经济政策、治理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保险公司资产管理的全球趋势

现代保险公司巳成为经营承保与资产管理两大基本业务的综合性金融企业，保险公司的资产管理一般包括一般账户、独立账户和第三方管理资产。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保险公司并殉资产管理公司，实行专业化和全球化管理，以及受托管理养老保险基金和中小型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外包化的趋势。因此，我国保险公司应该逐渐开放投资渠道，完善内部投资机制。大型保险公司应尽快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同时进行金融资产投资与委托代理方式和信托制度下的资产管理。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许多实体企业纷纷调整投资策略,将资金投入金融业,使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日益提高,由此带来的经济后果广受关注。目前,学术界对企业金融化经济后果的探讨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的影响也是一个亟待厘清的问题。基于此,本文应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对税收激进的影响,并探讨融资约束、税收征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对税收激进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提高、税收征管力度的降低更加显著。因此,政府应依据实体企业金融化的程度锁定税收激进企业,加强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行为的管控,制定提高企业流动性的税收激励政策,完善延期缴税制度。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我国影子银行风险问题研究

建立影子银行信息披露制度,将影子银行去"影"化,提高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要求商业银行、大型信托公司及基金公司等建立危机处置预案,限制商业银行的投资标的,防范风险蔓延。影子银行内涵、构成和规模(一)影子银行的内涵"影子银行"又称为"平行银行系统"、"准银行体系",最早是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执行董事Paul McuClley在2007年提出的,认为影子银行是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由杠杆程度较高的非银行机构组成的金融系统。美国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将影子银行定义为银行监管之外的信用中介体系。国际货币基     

互联网金融资产的多目标投资组合研究

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和不断创新,正在悄然改变着公众的投资理财行为。本文在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下公众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变化与资产选择的基础上,构建基于CRRA(常数相对风险厌恶)期末财富期望效用最大化和VaR最小化的多目标投资组合模型。同时引入多目标优化的NSGA-Ⅱ遗传算法,并选择实际数据对模型进行求解,得出最优的互联网金融资产组合。研究表明:(1)互联网金融给传统金融业带来冲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行为和资产组合选择。(2)互联网金融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金融资产“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之间的矛盾,并兼顾了“三性”的相对统一。(3)模型求解结果显示,投资者对互联网金融资产的投资组合为低风险类资产60%左右、高风险类资产40%左右。     

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及"脱实向虚"风险研究

基于2002-2017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方法,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结果显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效应,但受企业异质性影响,不同类型企业金融化行为逆周期效应具有差异性,属于轻资产、国有制、制造业以及非东部的企业,其金融化行为的逆周期效应较为突出.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会抑制固定资产及研发创新的投入,进而挤出实体资产收益.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潜在动机表现不同.在经济上行期,企业金融化是套利投资行为;在经济下行期,企业金融化可以起到平滑资金作用,但需防范实体企业过度金融化可能带来的"脱实向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