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流域水污染成因及其治理的探讨——以浙江省为例

文章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异地补偿性开发是水污染治理的重要经济手段

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我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异地补偿性开发,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异地补偿性开发:水污染治理的经济分析

文章对浙江案例的分析表明,在中国现行水污染治理体制下,流域内各行政区域间的激励不相容导致了流域水污染的持续和加剧,也导致了地方政府污染治理监督强度和治理强度上明显的激励不足。通过自主协商和横向资源转移等机制强化上游的治理、融资和监督激励,在协商一致的条件下实施异地补偿性开发,可有效地实现分散信息下的上下游之间的激励相容,推动流域水污染治理和流域水环境的改善。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流域越界污染规制:对中国跨省水污染的实证研究

本文借鉴Wang和Wheeler分析中国水污染收费制度的研究方法,构建"均衡污染"模型,采用1994—2002年中国各省的面板数据,考察跨行政区流域污染这一越界负外部性对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未能显著改善环境污染状况,地理区位对各省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显著。上游地区具有搭便车向下游转移污染的激励,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流域水质的整体恶化。本文对中国流域污染的规制效率偏低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整的解释。     

基于微分博弈的流域水污染治理研究

为提高流域水污染治理效率,构建水污染治理长效机制,论文以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为切入点,通过建立微分博弈模型,探讨现有生态补偿机制下流域生产技术进步与水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以期为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提供建议。研究表明：（1）污染企业生产技术清洁化进步能够降低流域水污染物的存量;（2）加强府际间的合作能够以更少的投入换来更清洁的水环境,同时能够增加流域整体的净收益水平;（3）技术溢出效应对省域生产技术水平、生产技术投资数额及消费品产量有负面影响。     

清江流域旅游环境的水污染综合治理研究

清江流域有着丰富且品位较高的旅游资源,具有旅游开发的优良条件,但近年来水污染问题破坏了旅游景观,削弱了旅游吸引力,严重威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清江流域的水污染问题亟待解决。通过对清江流域的下游天龙湾水域进行水质监测研究,分析清江流域的水污染状况及成因,进而提出相应的水污染综合治理措施:切实解决鱼养殖业污染问题,转变清江流域产业结构,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治理力度,加快城镇和乡村生活污水与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通过旅游开发促进水环境的治理和区域可持续发展。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治理:基于政策博弈的分析

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政策博弈模型表明:地方政府对环保部门的环境执法有重要影响,在区域利益冲突、信息不对称和缺乏激励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很难真正执行中央政府的治理政策;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对地方政府的问责力度,可能使地方政府面临巨大的经济发展压力而不得不对本行政区的污染进行治理。为实现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的良好治理,有必要对条块分割的环境管理体制进行调整,改变地方政府的利益偏好,通过采取承诺行动提高中央政府的政策效率和置信度,建立跨行政区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实现流域生态质量改善的政策目标。     

论纵向嵌入治理机制在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的作用

当前我国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存在制度缺陷,致使治理绩效不甚理想。文章提出将中央政府关系嵌入到流域跨界水污染治理中,以实现纵向机制与横向机制的有机结合来降低交易成本。该模式摆脱传统流域环境治理中的中央政府的"主宰"或"漠视"行为,采用生态治理政治动员、法律规则和行政命令、治理绩效考核制度、经济激励、省部联席会议制度等嵌入方式。纵向机制的合理嵌入将有助于促进跨界水污染治理中纵向关系与横向关系的有效协调和良性互动,进而达到流域环境治理的目标。     

内部治理、内部控制与债务治理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考察债务融资的治理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效应遭到严重扭曲,债务融资不能很好地发挥激励约束作用;在内部治理的各因素中,最终控制人性质、股权集中度、经理人激励程度对债务治理效应的发挥有显著的影响,董事会独立性与勤勉程度、监事会监督力度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影响不显著;内部控制对债务治理效应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强化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效应的一些建议。     

基于公共物品理论的农村水环境治理机制研究

在广大农村地区,落后的水环境治理与日益膨胀的污染负荷之间的矛盾使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并且呈现出迅速恶化的趋势。从我国农村水环境污染的现状出发,基于公共物品理论深入分析当前农村水环境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主体缺失、治理资金投入不足、环保意识薄弱、二元化的环境治理政策等一系列问题,指出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是导致农村水环境治理不足的最重要原因,并依此来构建我国农村水环境治理的机制。     

水资源管理制度改革、农业生产与反贫困

根据我们在黄河流域四个大型灌区的实证研究发现，传统上村级的集体水资源管理制度正在逐渐被用水协会和承包管理所代替。由于改革具有很明显的自上而下的特征。因而很多改革流于形式；而只有那些建立了有效节水激励机制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才能实现节水的目标。我们进一步的实证研究表明。具有节水激励机制的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改革会导致小麦单产的降低，但不会对玉米和水稻的单产以及农民收入产生显著影响，而且贫困状况也不会因此而恶化。     

公共项目代建人激励制度设计

公共项目代建制面临在现有制度安排下进一步改善其制度效率的重要课题,而基于项目治理的代建人激励容易在政府业主部门和代建人之间形成代理型治理问题,即治理机制激励不足。鉴于此,通过文献分析理清了代建人激励制度的多维度治理机制构成,构建了各维度治理因子测量量表,并通过因子分析对该量表的维度结构进行验证,初步形成了代建人激励制度的多维度概念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相关分析讨论了概念模型中各维度关键治理因子之间的关联性,依据关联性所形成的作用效应设计了相应的代建人激励制度方案。研究结果表明,在项目治理视角下,代建人激励制度包括多维度关键治理因子,且各维度治理因子之间存在耦合作用,能够更有效地激励代建人的积极履约行为。研究结论将为政府业主部门构建更为综合、高效的代建人激励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亚洲水安全挑战及对我国水资源管理的思考

本文聚焦亚洲和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一些与水资源相关的重大挑战,呼吁各界提高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建议我国政府促进水资源一体化管理,将水资源纳入安全政策规划,鼓励加大对水资源污染治理技术的投资力度,并加强相关国际和国内合作。     

滇池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及政策建议研究

导致滇池流域水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生态补偿机制的缺失,构建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是未来滇池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环节。构建完整的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需要从确定补偿的依据、主体、标准和政策路径等核心问题着手。滇池流域水生态补偿机制的实现形式可分为水生态保护(恢复)补偿机制和水污染补偿机制两种,具体类型包括城市水源地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湖滨水生态恢复补偿机制、入湖河道水污染生态补偿机制三类。在生态补偿政策实践中,建议构建滇池流域水生态管理委员会;整合现有生态补偿法规,健全流域管理机制;建立流域水生态补偿基金模式的横向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拓宽生态补偿资金的筹资渠道,完善环境保护税收政策;开展绿色GDP体系认证,完善行政考核制度。     

Water valuation at basin scal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ern India

A parsimonious hydro-economic model for a data scarce dryland area is presented. It features a basin level decentralized water allocation mechanism which is adapted to incorporate sustainable water use and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ities from upstream-downstream linkages. We formulate the profit maximization problem of various agents in a basin, each identifying a sub-basin, who operat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a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 that describes the dominant hydrological processes. We address issues of non-convexities and non-steady state conditions and elicit the dependence of a decentralized water allocation on geo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basin. In particular, the approach describes how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rying and drainage functions of sub-basins in dryland areas manifests itself in the optimal valuation of water. The application to an area of over 500,000 km² and 34 sub-basins in western India indicates that intra-basin cooperation could be beneficial; valuation of inter basin flows as a percentage of respective sub-basin income is on an average around 30% when each sub-basin includes downstream valuation as well.     

科技金融政策能否降低环境污染？——基于“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在创新驱动城市发展的背景下,科技金融发展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方向。本文基于中国2003—2018年262个地级市数据,将“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实施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科技金融政策的环境治理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科技金融政策的实施对环境污染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并且与水污染相比,科技金融政策对于空气污染的治理效果更为明显;其次,从城市区位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东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效果要优于中部、西部和南部地区;从城市等级来看,科技金融政策对于高等级城市具有更为明显的治污排污效果;最后,中介效应分析表明,金融发展、技术创新和经济规模是科技金融政策改善环境的有效路径。此外,科技金融政策实施对于邻近地区的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果。上述分析首次尝试将环境污染纳入到科技金融政策的评估框架中,丰富和完善了环境治理的相关研究,有效地回应了学术界关于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和环境治理的争论,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环境管制政策的比较分析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管制政策能较快地控制污染排放,但缺乏效率,且不利于技术创新,激励型的环境管制政策具有成本低、技术创新激励性强的特点.基于此,近年来世界各国对激励型的环境管制政策日益重视.我国未来环境管制政策的设计应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强化环境政策对技术进步的激励作用,并适度结合命令控制型的环境管制工具.     

珠江三角洲城镇生活污水削减目标的探讨

城镇生活污水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主要的水环境负荷之一,通过节水措施削减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是珠江三角洲构建健康社会水循环的重要战略。本文基于生活用水量和废水排放量在2010年增幅削减一半以及在2020年实现零增长的战略目标,运用广东省环境统计数据和珠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调查数据,探讨了2010年和2020年珠江三角洲生活水环境负荷削减目标的定量方案。研究结论对于科学制定目标导向型的珠江三角洲水环境总体规划有着重要意义。     

建立水市场的成本估计框架

以往关于水资源市场交易机制的研究因为仅限于一个市场的交易成本,因此常常低估交易成本。我们认为,市场产权制度的设计与实施相关成本是交易成本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在运用交易成本对水配置机制效率的全面评价时面临一系列的测度问题,尽管有关最终交易的成本相对易于测度,但最初的信息收集、政策执行和正式市场机制的设计与运行的有关成本的测度存在困难。事实上,当一个政策实施后,再来测度交易成本要容易得多,但为了决策的需要,我们必须事前就了解相应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