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聚落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研究——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发展正在对乡村农户生计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以英国海外发展部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采用田野调查等多种方法,以河北野三坡旅游区苟各庄村为案例,研究了旅游影响下乡村聚落农户生计问题.研究发现:旅游业正深刻改变着乡村聚落均质化的农户生计模式,使得农户生计模式发生分层和空间极化,并形成旅游主导型和兼业型两种生计模式.对生计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生计资本、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进行比较,发现旅游主导型“专业化”生计模式远远好于非旅游农户兼业化的“多元化”生计模式.“生存型”生计和“发展型”生计模式的对比研究,对于建设小康阶段乡村农户就业和发展选择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演化过程与机理分析——以海口龙鳞村为例

行动者网络理论和路径依赖理论在解释行动者的关联性以及行动者对发展路径生成与演化作用方面,具有较强契合性。文章基于上述两个理论视角,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海口龙鳞村这一较早开发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的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龙鳞村生计路径经历了乡村旅游依托型向乡村旅游脱离型的演化过程。在区政府、村委会、合作社与村民等行动者征召下,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发展阶段的行动者网络逐步形成;然而,受规划不足、产品低端、观念落后、管理不当等因素影响,行动者异议增多并陆续退出行动者网络。在农业种植政策扶持的转换动力影响下,行动者重组形成新的行动者网络,该村迈入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发展道路。从路径依赖理论角度审视,该村生计路径的演化机理可从政策性契机诱发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生成、行动者关系嵌入助推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创造、多维结构脱嵌使乡村旅游依托型生计路径陷入负向锁定、理性收益决策解锁推动乡村旅游脱离型生计路径发展4个层面解读。该研究突破了以往多着眼于旅游系统自身的乡村旅游地生计路径研究视域,能为乡村旅游发展路径优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并对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生计路径探寻提供实践启示。     

“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影响因素与应对策略

休闲渔业是“失海”渔民生计转型的重要方向之一。探究由“渔”转“游”的生计转型,对重构“人-渔”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研究以推拉理论模型和可持续生计框架为基础,分析象山县“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影响因素,探讨渔民如何基于自身生计资本选择转型应对策略。研究发现,渔业生计模式中自然资本功能变化、人力资本变迁、物质资本升级更迭、文化资本失效形成的推力和旅游生计模式中政策性便利、工作环境改善、家庭关系优化、海洋情结维护形成的拉力是“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主导影响因素;“失海”渔民生计资本构成要素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心理资本,其中,“心理资本”缺位是渔民旅游生计转型的重要障碍;依据生计资本占有类型与数量,“失海”渔民旅游生计转型表现为回避型、尝试型、专注型和变革型4种应对策略。本研究拓展了生计资本理论应用场景,验证了“失海”渔民通过旅游实现生计转型的可行性与独特价值。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兼论区位条件的生计资本意义

农业文化遗产地农户生计旅游转型与空间地理位置存在关联，旅游环境下区位条件已成为农户生计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遵循顺序解说型设计，该研究采用逻辑回归评估区位条件对生计旅游转型的影响，并通过质性分析探究区位条件对生计发展的作用机理，结果发现：（1）旅游视角下农户生计分化类型在空间上存在一定的分布规律，生计旅游化程度随农户与景区距离的增加而下降，农户区位对生计旅游化转型具有显著影响；（2）既靠近景区又靠近公路的住宅具有旅游经营优势，优势区位助推农户发展形成旅游经营生计，且住宅区位已呈现资本化，成为旅游经营生计中需要投入的资本要素；（3）住宅区位资本形成源于农户住宅的功能转换及外部辐射增值，游客在空间上的集聚及扩散决定了住宅位置的消费市场可达性，形成住宅区位的资本交换与极差地租；（4）景区对邻近社区具有农地、人力资源依赖性，邻近社区投入资源并参与景区旅游生产，社区农户为此获得旅游发展的制度性红利，旅游参与机会及发展福利伴随制度安排的演进而变化。研究有助于认识区位条件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把控旅游地生计资本结构也具有重要意义。     

生计资本视角下大都市近郊区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怀柔区莲花池村为例

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乡村旅游是农民创业的热点行业，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本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旅游山村莲花池村为例，利用半结构式访谈及田野调研资料，基于扎根理论分析了农民旅游创业的行动逻辑及影响因素，建立了创业者特征、创业条件以及创业环境3个主范畴下农民旅游创业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是否旅游创业、是否存续的角度，讨论了农民旅游创业因素作用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1）农民旅游创业决策模型分为创业者与创业条件两个维度。其中，创业条件包括家庭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2）农民旅游创业存在女性化、年轻化趋向，家庭劳动能力、道路便捷性是进行创业的先决条件，家庭社交支出、创业者周围人群以及区域大环境是创业存续的促进条件；（3）农民旅游创业主导因素由个体因素转为外部社会化因素。     

民族旅游语境中的地方性知识与红瑶妇女生计变迁——以广西龙胜县黄洛瑶寨为例

文章从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出发，通过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龙胜县黄洛瑶寨的田野观察，审视红瑶的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如何被转化为旅游产品，并影响妇女的生计变迁及其发展。文章阐述了生计变迁的主要表现，进一步分析了变迁发生的动因。研究表明，地方性知识在旅游语境中的再生产是少数民族文化调适于新的社会环境的路径之一，而案例地的红瑶妇女成功地实现了这种调适，由地方性知识转化而来的新生计手段为她们带来了更好的生活与发展。     

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及影响机理——基于秦岭景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分析

脆弱性及其评估框架为旅游地社会-生态系统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文章借鉴社会-生态系统及其脆弱性相关理论,探索在旅游发展背景下秦岭山区乡村人地关系的测度与解释.从敏感性和适应能力结合的角度出发,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农户参与式问卷调查与实地调研,在农户生计分类的基础上,测度以农户为基础的局地社会生态系统脆弱度,厘清不同类型农户和景区脆弱性的影响机理.以农户适应性为切入点,提出实践对策与建议,为相关部门决策提供依据.研究表明:(1)以旅游生计和综合生计型为主的农户较传统生计型(务工/农)农户脆弱性降低.局域脆弱性空间差异不大,但结构性差异显著,其中,社区共管类景区脆弱性明显较其他景区低.(2)人均拥有耕地面积、家庭物质资产种类、旅游收入、贷款资助机会、区域优势度、技能培训等成为影响农户脆弱性的关键因素.(3)自然资本缺失、适应力资本分异、企业经济理性主导的旅游开发模式进一步增加了人地系统脆弱性,而农户认知、社会资本建设以及社区共管模式有利于提升系统应对风险能力,减缓或降低系统脆弱性.     

新冠疫情对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失地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三清山银湖湾安置区为例

新冠疫情对易地搬迁农户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对生计方式由农业向旅游服务业转型的景区依托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尤为显著。本文以三清山风景区的银湖湾安置区为例,分析了安置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探讨了新冠疫情对安置区农户生计的影响及其机制,并提出了增强农户生计抗风险能力的若干对策。研究发现：（1）易地搬迁对农户的生计资本产生了较大影响。搬迁后,总体上农户生计资本有所增加,农户的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增加明显,自然资本则直接被旅游资本所替代,由此引起相对于旅游业经营而言人力资本的减少;（2）新冠疫情对旅游业的重创直接影响到银湖湾安置区农户的生计,对农户生计的影响面广、影响程度深、潜在影响明显;（3）失地、依赖旅游业、组织化程度低、安置后管委会角色退出等形成了安置区农户生计所处的特定情境,疫情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程度与此特定情境有直接的关系。本文可为其他类型安置区农户生计的疫情影响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增强易地搬迁农户生计的抗风险能力提供指导。     

旅游影响下的乡村重构研究进展

乡村重构已成为国内外乡村研究的重要内容和发展趋势,而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与有效路径,进而成为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本文借助CiteSpace知识图谱可视化软件,对国内外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空间重构、经济重构、社会重构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分析发现：（1）旅游语境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为三方面：乡村土地利用变化、村镇体系重构与乡村内部“三生”空间格局重构。（2）经济重构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变化与居民生计方式转变两方面。（3）乡村治理的改善、乡村文化重构是乡村社会重构研究的两个主要方面。此外,本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旅游影响下乡村重构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从城乡融合发展、保育乡村性以及不同类型乡村的案例比较三方面提出未来研究展望。     

旅游驱动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与机制研究——以湖州顾渚村为例

乡村旅游是推动乡村重构的重要驱动力量,乡村社会重构是乡村重构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典型旅游村落湖州市顾渚村为案例地,从乡村居民视角出发,分析乡村社会重构的特征,并通过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旅游驱动下乡村社会重构机制理论模型。结果表明：（1）乡村旅游发展改变了乡村居民的原有身份,乡村居民从农民、打工者转变为旅游经营者,实现了社会身份的重构。（2）乡村旅游发展带来了大量外来人员进入乡村,乡村社会关系格局逐渐从“差序格局”转变为“多元格局”,实现了社会关系的重构。（3）乡村旅游发展使乡村居民与乡村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乡村从传统乡土社区转变为旅游服务社区,实现了社会空间的重构。（4）旅游要素的介入是旅游乡村社会重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乡村经济重构、乡村空间重构、资源环境驱动、旅游市场驱动、政策制度驱动、行为主体参与6个方面分别构成了乡村社会重构的空间载体、物质基础、支撑机制、引导机制、促进/约束机制和引擎机制,各作用机制之间相互影响、动态耦合共同推动了乡村社会的重构。     

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与品牌建设策略研究

文章探讨乡村旅游目的地形象塑造与品牌建设的策略,以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发现,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塑造与品牌建设需综合考量文化传承、自然环境、社区参与和营销策略等多方面因素。通过挖掘乡村的历史文化、传统工艺等资源,塑造独特的地域形象,可以提升目的地的文化吸引力;充分发挥乡村的自然环境优势,打造生态旅游目的地,可以实现品牌定位与自然景观的有机结合;注重社区参与,加强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交流,可以提升游客的旅游体验感和归属感;巧妙运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采用差异化的营销策略,可以提升目的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以江苏省657家星级乡村旅游地为研究样本,综合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缓冲区分析、地理探测器等多种空间分析与统计方法,探究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呈集聚分布,在苏北地区呈单核心空间分布,在苏中、苏南地区连绵呈环状分布格局。（2）江苏省乡村旅游地具有“沿路傍水” “环城近景”的分布特征,100万城镇人口是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门槛,大城市周边更容易形成乡村旅游地聚集区。（3）单因子探测结果发现,江苏省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受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经济因素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4）双因子交互探测结果显示,经济、社会、自然因素间的交叉作用显著性突出,空气质量与第一产业是乡村旅游地发展的前提条件,交通运输是基础性保障因素,邻近拥有富裕客源的大城市是促使乡村旅游地集聚发展的根本原因。研究结果可为区域乡村旅游产业的布局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社区居民生计模式变迁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协调研究——以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为例

土地利用变化与社区居民生计的耦合是认识人类社会-陆地自然系统相互作用的一种新视角.文章以大连金石滩为例,采用遥感影像目视解译、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调查问卷等方法,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过去20年大连金石滩旅游度假区土地利用变化与当地社区居民生计之间的动态耦合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旅游度假区当地社区土地利用的规模、结构和效益与当地社区生计模式中在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总体看,土地仍然是决定当地社区生计的决定因素.这种变化从生产性要素(农业生产)向非生产性要素转变(房租出租或价值提升).在过去20年,金石滩土地利用-生计模式的耦合协调程度尚处于可接受状态,维持均衡,但仍存在较大的可优化空间.基于此,该文认为,旅游度假区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调整土地利用结构,改善居民生计资本配置方式,从而实现旅游度假区的可持续发展.     

艺术家影响下乡村绅士化与旅游发展的相互作用——以成都明月村为例

乡村绅士化已逐渐成为一个全球现象，但是现有研究多基于西方案例。文章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以四川成都明月村为案例，分析由艺术家迁居引起的乡村绅士化与旅游发展的相互作用，探究旅游如何影响乡村绅士化的进程与效应。研究发现：（1）艺术家的审美化改造提升了乡村房屋的符号价值和商品价值，也吸引了创业者绅士和投资者绅士，他们在乡村的生产和消费共同推动了乡村绅士化与乡村旅游的协同发展。（2）旅游发展使乡村绅士化的社会空间效应更加多样化，乡村旅游与乡村绅士化的协同发展和土地政策的限制，使得明月村没有发生大规模的人口置换和大尺度的人口迁移，并且给本地村民创造了参与旅游的机会。（3）研究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国情境下，即便村民被边缘化，但是乡村绅士化现象依然被本地村民和政府理解为一个正向的过程。因为与绅士化协同发展的乡村旅游产生了经济效益，为乡村振兴带来正面影响，遮蔽了绅士化带来的部分村民被边缘化的问题。该研究丰富了乡村绅士化的解释机制，有助于深入理解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绅士化的互动关系，为我国乡村振兴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指数测评模型——以北京798艺术区为例

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成为我国一种新型的旅游目的地，测评其游客满意度指数有助于该类型旅游地的游客满意度提升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文章从游客期望、游客体验、游客评价、后旅游4个旅游活动阶段构建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指数测评模型，并对典型文化创意型旅游地——北京798艺术区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798艺术区的游客总体满意度指数为3．6581，游客满意度指数最大的旅游活动阶段为体验阶段（1．7272），而期望阶段和评价阶段的满意度较小，游客满意度指数最大的旅游因素和指标分别为旅游景观感知要素（0．9098）、文化创意景观（0．4448）；（2）基于测评模型和案例分析结果，分析文化创意型旅游地游客满意度的形成机理，并提出形成游客满意度主要因素为内部驱动因素（独特的文化创意景观、文化创意体验环境、科学有效的开发与管理等）和外部驱动因素（区域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旅游地文化创意形象、创意旅游口碑、外部交通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红色旅游研究——以河南省开封市为例

<正>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旅游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如何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增强文化自信，同时把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延伸产业链条，促进产业兴旺，实现乡村振兴，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文章通过梳理分布在河南开封乡村的红色文化资源，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整合旅游资源、构建人才团队、加大宣传力度、完善服务设施等建议，以期提升开封红色乡村旅游的发展水平，助力乡村振兴。     

农户乡村旅游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的意愿及从业角色选择是农户基于利益最大化做出的理性经济决策行为,了解脱贫地区农户的乡村旅游从业角色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是新时期巩固旅游扶贫成果,促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精准助力乡村振兴分类推进的重要议题。以贵州省茶园村为例,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农户微观视角进行实证分析,发现：（1）81.98%的农户希望参与乡村旅游经营活动,村域旅游资源禀赋、旅游能人带动和家庭经济实力是影响农户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2）农户从业角色选择意愿强烈程度依次为农家乐经营者（41.75%）>被雇佣者（35.71%）>其他配套产业生产者（20.88%）>经营投资者（4.95%）;（3）各从业角色选择意愿的影响因素差异显著,其中,资源禀赋是农家乐经营和其他配套产业从业角色选择的先决条件;家庭经济实力是农家乐经营和景区投资等经营角色选择的重要驱动力;乡村旅游服务岗位从业选择存在明显的就业路径依赖特性;而能人带动的作用出现分化,一方面对带动农户选择旅游服务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因竞争关系,对农户开展农家乐经营意愿具有一定抑制作用。     

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感知研究——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

农业文化遗产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之一,其动态保护关系到遗产地社区的生计选择、农民的生活改善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面对旅游活动所带来的一系列人为干扰,遗产地社区如何应对关系到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乡村振兴的实现。本文以河北宣化传统葡萄园为例,运用基于地方居民感知的指标测量法,针对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发展影响下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感知研究。研究结果显示：（1）旅游发展对于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存在着较为积极的影响;（2）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韧性各个子系统受旅游发展影响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由高到低分别为社会、生态、文化、经济、制度;（3）各旅游因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其作用程度由高到低分别为旅游设施因子、旅游形象因子、旅游产品因子和旅游规模因子。本文探究了农业文化遗产社区韧性在旅游发展中受到何种影响,分析其形成原因,以期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可持续旅游的协调发展。     

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研究——基于泸沽湖地区落水下村和开基村的对比分析

摩梭母系家庭是一种有别于当今世界上普遍盛行的男性中心主义的父系或父权制家庭的文化模式。本文以云南泸沽湖地区发展旅游多年的落水下村和尚未开发旅游的开基村为案例地进行比较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研究发现:摩梭母系家庭权力由老年女性向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女性转移;摩梭女性的家庭权力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特点。旅游发展后摩梭女性家庭权力的变迁是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父权制社会普遍适用的社会交换理论则不能为本案例提供基本解释。     

城市居民对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支持度及出游行为变化——以苏州市为例

2012年国庆首次实行的高速公路免费政策,作为一项惠民举措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出游的热情,在引爆假日旅游尤其是自驾车旅游市场同时,高速公路拥堵不堪、事故频发和旅游质量下降等弊端集中凸显,有违制定政策的初衰.文章在探索性因子分析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居民对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支持度及出游行为感知概念模型,并采用纵向研究方法,借助2013年春节后及2013年国庆后调研数据,通过结构方程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实证研究居民对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感知与支持度及出游行为相关关系变化,结果显示:(1)春节和国庆调研中出游质量与支持度相关性最强,且关联性得到提升;(2)公共服务能力不足和安全隐患都是支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公共服务能力的影响程度略有下降的同时安全隐患的影响力得到提升;(3)出行成本与支持度的相关性有所减弱,相反地,公平性对支持度产生了影响,但并不显著;(4)支持度作为居民出游行为感知与再次出行决策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