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周边格局变化与战略调整

中美邻相时实力和利益关系的变化,导致东亚地区从互利、兼容的二元格局走向竞争、相斥的二元格局。中美互动关系从注重追求相对经济收益的正和博弈,逐渐向以权力竞争和相对国际影响力为目标的零和博弈转变,中国与周边关系演变为与美国及其联盟体系之间的战略互动关系。未来东亚秩序的走势取决于中美两国战略选择,及其与地区公共利益之间的互动关系。面对周边力量与利益格局的变化,主动塑造一个以我为主、具有自我扩展和深化能力的周边合作秩序,以获得与中国实力增长相称的影响力,是中国作为大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中国周边战略正在向主动作为的大方向调整。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要努力构造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同时惠及周边的地区秩序,将共同发展、开放竞争和相互包容这三个核心理念融入到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在内的整套周边战略思路中。     

中美战略竞争与东亚安全秩序的未来北大核心CSSCISSCI

今天东亚安全持续变化的核心问题是中美关系性质的变化。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双边议题导向型的关系,转向了以在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影响力为导向的竞争关系。随着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已经实质性地转移到了亚太地区。为了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外交与经济等领域的主导地位,"锁定"中国作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的针对性战略步骤正在不断推进。地区安全秩序究竟将如何演变,亚太国家如何重新接纳或者对待已经变成区域战略利益竞争性关系的中美两国,整个亚太区域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外交必须站在中美关系发生"质变"的这一新高度,对中美关系和中国的区域外交进行及时和战略性的调整,理性而又务实地规划和执行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动、积极和建设性地塑造东亚安全的新秩序,这对重建中美两国战略互信、在竞争中增进合作、在合作中规范竞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美日战略关系:争取共赢和避免安全困境

在中美日三国关系中,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并存。中美、中日之间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将促进三国之间的正面互动。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美日三国间存在共同利益。中美日在国际体系、民族主义、经济、社会现代化程度等方面又存在结构性矛盾。现在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实行"两面下注"政策,有可能会导致中日、中美双方之间出现安全困境。这种安全困境不符合各方利益。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日三国有必要做出重大努力,通过多重路径来防止美日两国与中国之间出现安全困境。     

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

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不稳定的重要诱因,是影响安全格局调整的主要变量。随着中国崛起,东亚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变迁,但还远未出现权力转移。即便如此,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也正在出现深刻的调整和变化。权力变迁究竟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和主导未来区域安全架构的演变,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严峻的政策话题。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单极霸权体制下的东亚安全。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牵制中国崛起并力图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单极霸权所带来的消极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面对中国崛起,区域内国家会采取强化军事同盟体系,借重域外因素的影响力或者实施新的区域战略等方式调整相应的安全政策。中国崛起的未来应该是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同时发展中重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东亚安全新秩序。对于权力变迁所带来的地区安全秩序重组,必须要有深刻的认知以确保战略的正确导向和积极效应,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20世纪前半期的中日美三角关系

一、20世纪初期中日美三角关系的形成判断中日美三国之间是否构成三角关系,可以考虑以下几个因素:一是三国是否构成亚太地区的三极,并形成双边关系;二是三国双边关系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三是三国关系在亚太地区是否具有重要影响,且影响到三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据此标准可以认定:在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二十余年间。中日美三角关系。既具备了形成的主客观因素,也进行了一些初步的     

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北大核心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以指导双方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共存,而不是恶性竞争。中美应该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实现在东亚共处,但基于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地位以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完全相等,而是应该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地区身份的不同对两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义务予以差异化的安排。未来中美东亚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应以两个原则为指导: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利益。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视东亚为其全球霸权基础的美国不会满意这一安排,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构建中美东亚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阻碍,也不意味着上述原则是不现实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两国实力逐渐走向平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主张。     

东亚安全合作的三种模式——联盟安全、合作安全及协治安全的比较分析

如何在地区安全秩序的塑造中既超越均势,又体现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呢?作者在比较了美国的“联盟安全模式”和东盟的“合作安全模式”的基础上,探讨另一种可能的东亚安全秩序:“协治(collaborativegovernance)”安全,即大国协作框架下共同治理的地区安全模式,由大国推动、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管理地区安全事务,因此形成一种可称之为地区安全社会的关系结构———从安全复合体到安全社会,最终走向安全共同体。中国借助区域一体化、通过“协治安全”模式重塑东亚安全秩序才是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之最优。     

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历史反思

日本民主党政权在2011年完成的"以获取政治安全利益、分享经济红利为主题,实施多元化布局并以中美日三边对话为核心机制"的外交安全战略方向,主要受传统安全上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方向的确立,标志着日本政界主流及民主党内部多数派在外交安全战略上达成为了共识,其纵深处是对日本国家发展的愿景。受制于其在对世界形势特别是对中国的认知上"近视"的精细和"远视"的误判,这一战略并不能使日本实现"正常国家"的定位。日本民族自身的精神哲学、战后美国的东亚政策是阻碍日本进行历史反思的内外部因素,未尽的历史反思给东亚和平留下了不确定因素,日本的"正常国家"定位也因此难以为东亚国家所接受。     

伊拉克战争后的东亚形势与东亚多边合作

美国安全战略的调整及展开,对世界与东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重要影响。例如美国一超地位的加强以及单边主义与多极化矛盾的发展;世界军备竞赛更加激烈;美国对中东、欧洲、东亚政策的重要调整;中日美三角关系出现了向更为平衡方向发展的可能;东亚多边合作要求趋强等等。正确认识当今形势的变化,将为我国外交方针的适当调整提供基础。     

21世纪初期中美日关系发展态势

美国和日本作为世界第一、第二大发达国家和亚太大国,在21世纪初期仍将是影响中国外部环境和对外开放进程的重要力量.中美日作为"一超多强"格局中的三个力量,三角关系具有战略性质,如何发展,不仅影响三国各自的安全和发展,而且还会影响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然而,近十几年来,美日与中国的关系却不够平稳,时常出现磨擦,特别是美日同盟的加强为三角关系注入了新的消极因素.新世纪伊始,美日政治都趋于保守,对华政策也都趋于强硬,更使人们为三角关系的未来走向担忧.如何估价中美日三角关系的发展态势,从而调整对美对日战略,是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新的安全思想和安全理念。在全球化浪潮和非传统安全的推动下,新安全观应运而生。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实践中,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容应不断深化和丰富,而综合安全是当前的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共同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标,合作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     

住房保障范围扩大的房源供给和保障对象界定

住房保障问题不仅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在我国目前必须扩大住房保障范围的情况下,文章根据住房过滤、房价收入比、租金收入比等理论,对保障房房源供给和保障对象界定两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分析。     

网络空间安全视角下的信息安全产业发展路径论析

网络空间安全关系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国防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民众安全。网络空间安全与信息安全产业相生相伴,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是网络空间安全的经济基础保障。面对中国信息安全产业发展制度不完善、核心关键技术滞后、区域发展失衡和产业国际合作不足等困境,必须加大信息安全产业发展扶持力度、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加强信息安全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和推进信息安全产业国际化合作。     

安全投入与安全指标关系的实例分析

根据某地区所给相关数据，采用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法，分析该地区安全投入与劳保投入之间的关系；事故次数与伤亡人数之间的关系；以及安全指标与安全水平之间的关系。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研究

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尚不完善,还存在着效率低下、管理僵化等问题。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渐使农村社会保障步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稳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工作,是发展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维护农村和谐稳定的迫切需要。     

安全治理: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新范式

通过梳理安全治理理论的缘起与演进,作者强调了安全治理概念的形成体现了安全从传统转向非传统、安全维护从管治转向治理的新趋势以及全球治理理论运用于各国实践的新趋向。从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角度,作者还分析了安全治理的能力特性及其实现的可能性,并通过对安全治理的不同模式(欧洲模式、拉美模式以及东盟模式)的逐一比较,进而考察了非传统的安全观念、思维模式及实践经验在不同区域的差异。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作者对国家利益、安全内涵、安全指数以及对安全的维护途径与方法进行了认识上的提升与拓展,强调作为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新范式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即超越国家中心主义的认识论并对多种资源进行整合以实现治理的模式不仅是当代国际安全研究中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模式,也是中国非传统安全治理模式与非传统安全能力建设的一种可借鉴的理论范式。     

基于Asp.Net的B2C电子商务网站的安全认证

由于B2C是一种在线销售得电子商务网站,所以对于安全认证得要求很高。而Asp.Net提供了三种主要得身份验证方式,使用Cookie方式和IIS、附加码技术等一起可以保证认证的安全性,同时这也需要对电子商务网站服务器进行相应的设置。     

对养老保障和住房保障整合发展的探讨

养老保障与住房保障整合发展是指以居民的社会保障需求为中心进行政策调整,形成一体化的解决方案,使人们对养老和住房的需求得到同时满足;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来完善养老保障和住房保障,使两者实现良性互动,互为补充,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产生“1 1>2”的整体效应。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ial Income Replacement and Mortality on U.S. Social Security Redistribution

We study redistribution via the U.S.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system for cohorts of men born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Our focus is on redistribution across race and education groups. The cohorts we study are younger than cohorts studied in previous, similar research and thus more exposed to recent increases in earnings inequality. All else equal, this should increase the degree of progressivity of Social Security redistribution due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benefit formula. However, we find that redistribution is only modestly progressive for individuals born as late as 1980. Differential mortality rates across race and education groups are the primary explanation. While Black–White mortality gaps have narrowed some in recent years, they remain large and dull progressivity. Mortality gaps by education level are also large and unlike the gaps by race, they are widening, which puts additional regressive pressure on Social Security redistribution.     

全球化进程中的美国次贷危机和中国经济安全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4月爆发,目前正演变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其“蝴蝶效应”在全球范围不断扩大：多家金融机构出现巨额亏损甚至倒闭,股市债市剧烈波动,通胀加剧,信贷紧缩,各国实体经济也陷入衰退风险。随着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发展潮流和客观趋势,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化,美国次贷危机也对中国的银行保险业、外汇储备、工业企业、国家财政、股市楼市汇市、就业需求、CPI等产生了明显或潜在的深刻影响。为了更好地规避经济危机,实现整体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层面要重新定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经济安全,监管与服务并重,以防范全球性的金融风险;银行业层面要开拓一条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道路;国民层面要养成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相结合的消费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