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 R & D 补贴、企业研发实力及其行为效果研究

本文基于政府补贴带来企业的额外行为效应理论,以医药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政府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R＆D投入的增加,企业技术实力是否具有调节效应;以及政府补贴是否具有信号传递效应,能否显著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水平。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企业技术资产与R＆D投入正相关,研发人员与R＆D投入强度负相关,两者均不显著;研发人员正向调节了政府补贴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政府补贴发挥了积极的信号传递效应,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显著正相关。     

市场一体化、企业异质性与地区补贴——一个解释中国地区差距的新视角

本文基于融入异质性企业理论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通过引入地区补贴行为对基础模型进行扩展,揭示中国市场一体化进程与区域协调政策影响地区生产率差异和地区经济差距的另一重要机制,即:市场融合过程中,异质性企业的定位选择行为会加剧地区之间的不平衡,并对地区生产率差异产生重要影响,这是不同于规模报酬递增与循环累积效应的另一种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中国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区域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进一步研究表明,欠发达地区的补贴政策总是倾向于吸引低效率企业的进入,虽然能缩小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但是会扩大地区之间的生产率差异,不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市场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近年来区域政策力度明显加强,地区差距缩小和地区生产率差距扩大的原因。本文的研究还表明,合意的区域政策是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同时对于欠发达地区提供适度支持政策。     

规模经济对逆向物流中政府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三阶段博弈的策略分析

逆向物流中企业规模经济效益可以有效促进政府补贴行为。文章建立了基于企业规模效应的三阶段博弈模型,确定了企业最优回收数量和存在规模经济效益时的政府最优补贴率,分别讨论了政府补贴率与企业投资水平及规模经济效益的关系。结论显示:政府补贴可以降低企业投资门槛,从而提高企业投资新设备的积极性;企业规模经济效应会显著提高政府补贴产生的环境保护效益,促进社会总效益达到最优化。     

不同市场结构下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分析

新能源汽车产业近十年来在补贴等政策扶持下发展异常迅猛， 隶属企业队伍不断壮大，市场结构也瞬息万变， 然而近年来的骗补频发与创新不足对政策效果做出了负面诠释。 现有研究认识到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市场各种主体对政策的反应有所差异， 但缺乏深入的探究政府政策行为在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下对企业研发行为的具体影响及最优区间。 本文由此出发， 纳入可以分离出政策额外激励效应的倾向得分匹配法 （PSM）， 运用新能源汽车产业样本企业数据细致分析了市场结构、 补贴政策及企业创新投入三者之间的行为关系。 研究结果显示，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政府政策行为遵循着 “优势企业扶持” 策略， 且补贴政策对微观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额外激励效用， 这种额外激励在高市场集中度下更显著，而当市场集中度处于高寡占 Ⅱ型时， 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用达到最大。     

政府补贴在新基建进程中的作用——一个演化博弈的视角

本文构建政企双方的演化博弈模型,研究政企双方的行为互动机制,分析模型中双方的演化稳定策略,并数值模拟政府补贴意愿、政府补贴额度、政府检查概率、企业进入新基建行业意愿等因素变化时,政企行为的演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政企双方的行为相互影响;新基建行业的高额收益是吸引企业进入的重要因素,但是高昂的研发成本也是企业进入新基建行业的主要阻碍;政府的补贴额度存在一个最优的区间;政府检查概率提升对政府选择补贴策略与企业选择进入新基建行业均具有正向影响。政府应在给予企业适度的补贴资金扶持新基建发展的同时,成立专业的检查监督小组,及时了解企业的投资运营动态,提高补贴的有效性和精准度,以促进新基建良性、有序发展。研究结论为更好发挥“有为政府”在我国新基建发展进程的作用提供了借鉴。     

客户集中度风险、政府补贴与公司研发投入——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前5大核心客户数据，采用赫芬达尔指数计量其客户集中度风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集中度风险对公司研发投入行为的影响，以及另一外部利益相关者政府的“支持之手”--政府补贴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风险显著负向影响公司的研发投入水平，政府补贴的存在则弱化了这种负向影响，尤其在非国有公司中表现得更为显著。该研究拓展了客户集中度风险影响公司投资行为的经验研究，丰富了政府补贴激励公司研发投入活动的作用机理与路径研究。     

基于契约理论的政府与企业创新补贴博弈分析

本文针对政府创新补贴背后的逆向选择问题， 将创新补贴看作是政府为企业提供的“契约”， 基于契约理论刻画了不同信息结构下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和选择， 同时得到了最优政府创新补贴系数和最优企业R＆D 投入水平。研究发现： 企业风险偏好、研发项目的风险、知识产权制度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 投入水平； 信息不对称下， 政府补贴系数和企业R＆D 投入均有所减少。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低效率， 进一步建立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契约， 发现只要贴现因子足够大， 双方可以建立长期合作， 进而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市场进入壁垒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东部和北部地区民营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最大,中部其次,东部最小,这说明政府补贴能够显著促进民营企业绩效增长,且呈现出显著的 区域差异性;②从全国来看,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但 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却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从分区域来看,东部和中部地区民营企业能否进入高壁垒行业对企业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只在东部地区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程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在西部地区却对企业绩效产 生显著的负面影响;③从总体上看,相对于市场进入壁垒而言,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大。因此,当民营企业进入高壁垒行业的成本过高时,政府给予民营企业的财政补贴可以弥补过高进入壁垒对企业绩效产生的负面影响。     

考虑政府补贴时环保研发联盟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决策研究

本文针对环保企业间的研发合作， 建立了政府补贴下的领导者——追随者合作研发博弈模型， 研究双方的研发投入以及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系数， 比较 Stackelberg 和协同合作两种均衡时的研发投入水平， 分析政府的研发补贴对激励系数的影响， 并进行了数值仿真。 研究表明， 在上述两种均衡下， 领导者和追随者的研发投入均随各自的边际利润的增加而增加； 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与双方的边际利润相关； 政府补贴的提高会降低领导者对追随者的激励。     

技术领先者进入下的本土企业R&D合作与政府补贴

为了与跨国巨头进行技术竞争,一般的,政府可以选择R&D合作和政府补贴.本文考虑一个标准两阶段模型的修改,这里有两个高成本的从事减少成本性R&D的厂商,并有溢出效应,和一个没有R&D的低成本厂商进行古诺竞争.我们对厂商进行R&D合作和对厂商R&D提供补贴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无论是在竞争还是合作的情况下,补贴随着溢出率增大而降低,补贴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R&D投入水平、本土企业的产量、总产量随着政府补贴增加而增加,国外企业的产量随着补贴增加而减少.当溢出率较小时,补贴比合作更为有效;当溢出率较大时,合作比补贴更为有效.     

技术领先者进入下的本土企业R＆D合作与政府补贴

为了与跨国巨头进行技术竞争,一般的,政府可以选择R＆D合作和政府补贴。本文考虑一个标准两阶段模型的修改,这里有两个高成本的从事减少成本性R＆D的厂商．并有溢出效应,和一个没有R＆D的低成本厂商进行古诺竞争。我们对厂商进行R＆D合作和对厂商R＆D提供补贴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无论是在竞争还是合作的情况下,补贴随着溢出率增大而降低,补贴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R＆D投入水平、本土企业的产量、总产量随着政府补贴增加而增加,国外企业的产量随着补贴增加而减少。当溢出率较小时,补贴比合作更为有效;当溢出率较大时,合作比补贴更为有效。     

考虑公平偏好的绿色供应链中制造商外包策略分析

供应链成员的公平偏好行为作为影响企业利润的主要因素，已成为当前企业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之一。在考虑供应链成员异质特性和自主学习行为的基础上，本文通过计算实验研究了绿色供应链中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行为对制造商生产决策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行为会降低制造商的利润。当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较弱时，制造商应该将生产外包；反之，当供应商的公平偏好较强时，制造商应该自己生产。此外，消费者的绿色偏好水平和政府补贴力度也会影响制造商的外包策略。     

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官员激励视角研究了在现行政府治理架构下,官员晋升竞争与财政分权对政府研发(R&D)补贴的影响,并将R&D补贴和治理环境内生到企业决策模型中,探寻我国企业R&D投入激励不足的原因。实证检验表明,传统以GDP为考核标准的晋升竞争显著降低了政府对企业的R&D补贴,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也会减少政府研发补贴,进而影响企业研发投入。企业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对企业R&D活动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政府干涉越少、寻租空间越小,企业越倾向于进行研发活动,R&D投入强度也随之提高。本文的结论对于加快地方政府转型,促进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基于政府补贴的协同创新协调机制研究

为分析政府不同补贴策略对协同创新的影响， 本文基于协同创新构建研发企业和生产企业博弈模型。基于此博弈模型， 对比分析政府补贴给生产企业和政府补贴研发企业对单位委托研发费用、单位零售价格、需求量和收益的影响。进一步， 研究协同创新下生产企业和研发企业协调机制， 使生产企业和研发企业整体收益达到整体最优。研究发现： 政府采取补贴策略可以提高研发努力程度， 但是政府补贴对象选取对研发努力程度没有影响； 消费者对创新的敏感度小于某一阀值时， 补贴给生产企业时单位委托研发费用最大， 补贴给研发企业时单位委托研发费用最小， 不采取补贴政策时居中； 通过约束研发成本的成本分摊契约可以使收益达到整体最优。     

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析

为了解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行为模式对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化影响,本文统计了230个城市在2010~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面板数据,利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通过OLS法还是工具变量法,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均会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且土地财政扩张在带来规模效应的同时会对技术进步和效率产生抑制;而政府行为下的土地财政扩张政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呈倒“U”型分布,即当人均出让收入的对数小于1.52时,土地财政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反之则会产生抑制作用。这表明过度依赖土地财政会导致地产行业的过度投资和房价上涨,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进而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     

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纵向整合战略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研究

近年来， 在国家补贴及各种财税政策的支持下， 新能源汽车企业为了抢占政策风口纷纷开启了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纵向整合道路。 这种纵向整合的发展模式对企业生产率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目前还少有学者进行这方面的研究。 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 对企业纵向整合程度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企业的纵向整合程度与生产率之间存在先升后降的倒 U 型关系， 并且目前超过 半数企业的纵向整合已经带来了生产率的下降。 最后， 本文对新能源汽车企业进行合理的纵向整合决策以及政府今后补贴政策的方向提出了相关建议。     

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是近年来财政学领域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本文以制造业上市公司及新三板挂牌公司2012～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政府补贴对总研发投入、净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异质性。本文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企业净研发投入并不具有挤入效应,且整体上呈倒U型。异质性方面,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净研发投入促进效果小于非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取得政府补助后其投入研发补贴的倾向更高;政府补助在整体上能够促进西部企业的研发活动,中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存在较明显的挤出效应,东部地区政府补贴对净研发投入无显著促进效应。     

补贴差异化的资源误置效应——基于生产率分布视角

补贴所带来的扭曲不仅体现在补贴规模上,而且表现在行业内企业间的补贴差异程度上,后者甚至是造成中国制造业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基于Hsieh and Klenow资源误置模型,讨论了补贴差异化影响生产率分布与资源误置的微观机制,利用1998—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度量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间的补贴差异性,通过构建面板模型检验了补贴差异化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程度与资源误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补贴差异化是导致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分布的离散与资源误置的重要原因。在考虑重要解释变量缺失、回归方程设定、区域因素影响等问题后,所得结论仍然是稳健的。本文的政策内涵为政府应改革补贴模式,降低补贴依赖,改良产业政策,以优化中国制造业资源配置,实现产业升级。     

基于研发补贴类别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关系研究——基于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R&D补贴是政府干预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一个重要措施,其具有增加企业R&D资金,降低企业R&D成本的作用,本文以深圳中小板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我国的R&D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是否存在差异.实证结果表明,R&D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在R&D投资和专利产出之间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且R&D直接补贴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     

政府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的动态博弈分析

动态演化博弈模型的建立从理论上证实了政府扶持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重要性.创新的收益外部性和成本内部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企业创新动力不足,政府的积极扶持政策能够改善创新收益外部性和成本内部性的缺失,从而激发企业创新的活力.在企业自主创新行为的演化过程中,政府行为必须根据企业的反应不断调整,在不断试错过程中构建最优的制度环境、激励政策,从而促进企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提高整个社会技术创新的效率.研究认为,政府选择不同的扶持政策,对企业自主创新行为和业绩产生的效果不同,因而政府应根据企业的特征来选择不同的补贴方式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