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权对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高管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考虑终极控制权情景因素,实证分析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结果效应。结论显示,终极控制权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影响企业绩效,具体控制权情景下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间企业绩效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不论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低控制权强度下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绩效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而高控制权强度下二者的差异不显著。     

高管薪酬“实证真相”

在不同资本市场上市的中国企业,在同一高管人才库的供给需求关系影响下,高管薪酬水平将逐渐趋同,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的相关性将进一步增强,企业间的高管薪酬差距会进一步增大。会有更多的公司迫于人才竞争压力推出长期激励计划     

高管薪酬激励、产权性质与企业绩效——基于股权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本文以高管薪酬激励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放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以产权性质为依据，收集了 2007~2015 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分别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股权集中度是否在其中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要强于民营企业；股权集中度在国有企业中对于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而在民营企业中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高管薪酬激励视角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发现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即高管有为提高自身薪酬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高管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相关性不强。此外,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有所下降。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在订立高管薪酬契约时并没有考虑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影响研究——终极控制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医药制造类上市公司 2013 ～2015 年数据为样本， 实证研究了高管激励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以及不同终极控制权性质下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的影响。 结果表明： 高管持股、 高管薪酬与研发投入之间均呈现 “倒U 形” 非线性关系， 即随着高管持股比例与高管薪酬水平的增大， 研发投入先增加后减少， 高管激励只在一定合理范围内对企业研发投入产生较强的促进作用， 过高或过低的激励力度均不能有效提升企业的研发投入； 与非国有控制企业相比， 国有控制企业的高管持股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大、而高管薪酬对研发投入的影响不明显。     

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激励效应的实证研究

薪酬机制是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如何发挥薪酬作为国有企业经营者提升企业业绩的激励作用更是建立科学、公平的国有企业薪酬机制的焦点问题。文章通过对2005年～2006年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得到企业规模、净资产收益率、所在区域、国家股比例和经营者任期是国有企业经营者薪酬水平的决定因素,而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并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对薪酬激励效应实证的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经营者年薪和持股比例的激励效应较强,高管团队的薪酬差距也有助于企业业绩提升。     

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企业研发投资会影响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本文以201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研发投资、企业风险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结论表明,研发投资与企业风险呈正相关关系;增加研发投资导致企业风险加大,高管薪酬与业绩的敏感性会有所降低;进一步地,企业风险在研发投资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负向关系中起中介作用。本文不仅丰富了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企业针对研发活动设计合理薪酬契约提供了决策支持。     

高管薪酬困境

全球经济复苏的缓慢而艰难,让易涨难跌的高管薪酬备受争议。对肩负企业重归繁荣艰巨职责的企业高管们来说,是要同甘共苦,还是要加大激励。这构成了一对矛盾,并在中国有了更富国情色彩的演绎。中国企业高管们的薪酬也在经历艰难的改革过程,矛盾丛生,突出表现为薪酬与业绩、风险不匹配。在国企,失去仕途晋升资格的高管,深受国有化薪酬和市场化业务构成的矛盾"夹板气";在民企,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一夜暴富动机     

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研究

一般来说,高技术企业具有高成长、高风险的特征,较之传统行业应实施更积极的高级管理层激励.但通过2004-2006年我国192家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无显著相关性,与公司规模显著正相关,非公有制控制的公司高管薪酬高于公有制控制的公司,而股权激励比例偏低,说明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机制的有效性有待提高.建议提高高管薪酬水平,完善薪酬结构,积极加大股权激励力度,逐步降低国有持股的比例.     

电力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文章以电力上市公司2005年年报为研究基础,考察了电力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与其高级管理层薪酬的关系,讨论了高管人员薪酬与管理绩效、公司规模、国有股比例等因素的相关性,并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激励机制进行分析。     

高管团队特征、薪酬激励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近年来我国在内部控制建设方面成就显著，根据高层梯队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内部控制的建设需要高管团队的执行，而高管的行为又会受到激励制度的影响，鉴于此本文以2010～2013年创业板17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团队特征及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高管特征方面，高管团队规模与内部控制质量成正相关。薪酬激励方面，高管的薪酬规模、持股比例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本文丰富了高管特征及薪酬对内部控制质量影响的研究成果，对于我国创业板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若干问题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及其管理问题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国企高管薪管理酬问题既有高管自身问题、政府管理问题、立法问题,也有企业本身问题以及社会方面问题。当前要深化国企市场化改革,逐步实行市场化的薪酬管理制度;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大力推进企业薪酬规划设计工作;明确界定高管经营业绩考核内容,建立健全科学的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完善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构建适合中国特点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严格执行各项规定,健全薪酬监管法规政策体系。通过实施这些政策措施,努力构建企业科学合理的薪酬制度体系。     

全球TMT标杆企业高管薪酬与激励新趋势

关注股东利益与公司长期业绩发展成为境外TMT标杆企业高管业绩考核的主要方向,考核结果与高管薪酬深度链接。11家调研企业将高管薪酬与企业的股东总回报(TSR)或股价等反映股东利益的指标挂钩。部分调研企业根据自身业务特色、战略规划、资本运作.     

高管人员报酬激励与公司治理绩效研究——一项基于深、沪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深、沪A股上市公司1107家,分别从报酬形式、总经理来源形式、公司规模、行业竞争环境、地区分布、股权结构、代理成本等方面来对高管人员报酬(高管薪酬和高管持股)激励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主要结论是:在目前的报酬激励体系下,非年薪制激励形式优于年薪制和股权性报酬激励形式;总经理为董事长或董事的公司治理绩效和激励机制优于其他类型;公司规模、行业竞争环境和地区分布影响公司治理绩效水平;股权结构的外生性扭曲了股票市场的有效性理论;高管薪酬、公司治理绩效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透明的力量

从央企国企负责人薪酬福利改革开刀,抓住了整个国企分配制度改革的牛鼻子。这一步只要稳步推进,取得实质性效果,国企薪酬整体性改革就将迎刃而解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正在紧锣密鼓进行,薪酬改革方案已经正式落地并于2015年1月正式实施。从目前公开消息看,这项改革的思路和路径选择都是非常正确的。比如:严格区分央企任命制高管和市场化选拔高管的薪酬待遇。行政任命制高管的基本年薪比照同级行政级别确定,市场化选拔高管享受市场化薪酬。比如:将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的薪酬目前由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两部分构成,调整为由基本年薪、绩效年薪、任期激励收入三部分构成,目的在于使得央企负责人薪酬更好更多与其任职期间的业绩     

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与高管薪酬

现阶段,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高管薪酬的过程中十分依赖会计业绩信息,这其中就涉及到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对薪酬水平的影响。多重会计业绩信息评估机制下导致差异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理论上说,信息异质性越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就越差,而净利润、营业收入等不同业绩代理变量作用下,所造成的高管薪酬合理性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中笔者就会计业绩信息异质性问题展开研究,分析其对高管薪酬设计产生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指导意见。     

家族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公司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4年度沪、深324家家族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建立了高管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影响的模型.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族公司的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我国大部分家族公司的高管薪酬处于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的阶段,提高高管的薪酬,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     

高管激励，终极控制权性质与财务风险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去杠杆” 的大背景， 本文以我国煤炭等财务风险较高的行业 2013 ～ 2017 年数据为样本， 探究高管激励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终极控制权性质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呈“正U型” 的非线性关系， 能在一定范围内部分降低财务风险； 而股权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系数均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能够全面降低财务风险； 国有终极控制权会弱化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正U型” 关系， 非国有控制企业薪酬激励降低财务风险的效果略优于国有控制企业。     

经营风险、晋升激励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2004—200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经营风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高管晋升的激励效应。我们发现:①经营风险越高,公司高管晋升的激励效应越明显;②与民营公司相比,国有公司经营风险对其高管晋升激励效应的影响更小;③与政府间接控制的国有公司相比,政府直接控制的国有公司的经营风险对其高管晋升激励效应的影响更小。本文检验结果支持当业绩度量噪音较大时晋升激励更为有效的理论推断,并表明政府对国有公司的薪酬管制会限制其对激励合约的选择,而监督的加强有助于弥补激励合约的不足。     

高管薪酬激励、创业战略导向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关系研究

本文基于2012～2014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高管薪酬激励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创业战略导向作为企业内部的增长战略倾向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权益薪酬、薪酬差距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显著正相关；创业战略导向会负向调节高管货币薪酬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正向调节权益薪酬与创业型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而对薪酬差距与创业型企业成长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