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占比变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下滑是中国劳动收入增长背景下的客观事实。在农村剩余劳动供给相对充裕条件下,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劳动边际产出效率变化。二元经济下的工业化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资本替代劳动是劳动报酬产业内效应变化的主要原因,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劳动工资引导劳动要素从劳动报酬较高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劳动报酬占比产业间效应下降的原因。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绝对供给能力面临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供给能力减弱,劳动供给曲线左移将替代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报酬的决定,直接提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成本并带动产业内劳动力报酬提升。     

资本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中国案例与国际比较

本文使用分产业增长核算法研究了中国资本与劳动力的产业间配置的增长效应。本文发现,目前对投资的统计是按投资主体而非使用主体来进行行业归类.直接使用这些数据测算各行业资本存量会严重高估第三产业的资本存量,得到资本配置"结构负利"和资本配置严重违背效率原则等失真结论。通过剔除房地产业,本文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后,产业间资本配置基本符合效率原则,资本配置结构效应不明显。本文的测算还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产业间配置所带来的增长效应平均为0.63个百分点,与剩余经济增长率和剩余TFP明显正相关且有推动作用,并呈现出十年左右的"改革周期"。与其他37个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的比较研究表明,截至2017年,中国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仍将处于较高阶段;2017—2023年,结构效应将明显下降,结构性减速压力将迅速增强;2030年以后,劳动力配置结构效应将于低位徘徊,此时经济可能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该发现有助于更好地判断未来经济增长趋势。     

部门生产率收敛：国际经验与中国现实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通过一个包含劳动力错配的三次产业非平衡发展模型,再现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部门生产率向发达国家收敛的路径。数值模拟结果显示,中国部门生产率收敛呈现出不同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不收敛而服务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被动式收敛"特征。本文分析表明,中国存在严重的劳动力错配,导致过多的劳动力被滞留在工业部门,而服务业部门吸纳本地就业的功能得不到有效发挥,这是造成中国现实与国际经验背离的主要原因,并得到了中国31个省份1997—2013年面板数据的计量支持。该结论的含义是,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经超过工业部门,产业结构变化进入了以服务业为主的高级化阶段,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提升工业部门生产率仍将是决定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向发达经济体持续收敛的关键。相应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消除劳动力在产业间自由进出的制度性障碍。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本文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属于"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199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逐年递减效应;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Malmquist指数法的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析

本文运用Malmquist指数法测算了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趋势，并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构成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两个部分，结果显示：1996—2007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为I．5％，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但技术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且在不同时期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存在一定差异。     

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域数据的空间面板计量分析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的交通基础设施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1997—2007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2001—2007年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共带动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11.075%,占TFP整体增幅的59.100%,其中,高速公路和二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带动作用最为明显;在上述贡献中,来自直接效应的部分较小,仅占25.700%,而来自空间外溢效应的部分则高达74.300%;就分时段的估计结果来看,2001—2007年铁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1997—2000年高速公路基础设施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持续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其他等级公路基础设施的影响则没有显示出这种持续的显著性。     

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使用2001—2010年中国制造业分行业数据,实证分析了本土市场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估计结果显示,以"市场促创新"的假说整体上是成立的。本土市场规模每增加1%,将会促进生产率指数增长0.021%、效率改进指数增长0.023%、技术进步指数增长0.018%。分行业研究显示,本土市场规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不同行业存在一定的差异。本土市场规模作用的发挥更依赖于行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和资本密集程度,而对行业的劳动密集程度则并不敏感。从作用机制来看,本土市场规模对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与人力资本等途径传递;对效率改进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资本密度、研发密度、人力资本以及对外开放度等途径传递。在所有的作用途径中,人力资本的影响最大。这些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归纳为"集聚效应"和"竞争效应"。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要素结构变迁

本文运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估算 1978～2017 年中国资本、 劳动增长率、 全要素生产率（TFP） 增长率以及资本、 劳动和全要素生产率 （TFP）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并与美国、 英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要素结构变迁规律进行对比。 研究表明： （1）1978～1992 年TFP 增长率起伏波动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2～2008 年呈递减趋势， 2008～2017 年呈递增趋势， 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客观要求， 也是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源泉； （2） 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中长期动力主要是提高TFP 增长率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3） 提高TFP 增长率的主要方式是把握要素变迁阶段新的增长极逆势崛起、 人力资本优势长期存在、 创新基础越发夯实、 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 改革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优势， 注重知识的积累和科研人力资本的开发。     

珠江三角洲城市产业的优势消长及优化研究

经济全球化使珠江三角洲产业重复建设引起的"同构化"和"低度化"产业结构已经成为制约其城市产业竞争力提升以及企业实现规模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分析珠江三角洲城市产业区位商的变化,反映出珠江三角洲各城市目前仍然存在产业结构雷同,行业布局分散,专业分工不够明显,重点不够突出.珠三角产业未来发展要以结构优化、产业升级和培育新的内生性的经济增长为目标,进而推动产业的转移,但其内部城市之间的产业重构也可能对产业转移构成障碍.     

基于比较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吉林省产业结构分析——长吉图开放先导区战略下的政策建议

三次产业各自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及劳动力比重是衡量一个地区或国家产业结构演进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从比较劳动生产率的角度考察吉林省近30年的产业演进状况及当前的产业结构现况.笔者认为:相对于全国而言,吉林省的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速度较慢.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低,第二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较高,尽管第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对合理,但总量偏小.建议在"长吉图开放先导区"的建设中,抓住机遇促进吉林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新企业研发经费的政策变化探究

<正>中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完成"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鼓励企业创新驱动,培育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社会经济结构是供给侧和需求侧构成:需求侧有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供给侧则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四大要素。国家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矫正要素配置,扩大有效供给,提高适应需求变化的灵活性,用增量促存量调整,优化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可持续高速增长的基础上满足人     

规模、效率和技术

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增长的来源,是目前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知道,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30年来,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劳动力所带来的竞争力帮助中国企业获得了世界分工的机会。最近10年来，资本投入的贡献也开始显现出来，借助于资本的力量，中国企业也具有了进入市场的机会。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可是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只关注了规模这个要素，在效率和技术方面，我们却有着明显的差距。     

信息技术与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研究

总结回顾了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相关的研究,估算上海市资本存量并应用参数估计方法估算上海的劳动力和资产产出弹性,用劳动者报酬进行核实;根据估算的劳动力和资产产出弹性,使用增长核算方法计算出上海全要素生产率;在此基础,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信息技术与上海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对结果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企业生产率变化的省际比较

本文通过对企业生产率的演进分析,利用统计分析来试图发现生产率的产业间变化和总体上的省际发展变化,发现生产率角度的企业核心竞争力省际演变趋势,对各省的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对策思考.     

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实证研究——基于对细分的信息产业、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

运用多投入多产出模型,从产出、投入两个角度测算分析信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等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产出视角的分析表明:相比非信息产业以及信息应用产业,信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对较低,且存在“硬”强“软”弱的结构问题.基于投入视角的分析表明:资本投入一直都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其次是全要素生产率(TFP),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低.从动态演变来看,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剧烈波动都发生在经济危机后,而且往往伴随着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反向剧烈波动,表明为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的过度增长往往伴随着低效率.     

基于DEA模型的全要素碳生产率与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我国30个地区1995～2010年的GDP、资本、劳动力、能源和碳排放的数据,运用DEA-Malmquist全要素碳生产率模型,对我国30个地区、东中西三大区域以及全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并分解为技术效率指数和技术进步变化指数,最后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的影响因素研究

创新驱动发展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要内容。创新驱动发展的本质是高技术产业创新向中低技术产业转移和扩散,带动中低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本文从知识生产函数角度,构建了一个高技术产业创新驱动中低技术产业增长模型,提出了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根据产业间创新驱动指数的变化,创新驱动发展可分为嵌入驱动、协同驱动、融合驱动和逆向驱动四个具有周期性特征的循环过程,不同阶段的高、中低技术产业发展表现为"收敛"、"融合"、"锁定"、"发散"或"挤出"等不同趋势。干中学、研发和知识溢出等内部因素,以及知识产权、FDI和企业规模等外部条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中低技术产业增长向高技术产业收敛或发散的过程。实证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嵌入驱动阶段,驱动效果显著,高技术与中低技术产业间呈现"收敛式"发展态势。其中,知识溢出、研发、干中学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要素,FDI和企业规模对创新驱动发展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创新驱动发展需要高技术和中低技术产业协同创新与发展,也需要在创新驱动和FDI、企业规模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关系。     

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运用两阶段系统广义矩方法,实证分 析了资源型产业集聚的动态溢出效应。结果表明：（１）资源型产业集聚对资源型产业全要 素生产率的影响是动态的,当期资源型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但滞后一期的资源型产业集聚会抑制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资源型产业集聚的“集聚效 应”和“拥塞效应”会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均衡状态。（２）资源型产业集聚与人均GDP的 交叉相乘项阻碍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表明资源型产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影 响的积极效应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验证了资源型产业“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的存在 性。（３）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逐步显现, 而对于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意义则逐步减弱。总体而言,资源型产业集聚对于技术效率变化 的影响主导了对于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影响。（４）非资源型制造业集聚、物质资本投入促进 了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及技术效率的提升,政府干预程度对三者的影响显著 为负,人力资本投入对资源型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改进的积极作用不明显,但 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产业的技术进步。     

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基于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选择

伴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迹象的不断出现和强化,什么能够成为中国经济继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动力已经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而这一问题判别的最重要科学依据则应该是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分析。本文采用新近发展的空间面板模型,在测度要素配置对本地经济发展直接影响效应的同时,还测度了要素配置对其他地区经济的间接溢出效应,以判别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和技术进步等资源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效果。结果表明:在过去的13年间,劳动力对三次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固定资产投资对第二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显著,但伴随着显著且更加严重的负向溢出效应,总效应显著为负,而对第三产业的正向直接效应和正向总效应显著;技术进步对三次产业的促进效应均显著。由此可见,劳动力不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说"不存在有效的科学依据;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行之有效的驱动力量,但不是在第二产业而是在第三产业;技术进步才是驱动中国经济健康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同时也是中国实现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必然的路径选择。     

建国以来北京市产业结构演进特点与动力机制分析

"首都经济"的实质是产业结构的升级与调整。本文采用产业经济学中的相关方法和评价技术,对北京市从建国至今产业结构演进的阶段及其特征进行了分析和判断,最后归纳出推动北京产业结构演进的4种主要驱动力,从而为合理构筑并不断优化北京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