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消费“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可行性分析——基于多维预测的检测

2016 年底，中国发布了《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 2020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要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十三五”时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拐点，在“十三五”的经济背景下，检测这一能源消费目标的可行性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从能源消费总量、人均能源消费量、产业结构、城乡人口结构4个维度预测了 2020 年中国能源消费量，其中基于产业结构维度预测了 2020 年中国生产能源消费量，基于城乡人口结构预测了 2020 年中国生活能源消费量，最终得到 2020 年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3个预测值依次为46.3亿吨标准煤、50.1亿吨标准煤、50.4亿吨标准煤。最后本文认为能源消费“十三五”规划目标具有可行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 结构与作用分析——以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为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一带一路” 倡议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呈下降趋势， 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货物贸易方面， 我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呈下降趋势， 资源密集型产品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 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 降低国内低附加值产品的库存和产能， 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价值链的延伸，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互联网＋”与金融结构变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 计划指明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的产业调整发展方向， 故探索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 2005～2016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 SYS－GMM 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 得出结论如下： 从全国层面来看，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中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最后， 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区域创新对能源结构的异质性边际效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为例

创新驱动能源结构优化是资源密集型地区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地区创新能力对能源结构边际效应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创新能力在优化能源结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能源结构较为低级，且呈现出“高→低→高”的时间变化趋势，经济带两端地区的能源结构层级高于中间地区；各地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各地区的创新能力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区域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反向驱动效应；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随着创新能力跨越各门槛值，其驱动能力呈现出“反向驱动→强正向驱动→弱正向驱动”的态势。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走出去”的能力评价实证研究

《中国制造2025》中，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成为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本文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走出去” 的发展目标为出发点， 通过梳理文献， 选择“走出去” 能力的评价指标并构建模型进行计算， 得出技术创新能力是“走出去” 的决定性因素， 创新能力越强， “走出去” 的能力越强的结论， 并提出了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各重点领域应建立战略联盟、投资建厂、依附工业出口、国际平台推广， 也应吸引国际人才， 建设品牌， 提升“ 走出去” 的能力的对策建议。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变量发展预测

本文以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2010年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为基准数据,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相关变量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实现新常态下的稳定适宜增长,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明显下降。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依然较高,但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基于热传导原理的中国与北极国家“经济通实力” 演化研究

为揭示中国对北极国家经济连通性的影响规律， 本文提出 “经济通实力” 概念， 并针对 不同国家间的 “经济通实力” 传导影响现象， 探讨 “经济通实力” 的传导特征及原因； 借鉴热传导理论 构建 “经济通实力” 传导模型， 分析 2005～2017 年中国对北极国家 “经济通实力” 的影响程度。 演化结 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对北极国家经济连通性的影响程度和影响趋势变化特征： （1） 随着中国 “经济通实 力” 水平的不断提升， 美国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呈衰减态势； 中国对加拿大、 俄罗斯及北欧五国的影响程 度显著上升； （2） 北极航线开通后， 美国对中国的影响程度增幅较小， 中国对俄罗斯的影响程度保持不 变， 对加拿大和北欧五国的影响程度增幅较大。     

“一带一路”沿线省域高技术产业R&D效率提升研究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为沿线各省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重大机遇，紧抓机遇提升R&D 效率是关键。本文以2009~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15 省高技术产业R&D 活动为研究对象，采用DEA-Malmquist 指数法对其R&D 效率进行测度分析。结果显示：“一带一路”沿线省份高技术产业整体R&D 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指数基本呈现下降趋势，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与技术进步指数变动情况趋于一致；不同省份推动或阻碍高技术产业R&D 效率提升的原因各异。最后，根据研究结论，结合“一带一路”战略，给出有助于R&D 效率提升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联效应——基于 MS－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前沿研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关系大多基于静态线性模型, 而忽略两者之间的动态非线性关系。 为此, 本文采用 MS－VAR 模型探究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的动态非线性特征。 研究发现：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经济系统具有 “双区制特征”, 且处于 “缓慢增长区制” 时表现为 “惰性” 特征; 技术进步与能源消费易形成非一致性的均衡, 即中国经济易形成 “高技术低能耗” 抑或 “低技术高能耗” 的均衡, 平均持续期维持在6 年左右, 技术进步的能源 “节约效应” 的概率高于 “能源回弹” 效应; 技术进步的能源消费效应具有 “时效性”, 缓慢增长区制内, 以 “节约效应” 为主, 且具有 “时滞性”; 相反,快速增长区制内, 以 “回弹效应” 为主, 且具有 “即时性”, 响应时长均为2.5 年左右。     

我国对 “一带一路” 国家工程机械出口潜力与出口效率研究

本文借助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我国向 “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工程机械的影响因素、 出口潜力与出口效率。 研究表明, 贸易双方的人均 GDP、 “一带一路” 国家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我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和共同边界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显著正相关, 两国之间的地理距离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显著负相关。 以可拓展出口额为划分依据, “一带一路” 国家分别归属潜力再造型、 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巨大型。 “一带一路” 国家的铁路总公里数、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贸易自由度、 海关清关效率和政府支出水平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效率正相关, 而 “一带一路” 倡议以及 “一带一路” 国家的关税水平对出口效率影响尚不显著。     

“一带一路”倡议、融资结构与中国上市企业全要素生产

本文以 “一带一路” 形成的准自然实验为切入点, 运用2011～2017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年度微观数据并采用DID和PSM-DID模型探究其对中国上市企业TFP的影响, 分析了二者之间作用系的机制效应。 研究发现： （1） “一带一路” 倡议促进了中国沿线省域上市企业的TFP; （2） 相比外资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TFP的影响更为明显; 相比中小微企业而言, “一带一路” 倡议对大规模企业TFP激励效应更大; （3） 当内源融资与股权融资不足以支撑企业经营发展时, “一带一路” 倡议会通过挤出银行贷款来增加商业信用融资, 从而影响企业TFP。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蒙俄经济走廊贸易潜力研究

在我国大力倡导“一带一路”，推动全球对外经贸合作深入发展的今天，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充分发挥中俄蒙三国的经济互补性，挖掘三国之间的贸易潜力和合作空间，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均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基于此研究背景，本文利用2002～2015年中俄对外贸易面板数据，通过引力模型分析了中蒙俄三国的贸易潜力。结果表明，近几年中俄两国之间的实际贸易额呈下降趋势，贸易增长潜力较大；中蒙两国之间的贸易虽呈现“贸易过度”的状态，但贸易额波动较大，且贸易总量较小。最后，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及完善边贸管理体制等3个方面对建立“中蒙俄经济走廊”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空间效应分析

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是有效实施供给侧改革以及顺利进行“一带一路”战略工作的根基，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中重点关注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基于2003～2014年的面板数据，借助DEA方法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比分析全国与“一带一路”国内段沿线地区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及其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地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一带”的硬性基础设施投资，“一路”的软性基础设施投资呈现较高的技术效率水平；区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呈鲜明的空间依赖性；与全国比较，硬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硬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对“一带”沿线的效应较大，尤其是对西北地区产生的本地和溢出效应最大；软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率最明显促进“一路”沿线的集约化水平及带来显著的积极外溢效应。     

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基于空间面板计量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环境EKC曲线理论,采用2002～2013年中国31个省际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的空间分布格局相关性进行研究。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对工业污染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发现：经济增长、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存在空间相关性,并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并形成了不同集聚区域。经济增长、能源结构对工业污染的空间影响效应明显,经济增长与工业污染呈现EKC曲线假设的倒“U”形关系,能源结构与工业污染呈现正向相关关系。最后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制造2025” 研究进展及评述

为了提高“中国制造” 在全球市场的竞争力和国际标准制定中的话语权， 中国政府积极顺应全球产业变革趋势， 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 发展战略。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对近年来该领域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发现学术界主要从战略提出背景、战略的体系架构、战略实施进展、战略实践中面临的问题和困境以及对策建议等方面对“中国制造2025” 展开了研究和探讨。文章归纳了“中国制造2025” 战略当前的研究热点， 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中国制造2025” 的理论研究和战略实践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     

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研究——基于“十二五”时期国企改革的效果评价

“十二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走出去”进程加快,国有企业以及作为“精锐部队”的中央企业与国际社会的互动增加,对全球市场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深化国企改革,既是中国国有企业自身的战略需要,更是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客观要求。本文基于中央企业在2011～2015年间的财务数据,构建了中央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四维评价体系,并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3家中央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探析“十二五”期间国企改革的进展和成效。     

纵向兼任高管、产权性质与现金持有量

本文从“掏空” 与“支持” 双重动机的视角研究了纵向兼任高管对现金持有量的影响机理。基于我国 A 股上市公司2007～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发现： 当上市公司存在纵向兼任高管时， 其现金持有量更多， 而且这种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 在控制了内生性等问题后， 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 大股东通过兼任高管协助进行资金占用的动机也愈强， “掏空” 效应也愈发明显。     

中国 “稳增长” 与结构化去杠杆双目标——基于拉姆塞模型的理论分析

本文基于一个加入了债务因素的拉姆塞模型， 考察了目前我国面临的 “稳增长” 与结构化去杠杆之间的政策困境。 本文的理论分析发现， 在预算软约束和隐性担保的情况下， 国字号企业的债务扩张倾向和政府对于债务问题的被动应对会使得经济陷入难以兼顾 “稳增长” 和 “去杠杆” 的两难困境中。 摆脱这一困境的思路， 短期内可以采用减税政策和去杠杆操作进行配合， 长期内则需要政府着力统筹确立借债和偿债两个阶段的制度安排， 做到国字号企业借债和偿债并重。     

新时期我国继续发展核电的必要性

分析论证了我国能源结构现状、核电发展现状及核电优点;从节能减排和能源结构优化、满足能源需求增长和电力稳定供应、产业经济发展、国家安全需要和综合国力具体体现等方面分析了我国安全高效发展核电的现实需要,认为高效发展核电仍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 、 税收营商环境与中国 OFDI

本文选取 2005～2017 年 “一带一路” 沿线 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 运用熵值法构建税收 营商环境指数, 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OFDI 的空间相关性及税收 营商环境等因素对中国OFDI 的影响。 研究发现：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税收营商环境具有显著差异, 中欧、 南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相对较好, 中亚、 西亚、 东欧地区的税收营商环境则亟待改善; 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 东道国的税收营商环境、 市场规模、 劳动力 总量和自然资源禀赋等因素对中国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 OFDI 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东道国科技发 展水平、 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则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