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报酬、消费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劳动者报酬占GDP 比重作为劳动报酬指标， 基于系统GMM 实证分析了劳动报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并进一步以消费升级作为中介变量， 基于中介效应分析了劳动报酬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 结果表明： （1） 劳动报酬对产业结构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2） 劳动报酬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 东部和中部地区劳动报酬占比的提升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西部地区二者关系不显著； （3） 劳动报酬可通过改善居民消费结构、 增加消费规模来助推产业结构升级。 最后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半参数门槛空间滞后模型

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推动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空间溢出效应和异质性情况，并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半参数模型、半参数空间滞后模型和半参数门槛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逐步考虑人口老龄化的非线性特征、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特征和数字经济的门限特征，对数字经济、人口老龄化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性，经济空间位置邻近省(区、市)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情况产生正向影响；(2)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人口老龄化超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效果更佳；(3)将人口老龄化设为非参数项后发现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非线性特征。在人口老龄化较高时，老龄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老龄化较低时，老龄化阻碍产业结构升级，并通过偏导图发现二者边际影响呈现一种“N”型曲线关系。     

数字经济、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基于2013～2020年中国30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与新型城镇化指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引入新型城镇化,分析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新型城镇化对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通过进一步的门槛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新型城镇化门槛效应,新型城镇化水平越高,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越大。     

环境规制、 科技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以2006～2017年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为依据， 运用面板门槛模型， 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协同对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联合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着基于科技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 只有当科技创新水平跨越相应的门槛值后，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共同作用于产业升级的正向效应才得以发挥。要加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亟需理顺环境规制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推进两者协同发展。     

地方发债、 债务投向与产业结构升级

地方发债是地方政府引导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行为。 本文利用 2009 ～ 2017年地级市城投债发行数据， 实证分析了地方债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 结果表明， 城投债发行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积极影响， 城投债债务投向不同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 债务资金投入到建筑业和交通运输等传统基础设施行业对产业结构升级没有显著影响， 投入到综合类行业、 房地产业、 科技文化行业中将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明显的正向影响， 投入到金融行业不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对如何提升债务资金利用效率和合理规划地方政府债务投向提供了启示。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2001～2017年数据

长江经济带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面临着资源要素约束趋紧的巨大压力。本文在分析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与能源效率关系的基础上，依据 2001～ 2017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分析产业结构升级对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的影响。 研究表明：从整体上看产业结构升级可以正向推进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的提升， 但是中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未能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能源效率， 上游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促进作用低于下游地区； 另外， 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对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一重门槛和双重门槛效应。 提高技术吸收能力、 调整能源产业结构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中国 30 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 在构建 FDI 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 FDI 、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产业结构和 FDI 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从全国层面看， FDI 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 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分区域来看， 东部、中部地区的 FDI 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 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西部地区 FDI 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 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 不同的控制变量对不同的区域具有差异影响。基于此，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面对资源和环境的约束， 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 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 本文构建3种空间权重下的空间面板模型， 选取 2007～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 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结果显示： （1） 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2） 环境规制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 当前尚未达到倒“U” 型曲线的拐点， 即对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3） 产业结构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和对外开放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作用以抑制为主， 而要素禀赋对中国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证结果表明， 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对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金融深化、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和内生增长理论， 利用2006 ～2015 年我国30 个省域数据，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在传统的回归模型中加入空间溢出效应， 对我国金融深化、 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得出以下结论： 技术创新在空间上有很强溢出效应， 金融深化对区域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有促进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存在空间异质性， 对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产生抑制作用； 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对技术创新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而金融深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交互作用对技术创新反而产生了消极作用。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房价、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结构——基于P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本文基于 2003～2017 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 从全国和区域两个层面对房价、 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研究发现： 房价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相互的正向作用， 且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中西部地区更强； 房价对人力资本结构没有显著的影响， 反过来， 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房价有正向影响， 但该影响仅在东部地区显著； 产业结构升级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不显著， 而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推动作用， 但是该作用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 此外， 中西部地区政府支出增加有助于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优化， 这一作用在东部地区不显著。     

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市1998～2013年的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程度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双门槛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技术创新为前提的,若无法有效的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而单纯依靠强化环境规制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是不可持续的。     

工业集聚与污染排放强度——基于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的再检验

为研究工业集聚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本文选取2000~2015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工业集聚为门槛变量，利用固定效应门限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不同工业集聚水平对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发现：工业集聚对废水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门槛效应，在达到门槛值前，工业集聚很大程度降低了废水排放强度，在跨过门槛值后，这种作用会减弱。工业集聚与废气排放强度呈显著倒“U”型关系，在工业集聚水平小于门槛值时，工业集聚会加剧废气排放，大于门槛值后，工业集聚会降低废气排放强度。工业集聚会降低废物排放强度，但未出现显著门槛效应。     

区域创新对能源结构的异质性边际效应——以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区为例

创新驱动能源结构优化是资源密集型地区实现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5年丝绸之路经济带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地区创新能力对能源结构边际效应的区域差异，并进一步探讨了创新能力在优化能源结构过程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丝绸之路经济带整体能源结构较为低级，且呈现出“高→低→高”的时间变化趋势，经济带两端地区的能源结构层级高于中间地区；各地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西南各地区的创新能力明显高于西北地区；区域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在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反向驱动效应；创新在驱动能源结构升级的过程中存在双重门槛，随着创新能力跨越各门槛值，其驱动能力呈现出“反向驱动→强正向驱动→弱正向驱动”的态势。本文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劳动报酬占比变动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分析

劳动者报酬GDP占比下滑是中国劳动收入增长背景下的客观事实。在农村剩余劳动供给相对充裕条件下,劳动报酬占比变化反映了产业结构变迁中的劳动边际产出效率变化。二元经济下的工业化及三次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资本替代劳动是劳动报酬产业内效应变化的主要原因,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劳动工资引导劳动要素从劳动报酬较高的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劳动报酬占比产业间效应下降的原因。随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劳动力绝对供给能力面临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供给能力减弱,劳动供给曲线左移将替代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劳动报酬的决定,直接提升产业间劳动力转移成本并带动产业内劳动力报酬提升。     

碳排放约束视角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3~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从碳排放约束视角出发,实证考察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影响的差异性和产业智能化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智能化对缩小全国、东、中和西部地区省域间经济差距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进一步考虑碳排放约束,发现碳排放约束正向调节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西部地区由于自身产业结构和区位因素,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正向效应;最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两个子维度在产业智能化和区域经济差距间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且主要是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的作用较小。     

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本文构建了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的指标评价体系,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两个维度衡量产业结构升级,并引入了地方政府基础建设类支出、科学支出、税收政策、国有化程度以及金融环境等变量,基于2001～2013年全国31省数据,建立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空间效应。实证结果显示：总体上,基础建设类支出和税收政策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负向空间效应,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科技支出和金融业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存在正向空间效应,有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的,国有化程度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基础建设类支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影响研究

极端气候变化以及刚性的管理体制加大了中国水危机风险，而数字经济的发展却为水资源的高效利用提供了一种可能。本文基于2011～2021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测算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水资源利用效率，并利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经济和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且技术进步能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数字经济对我国八大综合经济区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影响，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正向影响最为突出。     

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与效应——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新常态下， 通过合理的财税政策来配置资源要素， 优化产业布局成为可行的路径。 本文从收入和支出两个角度， 基于系统GMM 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及效应。 结果表明：（1） 整体来看， 收入和支出角度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均能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2） 区域层面， 东部地区收入和支出角度财政分权度的提升均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但中西部地区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3） 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为收入和支出角度的财政分权均促进技术进步和推动人力资本积累， 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积累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文章采用理论分析、数理建模、实证分析等方法，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在制造业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LZFTR（政府资金投入）与CJP（初级品）的相关系数r＝-0.964，LZFTR与ZCP（工业制成品）的相关系数r＝0.982（P＜0.01）。表明战略性贸易政策能够有效降低初级品出口比重，增加工业制品的出口比重，从而促进出口贸易结构不断升级与优化；（2） 战略性贸易政策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贸易固定效应、随机效应模型系数值均为正，战略性贸易政策政府研究发展补贴每增加100%，高技术产业对外贸易结构就会优化0.0042，说明战略性贸易政策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的外贸易结构变化有正向促进作用；（3）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各高技术制造行业贸易结构的影响不尽相同，其对医药制造业及各小类行业对外贸易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其对仪器仪表出口贸易结构优化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医疗设备与器械制造出口贸易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推动我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相关战略性贸易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我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