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排放权交易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影响——源自实验经济学的证据

消费模式对碳排放具有重要影响,加强消费行为的引导和管制,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突破的重大课题。为了将消费因素纳入减排框架,本文基于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Cap-and-Trade Rules)构建了消费排放权交易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规范的实验经济学方法分析了消费排放权交易的市场均衡问题,以及均衡状态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消费排放权的交易价格会收敛于理论竞争均衡价格,即临界碳价;消费排放权交易能够激励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有利于创造低碳需求,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基于这些研究结论,文章给出启示性政策建议。     

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案

中国国务院2012年1月13日发布通知,对“十二五”期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提出具体方案,将开展低碳发展试验试点、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建立温室气体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等工作,将运用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增加碳汇造林、发展低碳能源及加强高排放产品节约与替代等多种手段,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国务院要求,更多地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的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

基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以及国家控制CO_2排放的中长期目标,开发了一个动态投入产出多目标优化模型,对2020—2050年期间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和CO_2排放进行预测。该模型的目标函数是对研究期间GDP累计的最大化和CO_2排放总量的最小化,制约条件是产业的动态投入产出平衡、能源消耗、规划期间内的GDP平均增速等。根据经济发展模式和碳减排力度共设立了9种情景,包括常规发展、一般高质量发展和强化高质量发展3种经济发展模式下的3种碳减排情景(基准情景、低碳情景和强化低碳情景)。研究结果表明:提高行业增加值率、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提高能耗利用效率是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降低能耗和CO_2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     

以市场机制促进双碳目标实现

正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首笔全国碳交易快速撮合成功,价格为每吨52.78元,总共成交16万吨,交易额为790万元。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与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全国碳交易系统将为实现"双碳"目标助力,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由试点起步。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批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等7省市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     

用时间序列与线性规划分析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

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位居世界第一,应对未来的环境问题,优化能源结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必然的选择。本文利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中国2020年能源需求总量为449074.91万吨标准煤,指数计算其GDP是765009.92亿元。利用中国有碳与无碳能源发展作为约束条件,以碳排放最小化为目标函数,建立L.P.模型,计算证明2020年中国排放9977.05百万公吨CO2,相当于1.30公吨CO2/亿元GDP,比2005年3.02公吨CO2/亿元GDP,降低57%;届时,核电、水电及风力与太阳能发电满足电力总需求的16%。     

基于Kaya公式的中国CO2排放影响因素分解

基于Kaya公式的分析框架,采用对数平均Divisia因素分解法分析了能源碳排放强度、单位GDP能耗、人均收入和人口因素对我国1978—2009年CO2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人均收入的高速增长带来了CO2排放量的快速增长,人口对于CO2排放量的拉动作用稳定在一个较低水平,单位GDP能耗的持续下降对抑制CO2排放起到了持续而显著的作用,能源碳排放强度变化微弱。因此,在进一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发展新能源产业,调整现有能源结构,是我国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     

创新实践 推动全国碳市场健康有序发展——专访深圳排放权交易所总裁葛兴安

深圳作为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勇敢的先行者和积极的探索者,自2013年6月18日率先在全国启动碳市场以来,在四个履约年度均成功实现了碳排放总量和碳强度的双重下降,结构性减排成效十分显著。同时,数据显示,深圳碳市场的运行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较好地控制住了由经济增长带来的工业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上涨,初步走上了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变量发展预测

本文以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为基础,2010年投入产出表延长表为基准数据,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相关变量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将实现新常态下的稳定适宜增长,GDP增速保持在65%左右,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第二产业明显下降。由于经济增长的原因,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依然较高,但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节能减排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     

中国特色“低碳经济”优化模型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如何实现低碳经济、限制二氧化碳的排放变得极具挑战。本文首先对我国在2018年的GDP总量、能耗总量以及碳排放总量进行了预测;然后根据预测结果,以经济产出最大化、碳排放量最小化以及行业环境效率评估等为目标函数,构建中国低碳经济优化模型;最后通过求解、分析得到针对我国产业部门结构的最优调整方案,为我国进一步实现低碳经济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参考。     

中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与机遇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积极应对国际社会的舆论和压力,做出了巨大的减排承诺,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低碳减排政策.其中,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是中国低碳减排之路最为重要的举措.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还处于萌芽期,市场搭建工作还未全面完成,这对低碳领域的从业机构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随着越来越多的非试点省份逐渐加入到全国碳市场,中国将加快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建立健全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制度.到2017年中国将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全国碳交易总量将达到50亿吨,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2.5倍,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     

基于非合意产出DEA的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研究

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是推动区域间碳交易及碳补偿的基础。依据低碳经济发展的能源结构、节能减排、碳吸收与存储以及经济效益4个维度,遵循系统性、可操作性、目标性原则,建立了反映低碳经济发展优劣的多层次递阶指标体系,在非合意产出DEA的基础上,建立了低碳经济发展的非合意产出DEA综合评价模型。从应用分析的结果来看,所建指标体系与模型对于区域低碳经济发展评价具有良好的适用性。     

经济新常态下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针对我国经济增速回落、大力推动煤炭消费革命、宏观调控摒弃大规模的非常规刺激措施,坚持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节能优先,形成集约高效的能源消费方式,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的经济新常态下,从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煤炭市场变化角度,对山西省煤矿、乡村和城镇的协调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资源型城市系统中的煤炭企业、周边村镇和煤炭城市间的内在联系,为煤炭企业、周边村镇、煤炭城市和谐发展的新路子提出了对策与建议。     

基于DEA的长株潭城市群低碳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研究

在能源和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的情况下,低碳产业的发展无疑对我国各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借鉴区域和低碳经济发展效率评价研究范式,结合低碳产业特点,本文有针对性地选取评价指标,以长株潭低碳经济发展数据为基础,在城市与区域视角下,应用DEA方法定量评价了其低碳经济发展效率。通过对投入产出数据的DEA有效性进行对比分析,发现长株潭城市群的整体技术创新效率偏低,主要是受规模效率与纯技术效率交叉作用影响,且普遍存在能源消耗投入冗余、低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过多、产业规模不合理和资源利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最后根据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环境伦理的煤炭企业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探讨

煤炭企业是我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的重点。从环境伦理的角度出发,阐述低碳经济、低碳技术在煤炭企业中的运用,并通过对煤炭企业低碳经济评价指标的分析,试图探讨出煤炭企业发展低碳经济的模式选择。     

非化石能源份额与排放强度变化的互动研究

我国已经制定了到2020年实现非化石能源比重15％、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目标。由于非化石能源份额扩大将降低经济的碳强度，这二者存在较强的联系。基于过去30年的发展轨迹，综述了经济、能源与排放指标的变化，建立解析式来衡量指标间的互动影响。分析表明：非化石能源份额目标与能源强度目标的实现，关键在于抑制化石能源的消费水平。从这一意义上，经济与能源结构调整是实现目标的关键。     

山西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的因素分析

文章基于扩展的Kaya恒等式,应用对数平均权重Divisia分解法对山西省1997～2008年的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产出规模效应对山西省该阶段能源消费碳排放的贡献率最大,达到53.14%,其次是能源强度效应为37.1%,紧随其后的依次是,产业结构效应为11.39%,人口规模效应为0.1%,能源结构效应为-1.5%。因此,目前山西省节能减排的重点在于提高能源效率,建立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发展旅游业。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本文首次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层面的能源消耗和产出微观数据,利用细分能源类型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换算得到微观企业环境绩效指标,即单位产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并试图以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桥梁,结合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现象”,研究中国企业出口行为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本文基于企业生产函数框架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①出口造成中国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显著增大,同时,排放强度随着企业出口密度的提高不断增长,出口并没有显著提升企业环境绩效,考虑不同生产函数形式后结论均较为稳健。②传统的“污染避难所问题”并不是造成中国出口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更高的主要原因。③中国出口企业生产效率更低,进而导致更高的碳排放强度。④出口企业的低效率和低加成率(低利润率)进一步拖累了企业技术升级和环保投资,这是出口造成企业更为污染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贸易与中国微观企业层面环境绩效关系研究的缺口,从微观层面给予污染治理与减排策略以政策参考,证实了在国际贸易进程中不仅应制定宏观目标,还应直接着眼于微观企业,特别是促使出口企业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与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