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价格双轨制:“电荒”的经济分析与出路

本文发展了纵向价格双轨制理论,分析了中国近年来连续出现的煤、电冲突,模拟了电荒或电力缺口并解释其产生原因。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取得了一致性结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稳定煤炭市场,改革电力市场的纵向政策调整思路。本文的研究思路和基本结论也适用于油荒、粮荒和房荒问题。     

煤电纵向交易关系:决定因素与选择逻辑

专业化经济可以带来长期平均成本节约,整合化经济可以产生交易费用节约,两条费用曲线的交叉点决定了煤、电纵向交易关系最优形式的选择。影响专业化经济效率的主要因素是生产技术和专用性人力资本价值,影响整合化经济效应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技术和制度环境。对应于不同的因素特征,煤、电企业纵向交易关系最优形式选择存在差异,并随影响因素特征变化而动态演化。     

基于产业链效率的煤电纵向规制模式研究

本文认为，我国煤电产业链受到内生的纵向外部性和外生的需求强波动性的影响．政府在对其制定规制政策时必须基于这两种特性。同时，在评价规制政策有效性时需要以产业链整体效率为基准。本文归纳了7种煤电纵向价格规制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产业链规制”的概念。我们认为，将对电价的规制延伸到对电煤价格的规制是现阶段我国煤电产业链价格规制的最优选择。这不仅可以解决煤炭纵向价格双轨制带来的矛盾，还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为确保规制延伸的有效性，本文还对相关辅助政策提出了建议。     

电煤价格“双轨制” 迎来改革良机

我国自1993年进行煤炭价格部分市场化改革,政府为稳定电价设定了国有大型电厂的电煤价格,从而形成了"计划煤"和"市场煤"并存的价格"双轨制",也同时引发了多年来的煤电矛盾,导致各种交易乱象和交易成本。目前随着煤炭市场疲软,电力供应相对宽松,煤电价格体制改革迎来了历史机遇。我国电煤市场仍采用的价格"双轨制",即在价格调控下分为重点合同煤价格和市场煤价格。重点合同煤指的是     

纵向结构特性与电煤价格形成机制

近年来,煤电矛盾始终困扰着相关产业与政府,其实质是未能构建起有效的电煤价格形成机制。本文分析了四种典型纵向结构下的价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煤电产业链价格机制失效的原因。本文提出了煤电产业链整体规制的观点,并构建了整体规制框架,讨论了电煤基准价格、上网电价与销售电价之间的关系,以及煤电一体化对电煤价格形成的影响。本文认为,基于现实背景,以电价倒推来确定电煤基准价格并对电煤价格实施区间规制,应可作为近期内解决煤电矛盾的可行方案。     

电信主导运营商价格压榨的竞争效应

在纵向相关市场结构下,电信在位主导运营商的价格压榨行为是一种恢复纵向垄断市场势力和获取纵向一体最大化垄断利润的策略性行为,它会严重伤害下游市场的竞争,并降低社会总福利。在反垄断执法中,判定反竞争的价格压榨行为需要分析市场结构条件和进行竞争伤害检验,本文提出了基础的归因检验规则和具体的四种不同类型价格压榨检验方法。基于上述分析,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网络接入价格歧视行为反垄断审查的结构条件和归因检验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不合理接入管制政策是价格压榨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纵向一体化企业的理性策略:价格压榨

本文分析了在纵向相关市场结构下的一体化企业价格压榨的激励,为科学认定价格压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我们提出上游市场结构决定了纵向一体化企业是否采用价格压榨来获取单一垄断利润。当上游为寡头市场时,纵向一体化企业有价格压榨激励。相反,当上游为垄断市场时,没有实行价格压榨的激励。此时一体化企业的价格压榨虽然抬高了市场价格,但仍不能给其带来最大利润。另外,虽然价格压榨被普遍认为具有反垄断性质,但我们的分析表明当上游为寡头市场时,价格压榨却能增加消费者福利。本文的分析为反垄断法中的价格压榨案例和纵向合并案例,尤其是网络行业案例提供了一定的执法理论性依据。     

中国制造业和商业关系演化:总量分析

本文研究中国制造业与商业之间的演化关系，通过分析制造业与商业的总量关系，明确提出中国制造业与商业关系的阶段理论。而两者之间阶段的形成主要是制度因素造成的。本文认为，中国工商关系已经进入以商业为主导的时期，表现为商业利用市场势力对制造业形成较强的纵向渠道控制，必须建立相应的法规和产业政策以利于中国工商关系的协调发展。     

电煤企业呼唤第三方检验

采用质量监督检验机构作为第三方检测化验方是煤炭市场成熟的标志 一直以来,煤电双方就煤炭价格、质量检验的争论不休,尤其是在煤炭市场紧张的情况下,电厂更是叫苦不迭,而以电厂检验结果作为结算依据,煤方总认为电厂有意压低质量指标,这在煤炭市场疲软时更为严重。在煤电双方就煤炭质量争执不下时,一个不代表煤方也不代表电方的中立检验机构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第三方公正检验。     

电煤市场中买方市场集中度对均衡价格的影响分析

几乎所有的文献都从"市场煤"与"计划电"的体制矛盾入手分析电煤价格持续上涨及发电企业经营困难的主要原因与相关对策。作者认为,在近年来电煤市场供求总量基本平衡的前提下,电煤市场价格持续大幅度上涨与发电企业买方市场集中度有关。本文运用讨价还价模型,分析了买方市场集中度变化即改单一发电企业购煤为发电集团公司统一购煤甚至多家发电集团公司统一购煤对电煤均衡价格的影响。结果表明:提高买方市场集中度能有效降低电煤市场均衡价格。     

企业规模、市场结构与创新产出的关系研究——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32行业中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法人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建立2008～2012年面板数据模型与2009年横截面数据模型,利用Eviews7.2软件探讨了企业规模与市场结构等因素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技术机会、政府资助和销售利润率等变量后,企业规模与创新产出的相关系数在0.48左右,并且企业规模与创新产出之间呈倒U型关系;市场结构（四厂商集中度CR4）与创新产出之间没有显著关系。     

交易环境属性、主体特征与纵向一体化

本文以交易成本经济学框架为理论基点,选取我国工业行业和上市企业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多层次深入分析决定企业纵向一体化程度的关键因素。研究认为,①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行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具有不同变化特征,且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水平具有动态变动特征。②解释企业纵向一体化水平变动的综合框架应包括三大类因素:交易环境、属性和主体特征。③资产专用性水平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产生滞后效应,且大部分维度对不同特征的企业影响方向有所差异。本文的研究结果对我国不同类型的企业兼并重组等纵向一体化决策具有借鉴意义。     

物流企业构筑城市物流特色

中国物流园区的发展速度已充分说明政府对城市物流的高度重视和投入,但物流企业的发展则相对滞后,其结构分布显示出政府部门的强势主导和民营企业的缺位。通过营造物流企业良好发展环境,平等对待中小物流企业,融入市场机制等方面的努力,将有利于促进物流企业发展,构筑城市物流特色。     

我国建筑企业信息化建设的战略分析

通过对我国企业信息化建设过程进行分析，发现国家对信息化投资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要求，企业主动斥巨资投资于信息化建设，成为信息化投资发展的主角，同时，吸引了民间风险资金的进入。根据我国建筑业信息化建设的特殊情况，就政府和建筑企业如何加快信息化建设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企业规模视角下国有企业的财政贡献率研究——以西部某省为例

国有企业改革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关重要。文章以西部某省的省属监管企业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不同规模下企业的财政贡献情况。结果表明,近年来样本省的大规模国企对财政贡献愈发明显．使得“做大做强”改革路线对地方政府具有明显的财政激励作用,这种效应有可能使得地方政府有动机将国有企业引上一条资本规模不断扩大和人员冗余的道路。     

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思考

长期以来,融资难一直是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瓶颈,尤其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融资问题更加突出。这里面有五个原因:一是政治风险,占全国企业99.6%的中小企业大多数是民营企业,如果银行贷款给大型国有企业,即使出现了风险也是国家的,而贷给民营企业性质就不同了。二是信用风险,中小企业规模小,可抵押资产少,其信用满足不了银行的审查要求。三是道德风险,有的中小企业管理不规范,财务不透明,与银行信息不对称。四是市场风险,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市场需求敏感。五是交易成本高。对银行来讲,签一个大合同与签一个小合同手续成本是一样的。针对这些问题,如何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笔者认为要在进一步加强政府对中小企业扶持、放宽放活政策、加强企业现代管理、做大做强信用担保体系等方面,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治理组织模式研究——基于交易费用视角的考察

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既可以是单个企业的末端治理，也可以是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治理。后一种环境治理组织方式在激励机制、节约信息成本和治理成本等方面具有的优势．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环境治理和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本文试图借助交易费用理论．从供应链的视角考察具有纵向关系的企业间合作环境治理的组织形式与结构，并进一步探讨供应链上环境治理的驱动者与驱动方式的选择问题。分析表明．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是末端治理政策一个很好的补充与替代。但面向供应链的环境政策必须能够降低供应链上企业环境治理的交易成本．并依据纵向关系或供应链的组织特征而有所差异．才能提高企业问协调环境治理效率。     

垂直合约与产业环境贸易政策——环境成本内部化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利用环境贸易政策来实现竞争优势已经出现趋势。本文介绍了欧盟的环境贸易政策,基于环境贸易政策的背景,预设国内外上、下游企业之间已经构成一个产业链,应用Stephen F.Hamilton的垂直型结构模型,将数量竞争分为四种不同情况,给出了最大均衡供给量。分析表明,如果采用垂直合约,则数量竞争和价格竞争的最佳非合作环境政策均是庇古(Pigouvian)税。在国内下游出口商与上游进口品供应商能够达成合约的条件下,政府之间存在着非合作环境政策。因此,我国的产业环境贸易政策应当是努力实现环境成本的内部化。     

国有企业的逆退出与退出定价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国有企业的退出并不总是顺序选择的，政府在选择退出的国有企业时，会选择部分好的企业先于部分差的企业退出，即采取逆退出策略。既有的讨论国有企业退出的文献以及把企业退出与激励相联系的理论很难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本文从国有企业退出与激励机制设计约束相结合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其结论是，国有企业的逆退出现象可以从预算约束的硬化条件下棘轮效应的角度加以理解。政企不分格局的改变会对政府采取逆退出策略起到进一步的推动作用，政府采取逆退出策略有利于国有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政治关联性研究

随着企业经营活动中政治意识的加强,政治策略的运用越来越受到企业界的关注,并给企业带来政治利益和经济效益。因此,本文首先对政治策略与政治绩效两个概念的范畴进行界定,然后采取内容分析法对我国76家企业网站上与政府有关的新闻报道进行分类、频数统计、逐步回归、时间序列和相关性分析,其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企业经营活动中的不同企业和不同时期的政治策略与政治绩效存在一定的关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