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在村庄治理中的作用研究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村社会正面临着"解构-重组"过程. 在传统乡村治理存在较大问题的背景下,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农民自发形成的新型组织应运而生.研究表明,合作社在乡村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主要包括盘活农村要素,发展农业现代化;增强参与动力,重建村庄治理权威;克服个体局限,推动村庄公共事业等方面. 然而,合作社参与村庄治理中仍面临主体能力不足、传统势力阻扰、非正式身份局限以及制度保障的不完善等困境. 为此,可以从明确合作社功能与定位、增强合作社主体能力、构建合作社与农户间信任机制等方面加强合作社治理能力,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的廉政文化建设探析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党的执政理念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突出人的能动作用.廉政文化素质作为国家治理主体的重要文化素质,直接关系到治理主体在国家治理中能动性的发挥,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现阶段,我国廉政文化建设水平不高,且存在一定问题.因此,从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中探求廉政文化建设新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乡村数字治理要跨越“表面数字化”陷阱

正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当前,伴随数字科技在乡村地区的广泛应用,数字化在改变农村老百姓生活的同时,也在推动着乡村发展和治理模式的转型升级。在乡村数字治理探索方面,宁波走在了全国城市前列,像鄞州的"乡村大脑""掌上智村"、宁海的"村民e点通"、象山的线上"村民说事"等,形成了一批典型模式,有效提升了宁波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但数字技术在向乡村深度延伸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乡村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滞后、村民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以“三治”融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乡村治理体系,对于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指出实现乡村善治必须立足国情特点,把握时代发展要求,着力构建兼具乡土性与现代性的村治理体系。因此从自治、法治与德治三个层面就如何实现"三治融合",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相得益彰,实现民意、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最终达成乡村社会的善治,实现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西北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资源分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中将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国家目标.“治理”作为公共行政学界重要理念之一,由此广泛进入普通大众视野并成为热议话题.西北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及其资源问题与之紧密相连,实则是治理理念之下的一个局部——乡村治理既从地域上缩小了治理的范围,同时也从主体上做出了具体要求.而在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作为治理主体的乡级政府及村委会、村民及其他社会组织或团体,需要哪些资源来实行治理,以及在各种主体之间相互配合的情况下,如何能够做到良性协作从而努力达到“善治”,在中国“三农”问题与现代化建设相互交融转而产生强烈冲突之际,研究乡村治理及其资源,关系到我国治理能力的高低和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因而是十分重要和必需的.     

“合作共治”——农村基层治理的优化模式

建国以来,我国乡村治理大致经历了政社分设、政社合一和“乡政村治”三个演进发展阶段.新形势下,“乡政村治”面临着二元权力不能有效衔接、利益主体不能合理平衡和多重关系不能科学协调等现实难题,使乡村治理陷入了一定的治理困境.通过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机制,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共治”态势,实现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对接和融合,是走出“乡政村治”面临困境的一个优化模式.     

谋划“乡村大脑” 打造“掌上智村” 鄞州区积极探索乡村数字化治理新路径

正2020年3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城市大脑运营指挥中心考察调研时指出,城市大脑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城市变得"更聪明"。数字化让城市治理更智能,同时也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方式。乡村基层治理同样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物联网、云平台等现代先进科技的发展,乡村基层治理中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了现代科技元素。如何更好地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重构农村基层治理体系,是当下乡村治理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鄞州区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地,     

农村党组织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基层治理的主要内容。农村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础,其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政治的实现、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和我党执政基础是否扎实。当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乡村治理面对的不稳定因素和风险不断增大,给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带来了巨大挑战。新时期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治理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共同富裕视域下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框架、典型案例与对策建议——基于“高质量空间生产”框架

在共同富裕目标下,乡村旅游紧扣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充分调动各类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以解决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结构性、制度性、利益分配和城乡二元制度等诸多问题,对乡村治理体系与治理主体的组织重构、乡村治理格局的优化、治理关系的整合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从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维度进行探究,阐明旅游参与实现多维“乡村性”价值回归的“三风”治理模式,并构建旅游影响下乡村“高质量空间生产”框架;以此为理论框架对共同富裕的赋能过程进行解构,并以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村为例,对旅游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进行演绎。乡村“高质量空间生产”的机制解构与案例分析,表明旅游参与乡村治理模式更应注重乡村生态宜居的长效发展,突出乡村经济振兴与文化振兴相统一,并发挥乡村资源利用与人才利用的双重效应,提供一个有利于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生态—经济”良性循环互动的平台。     

学者观点摘编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进的过程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饶静认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应立足于中国实践和中国传统,植根于中国文化根基,对乡村治理进行创新和改革,以回应现代化的要求和挑战,从而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乡村社会良好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传统和现代不是一个截然分开的过程,也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改进的动态过程。     

建国后我国乡村社会公共治理回顾与前瞻

建国后,我国的乡村治理主要经历合作化阶段、人民公社化阶段和"乡政村治"三个历史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历程总体来看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民主,加强法制的历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中国农村社会公共治理机制的构建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理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民主表达、协调、平衡利益的作用。     

“两代会”模式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实现

乡村治理是中国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不能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乡村治理更是成为学界倍加关注的问题。文章从"善治"的角度考察"两代会"的治理实践,预见了协商民主在乡村治理中的应当价值,对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治理和民主建设展开了思考。     

比较视角下西安乡村治理创新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现有条件下,推进广大无特殊优势的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亟待破解的重大课题。而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制衡机制是影响治理走向的关键性因素。文章通过比较西安乡村治理创新模式的异同,从理论上更加清晰地动态刻画出不同类型乡村地区的治理特点,更利于西安乡村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创新,以便于做出更切合西安实际的治理决策。     

民族法制文化如何助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基于河西走廊两类少数民族移民村的分析

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是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这其中也必然会面临一些发展困境.通过选取甘肃河西走廊有代表性的两类少数民族移民村为例,分析了其乡村振兴进程中面临的资本下乡背景下相关市场主体关系的调节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问题、基层治理问题,继而探讨了如何通过民族法制文化化解该类问题,助力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价值引导、基本方向及供给机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要适应时代的变化，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促进各项制度日趋完善。本文试图从清单制度、法制反腐、政府治理结构、政府与市场关系和培育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思考。     

乡村振兴的隐忧——以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吉龙乡凹背各村为例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前,加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推进城乡融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利实现、推动城乡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举措。笔者以家乡广东省汕尾市陆河县吉龙乡凹背各村为例,探索乡村振兴现状、问题及相应解决措施。     

亚里士多德的"善治"思想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基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分析

《政治学》这一古希腊时期的著作中蕴含着当代"善治"的国家治理思想,其围绕实现人民幸福而优良的生活这一"善治"目标,从社会、政府、人民等多元治理主体,采用微观、中观、宏观的视角,分析古希腊城邦在公民教育、法制建设、政府建设、社会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在当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大力提倡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这一著作进行重新解读,透过经典著作中关于国家治理欲求"善治"的建构,以期为我国当前处于全面深化改革期出现的国家治理层面的问题提供相关方面的思考.     

数字乡村建设的“数据治理”驱动：功能、场景及路径

进入数字文明时代,数据业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要素和嵌入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战略资源,基于“数据治理”的数字能力建设构成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的基本内容。当前,相对于城市数字化、智慧化建设步伐,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打造“良政善治”的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实现乡村敏捷高效治理的进程相对滞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数字乡村,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和优化乡村治理“秩序”,亟须实现从既有研究突出“技术重构乡村”到“数据治理乡村”的前提构设情景转换,建构基于“功能—场景—路径”耦合的“数据治理”驱动数字乡村建设新范式。对此,数字乡村建设不仅要突破传统治理方式的弊端,更要立足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超越纯粹“数字技术主义”的认识迷误,在“数据”的精准化、图像化、具象化层面重塑“数据治理”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复合化价值功能,在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方面重组“数据治理”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具象化运用场景,在主体、技术、空间、制度等维度重构“数据治理”驱动数字乡村建设的集成化赋能路径,以此摆脱“数字技术”驱动数字乡村建设存在的功能“模糊”、场景“悬浮”、路径“排异”以及...     

乡村治理：新农村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乡村治理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基础,但乡村社会自主性缺乏、乡村组织不健全、治理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又是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要早日实现新农村建设的宏伟目标,需要构建相应的乡村治理机制。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应该通过建设服务型政府、培育乡村治理的主体、完善乡村治理的协商互动机制等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十四五"时期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建设与减贫治理转型

立足于中国"三农"工作重心从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乡村基层治理需适应全面脱贫后的减贫治理新要求,及时形成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治理支撑.伴随减贫目标和任务的变化,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在支撑常态化减贫方面存在短板制约,集中表现为脱贫地区的乡村治理资源匮乏、组织力量薄弱、公共资源瞄准偏差等问题."十四五"时期,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对常态化减贫和乡村振兴的治理承载力,实现乡村基层由"代理"向主体性"治理"的跃迁,应激活内源性的多种治理资源,提升乡村资源与国家资源下乡的合力;创新乡村基层治理模式,通过传统与现代的组织融合优化组织效能;善用信息化治理手段,克服信息不对称引致的治理资源耗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