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及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

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的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而权力斗争使公司看起来象一个政治舞台。     

公司治理、公司政治机制及股东、董事、经理之间的权力配置

与其把公司治理理解为由外部力量强制“规定”的模式，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保护弱势利益人的利益的一套制度安排。公司治理是经过博弈而形成的暂时均衡，各方利益人的博弈形成了公司政治机制，使得公司权力配置在动态中寻找平衡，而权力斗争使公司看起来像一个政治舞台。     

从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性质看其表决权

本文以股份合作制企业性质为出发点，论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表决权的性质和重要作用，阐明了“表决权是股份合作制企业根本性质的实现形式”这一经济学内涵。依据股份合作制企业性质，本文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企业表决权上，既不能实行单纯的一人一票制，也不能实行单纯的一股一票制，而要兼顾资本和劳动的权利，实行资本和劳动相结合的资本劳动复合表决权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的发展轨迹及其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的发展经历了从单向的“道德人”到异化的“政治人”，再到理性的“经济人”，并逐步走向理想的“全面人”的演进轨迹。从中给我们以深刻启示：生产力的发展是推进人的发展的坚实基础；理性“经济人”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追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是推进我国人的发展事业的根本保证。     

社会制约权力——市民社会中权力制约模式的选择

权力制约问题一直是民主政治的主题之一，迄今为止，权力制约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社会制约权力”。“社会制约权力”是在国家和社会二元分离的基础上而形成的权力制约模式，其以市民社会为逻辑起点，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之下，较之传统的“权力制约权力”和“权利制约权力”的模式，“社会制约权力”模式具有更强的现实操作性和更切实的现实意义。     

和谐执政理念的关键词

和谐执政是以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善治社会为理想的，它既追求人际和谐的稳定秩序，也追求人的创造活力。和谐执政要求政治权力主体培育公共理性，以公共利益为旨归，强化社会整合功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利益整合着力点必须前移并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全过程、全方位。     

公平配置权力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

收入分配改革的关键是什么？不能指望保障、税收、涨工资以及做个方案等缺乏方向的皮毛改革。获得收入的决定因素是参与经济的权利与行为能力——权力,与政治权力并列且均以强制性为特征。权力。是资源权利、个人特性、他人行为选择和制度安排的函数,改变其任一个量则能改变权力而影响收入。权利是权力的内容,但资本权力与资本权利不对称,权力超出其权利而处于蛛网中心,牵动整个利益向其集中,且形成“资本权力主义”。通过从下至上的政治体制改革以重构权力体系,让政治权力促进经济权力。民主政治的力量通过改革的杠杆去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配置权力则是杠杆支点。     

“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秩序转换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存在着社会秩序的转换,权力的扩张推动自然社会秩序转换为等级社会秩序,越过“贫困陷阱”.理性的增加促进等级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但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不容易,因为等级社会秩序转换为市场社会秩序需要权力收缩,归还由权力覆盖的自由,如果没有理性增加,归还的自由会衍生暴力,使社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果权力不收缩,等级社会秩序因资源配置不适当、社会创新不足、维稳成本太高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规避“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增加理性,转变等级社会秩序为市场社会秩序.     

迈向“生存美学”:从知识-权力到知识-生活

热切关注人及其现实、命运与未来,是法兰西人文精神传统之核心内涵。在现代社会所赖以存在的"‘理性’与‘人性’假定"陷入深度危机的历史语境中,福柯发掘了现代"精神性知识"的危机根源在于它的知识-权力之本质。这种本质要求对人自身进行理性规训和科学管控,同时由此而演变成了对人之不符合理性、不符合科学的诸方面的压制、阉割和驯化,甚至演变成了疯狂的理性化运动。而从知识-生活层面观之,这种自我治理作为知识-权力的内在要求和生命政治实践,为自我修行和完善准备了理性技艺、方法、路径等条件,同时我们又须抵御和化解知识-权力所导致的理性泛滥。抵御和化解之路径在于"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也即作为"自由实践"的"自我的伦理学"。     

权力变更、认同对立与战略选择——中日关系的战略未来

新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变更将会导致国家战略行为的变化,这是国家为了安全利益而必然采取的“自助行为”。新的战略选择可以包括“制衡”、“搭便车”、“推诿”或者变成更为紧密的“合伙人”。通过考察和分析近年来的中日关系,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对权力变更采取战略选择最重要的变量是国内政治的需要,而并非对权力变更后的“威胁”知觉。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化”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而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它不仅导致了中日关系中“权力因素”与“认同因素”的恶化,也为日本政治精英追求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崛起”提供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