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跨国公司垂直专业化的地位测算

本文基于来自中国的数据,改进了传统的测算垂直专业化的指标,将FDI因素引入指标设计中,建立了从投入产出系数矩阵中分离跨国公司生产和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方法,测算了FDI对一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影响。文章结论是:中国在跨国公司价值链上所处的分工地位是为其提供附加值较低的中间投入品和最终品的中低端垂直专业化地位;FDI对我国参与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垂直专业化的影响十分显著。     

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视角

利用OECD-Ti VA数据库和KPWW附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地位指数和国内附加值,衡量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附加值贸易现状,并构建面板模型,分析中国制造业附加值贸易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较高,但分工地位偏低,国内附加值提升缓慢。劳动密集型行业国内附加值最高,知识密集型行业最低。中国陷入了价值链"低端锁定"的窘境。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与国内附加值正相关,且影响最大,通过加深参与程度提高国内附加值的前提是提高贸易地位。发挥要素禀赋优势和鼓励科研创新有利于国内附加值的提升。     

初始人力资本匹配、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全球价值链跃迁北大核心CSSCISSCI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不断深化,但是我国出口产品大多面临附加值低且价值单方面向外转移的困境。文章首先分析了垂直专业化与产业全球价值链升级之间的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把人力资本匹配引入到分析框架中,考察初始人力资本的选择与垂直专业化不同阶段的适配如何促使发展中国家在垂直专业化不断深化过程中持续提升其产业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并避免发展中国家产业垂直专业化和产业价值链升级之间倒"U"型曲线递减趋势的出现。     

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与制造业产业集聚——基于中美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逐渐成为中国的出口基地和制造业生产基地,工业制成品出口极大地拉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本文利用中美数据分别计算了中美两国间贸易成本、垂直专业化指数和中国制造业的空间基尼系数,并实证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中美两国间的贸易成本不断下降,中国对美贸易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逐渐提高。贸易成本的下降和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空间基尼系数的扩大,促进了中国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加剧了中国制造业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FDI对制造业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影响机制——基于一般均衡分析视角

本文在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基础上,在D-S框架下建立两国三产业的NEG模型,将劳动力要素细分为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引入3种要素,改进中间品完全专业化生产的假设,加入垂直关联因素分析了FDI对一国垂直专业化地位的决定因素。根据理论模型,结合中国数据进行经验分析表明,随着跨国公司对我国FDI的增加,我国参与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加深,在国际生产网络中所处的分工地位提升。     

垂直专业化、层次国际竞争力与中国制造业发展态势

基于"垂直专业化→层次国际竞争力"过程传导的研究视角,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VSS)、生产率(PR)、贸易竞争力(RCA)、产业利润(ACR)四者间传导关联的统计分布特征,并从"过程传导"的角度对中国制造业15个行业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定位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中能形成"垂直专业化→生产率→贸易竞争力→产业利润"过程传导良性循环的行业不多,产业发展驱动力过程传导中存在较为明显的递减、时滞甚至断裂效应。有效地进一步培育和提升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国际竞争力的策略在于克服现有"垂直专业化→层次国际竞争力"过程中的"传导短板"。     

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和社会经济账户数据(SEA),采用WWZ方法测算了2000～2014年中欧双边制造业与服务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结构,并对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就业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通过与欧盟的贸易往来,提升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及地位。不过目前中国制造业GVC地位依旧落后于欧盟,但是差距在缩小。从服务业来看,中欧中间服务融合程度较高。中国进口中间服务的目的更多为下一个阶段出口,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得到一定的优化升级,而欧盟服务进口更多为自身消费,进一步再出口的比例在下降。总体来看,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就业水平,但对服务业就业有负向作用;对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就业和不同细分行业就业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     

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中国贸易利益分析

尽管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静态、动态两方面贸易利益，且中国参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的水平也在不断提升，然而由于所处层次较低，中国在分工进程中获取的贸易利益相当有限。若想提升贸易所得，必须在继续积极参与垂直分工与贸易的同时，加大研发投资，培养自主创新能力，以促使生产环节或产业由低附加值状态向高附加值状态演进。     

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生产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系——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

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治理视角,对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生产与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水平与其全球价值链升级呈倒"U"型关系。说明,在嵌入全球价值链初期,我国制造业通过不断地满足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的参数(国际化生产标准)、接受发达国家的技术指导与培训或通过"干中学"效应,对价值链升级带来了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垂直专业化水平的不断加深,其生产环节受到了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的"锁定",从而抑制了价值链的升级。     

国际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分析

本文以中国的汽车制造业为对象,综合运用VSS指数和TCI指数进行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较低,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中国的汽车产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不断加深,有助于提升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运用计量回归分析证明了中国汽车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程度加深促进了中国汽车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但是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没能促成中国汽车产业国际价值链地位迅速提高,主要因为相关科技投入及配套设施不充分,这是我国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突破口。     

垂直专业化对我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研究

随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全球逐渐形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工厂,各个国家的垂直专业化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本文对我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进一步讨论了外商投资、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对垂直专业化从而对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外商投资、资本密集度、劳动生产率等则通过垂直专业化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间接影响。     

ECFA的建立与海峡两岸垂直分工模式

通过计算中国大陆加入WTO以来中国大陆出口的垂直专业化比率,以及东亚各经济体的中间产品的来料比率及其贡献,本文发现,无论是在出口总量上,还是在台湾地区出口到中国大陆的主要产品,其对中国大陆垂直专业化的贡献程度从2002年以来一直在下降。这表明中国大陆不断深化的开放并没有促进海峡两岸产业链的进一步深化,相反,受此前台湾的"戒急用忍"政策所至,海峡两岸产业互补性垂直分工减弱。进一步采用GTAP模型模拟中国大陆参与东亚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各种不同场景,结果显示,通过ECFA参与中国大陆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的三种模式均有利于提高台湾来料对大陆出口垂直专业化的贡献度,有利于台湾走出在东亚分工体系中被边缘化的困境,优化海峡两岸产业垂直分工体系。反之,如果中国大陆率先与其他东亚国家实现全面贸易自由化,会给两岸产业垂直分工模式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深圳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分析

本文运用Hummels(2001)提出的垂直专业化概念,深入剖析深圳制造业中的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七大门类的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得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垂直专业化、环境规则和中国工业的贸易竞争力

文章在Cole等(2005)的分析框架下,构建模型分析在垂直专业化不同的行业分组,环境规则、外资参与程度等因素对中国工业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实证分析垂直专业化不同行业的特性及环境规则、外资参与程度、物质资本密度等因素对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贸易竞争力较高的行业大多属于低排放行业,中国在国际产业转移中没有成为污染产业"避难所";在垂直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分组,外资参与程度对贸易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在垂直专业化程度较低的行业分组,外资参与程度对贸易竞争力不具有显著的效应;人力资本、资本密度并不是中国工业贸易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进口贸易提高了中国制造行业出口技术含量吗?

中国自发达国家进口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参与程度较深。本文利用出口收入指数方法计算结果显示,2001～2010年中国制造行业的进口收入指数高于出口收入指数,贸易结构表现为进口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低技术含量产品的特征。面板数据计量检验结果表明,中国自发达国家进口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而且这一促进作用在高垂直专业化程度行业、高R&D经费支出行业更为明显。我国制造业应着力改善国内的要素条件,加大R&D经费投入,加快物质资本折旧和更新速度,提高国内行业对进口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中国工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工业行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指标,并对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比较优势及比较优势差异度是影响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的重要基础因素;随着关税等贸易壁垒的进一步降低,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的程度不断加深;关税等贸易壁垒的降低使外向度高的行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程度较外向度低的行业更加深入;相对于劳动密集型行业而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资本相对密集的行业中的规模经济强化程度更为显著.最后,本文指出了积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给我国工业发展带来的启示.     

国际垂直专业化对中美贸易顺差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中美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计算了中国对美国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以及其主要的来源国情况,并对中美贸易顺差和垂直专业化程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垂直专业化程度增加是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断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其对中美贸易顺差的贡献度约为50%,其中来自日本、韩国、东盟的部分分别约为20%、5%和10%。     

价值链控制能力与产业效率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分工理论和全球价值链模型,基于2002和2007年投入产出表数据和随机前沿函数方法,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产业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就整体而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效率。但由于我国产业缺乏控制研发、营销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的能力,附加值主要源自生产环节,且需以接受中间投入品价格转移为代价。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测度与分析——基于附加值贸易的考察

文章基于附加值贸易视角,利用WIOD数据库测度了中国整体及三类技术制造业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研究结果表明,1995~2011年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逐年增强,加入WTO更是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但是中国的GVC地位指数均为负,说明中国整体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较低。但三类技术制造业却表现出不同的动态演变特征,其中,中技术及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在波动中下降,而低技术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却稳步提升并向上游位置靠近。     

全球附加值贸易之图

本文在经济体之间双边附加值贸易额的基础上构建了附加值贸易网络指数,并绘制了全球附加值贸易网络图形。结果表明:2009年美国在全球附加值贸易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与德国和中国共同构成了网络中心国;1995年的附加值贸易网络集中度较高,欧洲地区的附加值贸易联系紧密,当时中国在全球附加值贸易网络中相当不起眼,在亚洲的地位也不突出。在全球制造业附加值贸易网络图中,美国、德国和中国仍处于中心地位;但在双边附加值贸易中,中国主要依赖其他经济体,而美国主导其他经济体,德国的主要贸易对象是欧洲内部的国家。美国是全球服务业附加值贸易的领头羊,与德国、英国一起构成全球服务业附加值贸易网络的核心国;中国在全球服务业附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弱;与制造业相比,服务业附加值贸易网络密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