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人民币实际汇率与美国国内因素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劳动力需求和供给模型,考察了影响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主要因素,并基于最优消费决策条件的经验数据测量模型(K-R),重点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然后通过实证研究全面分析了1981～2011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和美国国内因素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短期还是长期,美国制造业技术进步率上升和人均资本存量增加均能够显著拉动制造业就业增长;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和美国实际利率下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制造业就业增加;但从短期来看,美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率上升对制造业就业的正向影响更加显著。     

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细分行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一般动态均衡模型,推导出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主要因素,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各因素对美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试图找出其中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利率对就业的负向影响最显著,其次是国际原油价格,虽然个人可支配收入对就业的影响较小,但对工资的正向驱动势头却很显著,而人民币汇率的影响作用最小。由于人民币加入SDR是人民币汇率退出盯住单一美元的有利契机,随着人民币与美元的"部分脱钩",在未来人民币汇率通过传导机制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会更加微弱。此外,工会特征是造成美国制造业行业间就业和工资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则能对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     

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变化——美国的经验分析及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导致全球贸易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使中国出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1970～2008年美国进口倾向变化的统计分析,探讨贸易保护的周期性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基于真实经济周期(RBC)理论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分析奥巴马推出"购买美国货"这一保护性措施对美国经济复苏的作用,并提出我国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对策思路。     

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制造业就业和工资影响的比较研究——来自细分行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通过构建对小国和大国经济均适用的劳动力市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汇率影响就业和工资的传导机制,然后利用岭回归实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对中美制造业细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考察了行业特征在此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人民币贬值能拉动中国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就业和工资增长,升值则能促进部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就业上升,而人民币贬值或升值对美国绝大部分行业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均不显著。因此,我国在实现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的进程中,应充分把握人民币升值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驱动效应,从而保证制造业就业的稳定增长;对于美国而言,其解决失业问题需从经济发展的环节进行突破,而不应一味地指责人民币汇率问题。此外,经营活动的性质和工会特征分别是造成中美制造业行业间就业水平差异的显著因素,平均受教育水平、专业技术水平、经济性垄断程度和所有制垄断程度则能对中美行业间工资回报差异产生决定性影响。     

美国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努力和困难

美国解决再就业问题的努力和困难王振华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就业状况也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对失业者进行培训以使他们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是美国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措施。最近十多年来，技术的日新月异导致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贸易...     

美国对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执行的关税政策

本文利用美国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相关贸易统计数据,运用可计算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分析发现:1997~2005年,美国对来自中国商品实施的关税政策,对于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的快速增加,既有推动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其结果是获得了贸易条件的持续改善。由于中国制造业商品对美供给的无弹性,对价格向下变动不敏感,因而在不太大的关税作用下,美国的贸易条件收益获得了显著增长,达到了净福利最大化目的。研究还发现:如果美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进口中国制造业商品,那么美国净福利收益会下降。     

中美贸易不平衡及其与美国对华投资相关性研究

计量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中美贸易之间存在长期的互补关系,尤其制成品的出口与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具有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制成品的出口是美中贸易逆差的因。因此,美国进入中国的FDI,尤其是进入制造业的FDI越多,美国从中国进口就越多,美中贸易逆差越大。这种贸易不平衡的扩大,主要是由于两国要素禀赋的差异和国际分工地位的不同,因而美中贸易逆差是结构性的,不仅不会在短期内消除,而且会随着美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的进一步转移而加剧。     

美国就业促进政策的变迁及其启示

失业问题是工业革命后随雇佣劳动而产生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因其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潜在破坏作用,促进就业一直都是各国政府政策的重点。就业政策涉及多个领域，包括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政策、教育与培训政策等。美国在促进就业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对当前我国就业政策的制定和顺利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效应分析——基于CMS模型

本文运用CMS模型对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增长的因素中,竞争力是拉动其出口的主要因素,但行业间竞争力发展并不平衡,其次是市场规模因素,而商品结构效应对出口作用并不显著,甚至起到抑制作用。从而提出中国工业制成品对美出口发展政策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分析

本文运用1998-2012年月度数据，基于贸易引力模型，通过经典的时间序列分析工具研究了人民币汇率及其它相关因素对中美经贸在长期和短期的影响。本文发现：相对于中美两国的实体经济而言，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很小；人民币汇率对中美经贸的影响符合“J曲线效应”。另外，经济全球化对于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影响不显著。     

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变动

本文利用1997～2006年美国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实证检验了美国制造业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总量的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考虑进、出口贸易对技术创新的驱动作用以后,进、出口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与理论预期存在不一致性,进口贸易不仅没有通过替代国内生产而减少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反而促进了该部门的就业增长;出口贸易也没有通过产出扩大效应而增加劳动密集制造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出口贸易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仅仅体现在技术密集制造部门。由于美国劳动力市场中存在价格效应、规模效应和劳动力需求的趋势效应,与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对美国制造业就业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滞后性和动态调整特征。     

Trade Openness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Evidence from the U.S.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present article aims to empirically examin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e openness and the pattern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using the six‐digit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cation System (NAICS) of U.S. manufacturing data from 2002 to 2006. We use the index of vertical integration made out of inter‐plant transfers data by the U.S. Census Bureau, and we consider three proxies of trade openness—import penetration, export shares, and trade penetratio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bstantiate 2000 theoretical proposition that trade openness undermines motives for vertical integration.     

美国对华反倾销出口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从出口量和出口份额的角度用统计方法分析美国对华反倾销的出口转移效应,并对美国对华反倾销所产生的出口转移效应进行计量分析。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本文发现,在研究的我国的38起反倾销案例中有27起存在出口转移效应,只有11起不存在,即大约71%的案件存在反倾销出口转移效应,并且这种出口转移效应在立案后第二年最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反倾销存在明显的出口贸易转移效应,它的存在影响了我国的出口贸易。     

How Sensitive is U.S.-Canadian Trade to the Exchange Rate: Evidence from Industry Data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llowed four distinct path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currency depreciation on the trade balance of a country, using mostly aggregate trade data. In this paper we choose one of those paths and consider the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However, unlike previous research we disaggregate the trade data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commodity and consider 152 industries that trade. After estimating inpayment and outpayment schedules for all 152 industries, we find that real depreciation has short-run effects on inpayments of 72 and outpayments of 53 industries. However, the short-run effects translate into the long-run effects only in 43 of inpayment models and 36 of outpayment models. Further analysis reveals that 1% real depreciation of the U.S. dollar has 1.29%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U.S. net export earnings.     

金融危机下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波动分析——基于中美应对危机政策的视角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受到极大冲击,本文从美国政府应对危机而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中国政府实施的提高出口退税率政策入手,利用VAR模型分析上述政策的实施对中国对美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财政政策的实施会对中国对美贸易产生积极影响,货币政策也会对于中国对美出口产生正向影响,但程度相对较小;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实施更具预见性的出口退税政策来稳定对美出口。     

美国“新重商主义”中的“出口垄断”探析——基于对中美文化贸易冲突的考察

重商主义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和经济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美国的"新重商主义"也有抬头的趋势。近年来中美文化贸易领域的摩擦,就是美国"新重商主义"中的"出口垄断"的集中体现。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和文化贸易的强势竞争力是其推行"出口垄断"的现实基础;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和双边、多边贸易体制是其制度保障;通过输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实现"文化霸权主义",又是美国推行"出口垄断"的终极目的。     

美日技术创新与贸易竞争优势演变差异的结构性因素分析——基于固定市场份额模型的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技术创新和贸易强国,美国和日本技术创新绩效与贸易结构的优化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体现出明显的差异并导致贸易竞争力的较大反差。本文借用固定市场份额法,对美日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技术创新的产业分布和出口市场份额变动的结构效应进行分解和实证分析,从而得出:两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技术创新产业选择方向出现了明显的不同,从而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转换出现了较大差异,美国结构成功转型,贸易竞争优势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而日本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转型一直在摸索阶段,结构升级的缓慢是日本贸易竞争优势有所下降的内在原因。     

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相互影响效应的评估研究——基于抛补利率平价理论的实证检验

对中美两国利率与汇率的相互影响效应进行实证评估后可以发现:虽然中国国内利率是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国内利率变化的Granger原因,但中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美国利率政策的影响仍然较小;美国利率政策变动对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利率政策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大,因而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和金融市场间的传导机制建设仍需深入。     

日美贸易摩擦中的美国“对日修正主义”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生的日本异质论及美国"对日修正主义"是日美经贸摩擦延伸至体制领域的重要表现。它既是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和美国国内政治气候变迁的产物,又具有深刻的学术和舆论背景。美国"对日修正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差异、日本政治经济体制及其相应政策手段的特殊性、美国对日贸易策略等三个方面阐述了其理论观点,在美国舆论界、学术界和决策层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effects of the U.S. dollar depreciation on the United States-Japan trade balance, with a control for auto quality diffe

This paper models the effect on the U.S. — Japan trade balance in manufactures of the shift during the 80's from a strong to a weak dollar regime, while controlling for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auto quality across U.S. and Japanese new passenger autos. U.S. auto imports are broken out from other manufactures, and auto prices adjusted to control for quality by means of a quasi-hedonic equation. Limited empirical evidence does suggest that using a quality-adjusted auto relative price, in place of a relative price term with no quality adjustment, increases the ability to explain variations of auto import demand. Changes in the U.S. dollar/yen rate give rise to a J-curve effect from 1985 to 1987, and a similar but more negative pattern holds when quality is not controlled for. The effect of positive U.S. auto quality change, ceteris paribus, is also investigated, and is found to have a substantial deficit reducing eff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