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贸易与环境改善的政策选择:基于DGE模型的研究

本文将资源贸易和环境污染引入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动态一般均衡(DGE)框架下研究了开放经济中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和污染排放系数下降两类技术进步的环境效果。模型结果说明,在存在资源贸易的情况下,污染排放系数下降和资源使用效率提高都会降低稳态污染排放水平,但资源使用效率提高导致的产出损失较大,且在短期内具有提高污染排放水平的反向效果。据此,本文建议政府应着力促进污染排放系数的下降,通过合理控制政策支持力度实现产出增长和环境改善的跨期平滑。     

新常态下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以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事实经验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1978—2017年数据,考察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的拉动作用。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产业结构贡献已经转变为"三二一"的形式;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当国内生产总值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 018)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至均衡状态;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在各产业之间表现有所差异;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没有形成持续的驱动力。最后,针对新常态下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互动问题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四川省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研究

运用1988～2005年的三废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四川省工业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长期双向动态关联效应及作用机制。一方面,基于可消除变量内生性偏差的协整分析得到工业经济增长对工业三废存在正协整作用,结合实情得出该省三废排放受资源配置合理性、企业规模、工业和产业结构效应等外在压力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到环境污染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滞后作用的不确定性,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工业三废对工业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结果表明工业GDP对工业废水、废气的冲击响应为正。同样结合实情分析出抑制污染排放的措施如环境管制、工业结构调整、转移治理重污染环节等会造成工业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且具有一定的滞后作用。但工业固废的反向冲击结论将启发后续研究者从企业信誉度、清洁环境收益、取消环境破坏经济活动扭曲补贴以及工业园区的环境效应等因素进行更深入研究。     

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只是线性关系吗

针对大多数经验文献所采用的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假设,本文考察了贸易开放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非线性效应。模型中贸易开放通过产出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两条渠道影响了经济增长。竞争性均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的增长效应依赖于消费偏好、要素禀赋、研发效率以及技术差距等参数的综合作用,因而贸易开放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结论只在特定参数范围内成立,一般情形下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基于中国29个省市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表现为倒U型曲线,而且贸易开放对中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     

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研究

区域发展政策不仅要发挥协调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的作用，还必须体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是新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本文使用双重差分策略系统考察西部大开发战略对区域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显示，西部大开发战略能够有效弥合地区间经济增长数量差距，政策实行显著促进了西部地区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高，但也导致了环境污染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加强环境规制、提高城市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缓解西部大开发战略产生的污染效应。机制分析表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带来环境污染是由规模效应主导而非技术效应引致，优惠政策则通过降低企业税收、提升企业利润、吸引企业进入与减少企业退出实现经济规模扩增。本文揭示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引发经济收敛与环境失衡的矛盾，未来区域协调发展政策需要权衡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以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     

可再生能源、中间产品质量与可持续发展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中间产品质量创新的四部门内生增长模型,研究了在可再生能源和技术进步的双重作用下,基于市场主体最优决策的均衡增长路径,较为完整地分析了市场均衡中能源资源、研发创新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我们采用多种连续中间产品的产出效率来刻画技术创新,求解并讨论了经济系统的均衡增长路径及其存在条件,运用比较静态和数值模拟方法分析了各类参数的长期产出增长效应和能源消耗增长效应。最后得出结论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的污染排放:基于行业投入-产出的分析

本文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选取我国制造业15部门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2002年和2005年可比价投入产出表以及3种环境污染物排放数据,全面衡量FDI流入我国制造业对3种污染物排放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我国制造业单位产出3种污染物的排放数量逐年降低;(2)FDI主要流入制造业中相对清洁的部门;(3)FDI大量流入的清洁部门通过产业关联导致其他制造业部门污染物排放增加,"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的论断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重新修订;(4)从产业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制造业中相对污染密集的行业其污染排放受到其他行业的需求拉动影响较大,而相对清洁行业对其他行业污染排放的拉动较强。     

经济增长、环境管制与污染排放

文章通过构建经济增长、环境管制与污染排放的动态模型,分析在政府环境管制约束下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问题.研究发现:政府环境管制越严厉,越有利于稳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污染排放的减少.文章还发现消费的时间贴现率越小、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越小、人力资本的增长速度越快,越有利于稳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污染排放的减少.物质产品消费对消费者致用的影响程度越小、污染排放对消费者效用的影响程度越大,越有利于稳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但却会增加污染排放.文章的创新点体现在:提出在一定条件下通过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率来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新观点.     

中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STIRPAT模型

文章基于改进的STIRPAT模型,以1995-2010年按碳排放特征分组的中国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我国工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具有U型曲线特征,拐点处的经济产出高排放强度行业低于低排放强度行业。资本存量对工业碳排放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劳动力总量,科研投入有利于高排放强度行业减排,化石能源结构调整不能促进工业减排。     

环境污染、人力资本与内生经济增长：一个简单的模型

为研究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并分别在新古典和内生经济增长的框架下考察了环境污染、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同时还在经济增长的均衡路径上考察了不同变量对可持续发展的可能影响。模型的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是有可能实现的。进一步的比较静态分析显示,要使经济增长走向可持续发展,必须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实行严格的污染排放标准、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高社会的环境保护意识、促进环保型生产技术的进步等。     

揭开出口贸易影响企业排污的“面纱”——清洁生产与终端治理

出口贸易对企业排污的影响机制一直是学术界的未解之谜。本文利用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考察了企业出口行为对污染排放物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企业出口能够降低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气、工业废水等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量,这说明出口贸易对企业污染排放产生了抑制作用。进一步的机制分析显示,企业出口行为对二氧化硫、烟尘、工业废气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使用清洁型能源实现的,即“清洁生产”渠道;而对工业废水的抑制作用主要是通过“终端治理”来实现的。此外,出口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对于污染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规模较小企业的作用更为明显。同时,在更换了出口的度量指标、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后,实证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实证结果对于新形势下我国环境政策的制定、企业污染治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基于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借助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FDI的增加从整体上对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具有降低的作用。此外,进一步分FDI的投资方式考察发现,合资形式的FDI总体上显著降低了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不过这种效应在中西部显著,而在东部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调整招商引资及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广西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协整研究

运用协整理论对广西1978～2007年间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广西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经济增长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广西经济增长与第二、三产业结构之间互为双向因果关系,广西经济增长与第二、三产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成同向变动关系,而与第一产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成反向变动关系;第三产业产出对GDP的影响最大。     

中国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0省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2012),选取了国内10个省市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省内生产总值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论文通过建立工业污染环境治理投资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模型来说明工业污染治理在长期能作用于各种因素从而带动经济增长,并通过建立短期波动模型来体现不同省市在短期受内部和外部制约因素作用的差异,得出了各省市两者之间的长期趋势方程与短期波动方程。结果显示,长期来看,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少时(增长低于一倍),对经济的增长有反作用;当治理投入增长较多时(增长高于一倍),对经济具有增长作用,但随着治理投入越大,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率呈现下降趋势。但是,由于每个省市所受的内外因素的影响不同,在短期内会对长期均衡方程有所偏离。这对于污染治理决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中国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会减弱污染排放强度吗?——基于双倍差分法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2年开始在六个省份实行的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所具有的"自然实验"性质,使用了基于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双倍差分模型,考察了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对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确实降低了单位产出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同时也表明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文章在理论探讨实际汇率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机制基础上,基于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人民币实际汇率冲击对中国产出、通胀、就业与实际工资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认为:(1)实际汇率在总需求渠道与总供给渠道的共同作用下对产出、物价、就业与实际工资产生不确定性的影响,当本国出口企业远多于进口企业,且居民对本币的心里预期较强时,实际汇率上升会导致产出、物价水平、就业和实际工资下降。(2)人民币升值短期内会抑制经济增长,降低物价水平,不利于就业的提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但中长期内几乎没有影响,随着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出增长、物价水平与实际工资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负向冲击。(3)相比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济繁荣时期和高通胀环境下,人民币实际汇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经济低迷时期与低通胀环境对产出增长、实际工资和就业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但对物价水平的传递效应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     

基于协整分析的山东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根据1978-2012年山东省服务业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山东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分析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未形成Granger因果双向关系。基于实证分析结果,针对山东服务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与政策。     

居民收入和部门产出变化的研究——基于中国社会核算矩阵的乘数分析应用

基于1997年和2002年中国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matrix），利用乘数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转移分配和外生冲击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部门产出的变化，并将这种变化的原因分解为乘数变化和政策者所控制的外生影响。比较两期的乘数分析结果，我们得出居民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富差距在扩大；同时资源采掘业和能源供应业部门产出增长迅速．暗示中国经济还处于“粗放”式增长模式。     

开放经济中我国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主要考察开放经济条件下各类政府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测算。按照政策导向的不同，本文将政府政策分为内部政策与外部政策两大类。本文首先分别对各类政府政策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在Granger检验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联立方程组（Simultaneous Equations），来求解各类政府政策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实际测算，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政策整体对经济增长有着明显的正面推动作用，而且外部政策对经济增长也起着日益重要的促进作用。     

加工贸易提高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的研究

为系统考察加工贸易对经济增长、环境污染的影响,本文依托中国30个省份2000—2009年的数据测算出考虑坏产出的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加工贸易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展开深入分析。研究表明,加工贸易和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倒U形关系,当加工贸易占货物贸易的比重超过0．35时,加工贸易将对中国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效应。与此同时,出口和进口在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中有着完全相反的作用。在以上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调整外贸模式、完善产业政策、协调区域发展的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