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对中国铝型材反规避调查案件剖析北大核心

2014年4月14日,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Anti-Dumping Commission）发布公告,对来自中国的铝型材进行反规避调查,这是澳大利亚建立反规避调查法律制度后的首起反规避调查案件。在调查的过程中,反倾销委员会围绕是否存在逃避关税预期效果的规避行为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与论证,相关的利害关系方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辩。申请人准备充足、据理力争,而进口商、出口商应对不足,最终规避产品被征收高达57.6%的联合临时关税。     

澳大利亚实施"轻微改变产品"反规避调查的实践与启示

目前,澳大利亚依据其反规避调查的法律新规,已经发起五起反规避调查,其中三起针对"轻微改变产品"规避行为.在涉及中国产品的该类反规避调查中,澳大利亚反倾销委员会均裁定来自中国的部分产品存在规避行为,并由此扩大了原始公告中的征税范围.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必须深入分析澳大利亚以"轻微改变产品"为依据的反规避调查法律与实践,时刻警惕并积极应对此类反规避调查.     

反规避法中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认定标准--比较及借鉴欧盟、美国反规避法与邓克尔草案相关规定

从2001年我国加入WTO至今,反规避调查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新贸易壁垒。截至到2008年1月,我国已遭遇反规避调查案件共2,4起,其中22起适用欧美等反规避法中的“第三国组装”规则。因此,研究各国反规避法中的“第三国组装”规则已成为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即是对欧盟、美国以及邓克尔草案三个反规避法体系关于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认定标准进行介绍和比较分析,进而对我国反规避法中第三国组装规避的认定标准做出构想和建议。     

解开反规避之"结"

中国商品曾走过规避这条路,但都不同程度被欧盟再征反规避税……所谓反规避,就是反规避反倾销措施。规避反倾销措施,就是出口商将受制于反倾销措施的产品化整为零,在进口国或者第三国组装,以避开反倾销措施     

美国反倾销法中典型的不公平做法

一、调查范围确定中的不公平做法 首先,起诉方顾及自身利益而调整产品调查范围.第一种调整是将产品调查范围任意扩大.<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的反规避条款规定,在美国或第三国完成或组装的与应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同类的产品,在下述情况下须同样被征收反倾销税:美国或第三国所用零部件或原材料本身应征收反倾销税,或上述零部件、原材料为受反倾销制裁的国家所生产;制成品与所用零部件或原材料间的差价幅度"小";以及商务部认为将其征收反倾销税有利于达到反规避的目的的产品.由此可见,美国制订了自由裁量权很大的原产地规则,借以达到扩大产品调查范围、增加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第二种调整是缩小产品的调查范围.这种调整便于委员会在确定时裁决特定的被调查产品导致实质损害.在实践中有可能整体的国内工业并没有受到损害,但其中的一部分生产商受到了损害,此时调查范围相应缩小显然对起诉一方是相当有利的.     

欧美反规避中规避行为认定标准的比较评析

正反规避是反倾销领域争议很大的一个议题,在多边贸易机制特别是WTO中仍未达成共同协议。目前,反规避主要是各国单边处理制度,反规避调查的对象是规避行为,反规避措施采取的前提是产品的出口行为是规避行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至今已经遭受国外反规避调查40余起,涉及欧     

西方国家反规避措施及其立法

<正> 近年来,随着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反倾销措施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的贸易壁垒。因此,一些国家的出口商便设法绕过这一壁垒,规避反倾销税。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美国便针对这种规避行为修正其反倾销法,制定了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条款,并进行实施。欧共体在1987年制定反规避条款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就对日本出口的电子打字机、电子称、复印机等产品发起二十多起反规避调查;而美国商务部在1989年1～8月就收到了5起反规避调查的投诉,并对其中的4起进行了调查。欧共体与美国反规避条款的制定及其实施,引起了各国的广泛注意。不仅如此,他们还在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提出了各自的反规避条款建议,使新的《反倾销守则》(草案)也包含了反规避条款。对此,本文将分别予以简要阐述。     

完善我国反规避立法构想

由倾销与反倾销冲突衍生的规避反倾销(简称规避)措施与反规避反倾销(简称反规避)措施正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所谓规避是指出口国对某项已被征收反倾销税的产品,通过改变出口方式或原产地等手段,继续向进口国倾销该产品的行为。反规避则是指进口国针对规避行为而实施的相应救济措施(仍是反倾销措施)的法律行为。我国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中对反规避进行了规范,但与对此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美国和欧盟的反规避立法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因此应借鉴欧美反规避立法经验,完善我国反规避立法应提高对反规避措施科学的认识,明确规定规避行为的种类,健全实施反规避措施的程序和明确反规避规则的空间效力。     

从容应对反规避

"入世"至今,我国已遭受反规避调查案件14起。其中,欧盟11起,美国2起,阿根廷1起,我国已成为欧盟反规避调查的最大受害国。轻工产品、化工产品、金属制品是反规避调查的重点。在2004年结案的欧盟5起案件中,4起以从量税或从价税的方式结案。     

论我国反规避法律体系的完善

在我国已经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案件中,出现了一些国家(地区)规避反倾销措施的行为,使反倾销措施的效果被抵消和减弱.因此,研究和探讨我国反倾销中的反规避问题以及完善相应的反规避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将对反规避立法现状及问题进行分析,并围绕反规避立法应坚持的基本原则及价值取向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我国完善反规避法律体系起到借鉴作用.     

再议公司章程之性质

目前对＂公司章程的性质＂有多种学说,其中以＂契约说＂、＂自治法说＂、＂宪章说＂三者最为典型。文章对这三个学说进行探讨,分析这三个学说的特点及利弊,并提出公司章程的发展趋势。     

口碑传播的形成机理与口碑营销

本文在全面回顾和分析口碑传播的内涵与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口碑传播的形成机理模型,深入剖析了口碑传播的传播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并进一步提出了口碑营销的策略选择。     

制造业服务化改善了资源错配吗？——基于中国309个城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结合WIOD数据和我国工企数据，从城市层面实证制造业服务化对资源错配的影响，探寻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结果表明：(1)制造业服务化能够显著改善资源错配，相比中西部城市，对东部城市资源错配的改善效果更明显；(2)专业科技、金融保险、批发零售和运输仓储服务化对资源错配均具有显著的改善效应，特别是金融保险服务化的影响最大，而信息通讯服务化的资源优化效果并不明显；(3)行政效率的提高可以协同制造业服务化显著降低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4)高技术和市场竞争的发展有助于制造业服务化改善东部城市的资源错配情况，但会加剧中西部城市的资源错配。     

提单公约下承运人责任制度的变化及对我国海商法的影响

《鹿特丹规则》的通过,再次使承运人责任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该规则关于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责任期间、责任免除、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均对《海牙规则》、《海牙—维斯比规则》、《汉堡规则》的相关规定作了不同程度的改变,特别在承运人的赔偿责任基础问题上实行的综合责任制,更具有明显的优势。可以预计,它将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对各国海商法产生直接的影响。     

关于中国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估算

人力资本存量贬损指人力资本承载者获得收入的能力、拓展收入空间能力的弱化或消失,其实质是人力资本承载者无法获得既有投资决策时点的预期投资收益。人力资本存量贬损的原因有三：收入能力弱化、人力资本闲置、人力资本报废。鉴于引发人力资本存量贬损原因的多样性,很难得到贬损的加总数据,需选用多个指标进行估算。本研究用收入数据度量人力资本承载者收入能力弱化;用闲置的工时、失业人数（或失业率）度量人力资本闲置;用永久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度量人力资本报废。     

经济转型期我国区域分工演化分析

本文在探讨区域分工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区域分工的特征与发展势态。作者指出,在全国产业结构趋同客观存在的同时,资源型区域产业虚髙度化明显,区域分工向不利于其长期战略的方向发展,进而提出了协调我国区域分工的几点设想。     

我国贸易条件与贸易利益关系的再探讨

本文分析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对我国贸易条件的影响,并进一步说明,从长期来看,我国贸易条件可能会成“U形”变化。本文分析认为单纯的贸易条件恶化不能充分说明我国福利水平的降低,我国目前需要纠正的是因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扭曲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需要深入研究的是我国贸易条件逆转所必须具备的社会经济条件。     

融资理论的实践效应及其验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融资理论是企业制订融资政策的理论基础.不同的融资理论及管理思想将会导致企业采用不同的资金管理策略与政策.因此,融资理论及其实践效应又是预测企业资金管理政策的重要参数.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基础,重点探讨优序融资理论和权衡融资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情况.研究表明,这两种理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应用,但是比较而言,优序融资理论的受支持程度要高于权衡理论的受支持程度.     

论转型社会的法治之道--基于中国国情的考察

中国社会正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乡土社会向信息社会、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法治结构是二元的,即乡土社会的法和现代社会的法并存与对立。现阶段的法治建设的理念和路径选择都要立足于转型社会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既不能墨守成规、裹足不前,也不能好高骛远、一蹴而就,而是要在坚持法治基本理念、价值、规律---法治之道的基础上,探索法治实现的独特策略、方法、技术---法治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