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与生产技术革新

科学刻画逆比较优势进口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能为制定科学进口国外中间品和提升生产技术革新速度方面的政策提供有益参考,以剖析上述效应为目标的多维细致检验结果表明：首先,制造型和服务型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对生产技术革新的影响效应呈现倒U型,进口约2.5倍于自身比较优势水平技术含量的中间品能最大化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这一结论在多层面检验中均稳健成立。其次,中国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逆比较优势指数处于倒U型顶点的左侧正效应区间。对于动态比较优势持续提升的中国而言,在处理好“卡脖子”风险的基础上,可适度提升中间品进口技术含量,以更好地发挥中间品进口的生产技术革新功能。最后,倒U型效应具有非常强的稳定性,多维外部冲击均无法撼动倒U型效应。为此,倒U型效应可谓协调中间品进口和生产技术革新间关系的“铁律”。     

金融监管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检验了金融监管对中国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监管强度和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目前的金融监管强度还未达到"最优水平",从而在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实体经济增长.此外,金融监管应保持与金融效率的适配性.金融监管强度影响中国实体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金融风险抑制效应与融资规模收缩效应发挥作用,并且金融风险抑制效应大于融资规模收缩效应.     

国际发展援助的出口多样化促进效应分析——基于66个受援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66个受援国2002-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对国际发展援助与受援国出口多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促贸援助”总额和生产部门援助的增加都能够提高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水平,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对受援国的出口多样化没有显著影响;生产部门援助对出口多样化的影响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促贸援助”总额和经济基础设施援助则都不存在该效应;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出口多样化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态势.上述结果暗示我们,在提供“促贸援助”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区分不同类别援助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受援国出口多样化的具体效应,同时要注意援助的“门槛效应”,控制合理的援助数量,以充分发挥国际发展援助对受援国对外贸易的促进效应.     

网络通达、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研究

鉴于“新基建”和“降成本”的现实背景，选取2000—2018年中国31个省级数据实证分析区域网络通达、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区域交通网络通达与金融发展呈正相关，通信网络通达与金融发展呈负相关且通信网络硬件建设与金融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区域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在金融发展约束下，区域交通网络通达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通信网络通达对企业融资费用影响具有长短期不一致性，通信网络硬件建设短期内对企业融资具有挤出效应，通信网络软性使用长期对企业融资具有间接竞争加剧效应。网络通达下技术创新与企业融资费用呈负相关且存在倒U型关系。各地区推进新型基础建设投资和降成本中需注意“挤出效应”和“拐点效应”的长短期影响。     

“双碳”目标导向的环保投资对高管变更的影响——兼论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我国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环保投资、现金持有水平与高管变更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呈倒“U”型关系,现金持有水平弱化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通过业绩压力以及代理成本两种作用机制实现;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在现金持有水平低组和环境友好型企业中显著,而现金持有水平的抑制作用在环境非友好型企业中更加明显;环保投资与高管变更的倒“U”型关系以及现金持有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及非正常变更组中较为显著。文章探索“双碳”目标与企业社会责任的互动耦合,系统研究企业社会责任与经济责任有效协同的机理与效应,为完善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提供中国经验证据。     

县域金融发展规模及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分析——以浙江省县域为例

以浙江省2002-2009年县域面板数据为样本,从金融发展规模、效率两个维度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得出结论：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二者之间的“倒U型”关系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金融发展效率也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且金融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倒U型”关系。     

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与FDI吸引力研究——基于中国省级空间面板数据

选取中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出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和FDI吸引力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并运用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对中国各省区市FDI分布空间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FDI的地区分布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劳动力成本与FDI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劳动力成本对FDI的吸引存在着门槛效应,市场规模对FDI的吸引有本地市场效应。     

非对称贸易成本如何影响出口边际

本文利用1995-2013年CEPII BACI及全球投入产出数据,测度了中国的出口边际及非对称关税等价贸易成本。利用双向固定效应和2SLS对动态面板模型进行系统GMM估计,检验了中国与TPP协议国双边贸易成本对分解后5种不同出口边际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双边经济总量、汇率、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内贸易指数、有效技术研发水平及其他变量之后,贸易成本与出口边际呈显著"U型"关系,成本拐点显著存在;出口边际扩张存在显著时序惯性,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受到的影响幅度普遍偏高,敏感性高于数量边际和密度边际。未来中国出口结构升级的重点应依靠价格边际和广度边际的稳健扩张,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数量边际扩张。     

数字经济下的“服务业成本病”:中国的演绎逻辑

基于“价格效应”逻辑，选用2011—2019年中国各省份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是否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以及数字经济对“成本病”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目前中国存在“服务业成本病”,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减缓“成本病”效应。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弱化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高行业的“成本病”,但在住宿和餐饮业等对数字化投入依赖度较低的行业中，这种效应暂未显现；数字经济缓解“成本病”的效应在“胡焕庸线”东南地区更为显著，西北地区并不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可以缓解“成本病”的原因在于其对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大于制造业。     

人口结构变动对地区外贸出口的影响——基于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本文在理论模型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选取中国31个省市的2000~2014年的统计数据建立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将人口结构各因素对地区出口优势的影响及区域间存在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对地区出口优势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年龄人口、人口教育结构和人口城乡结构均对地区出口优势产生正向影响,而人口性别结构和人口抚养比对地区出口优势具有负向影响.因此,深入了解各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动状况,并与当地经济、政策和环境及时协调是充分发挥地区出口优势和缩小地区出口差异的关键.     

环境规制与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环境规制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和收益,进而对地区和国家的经济绩效产生作用。同时,环境规制间接促使企业改善环境质量、树立"环境责任"的良好形象,赢得声誉价值。本文基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分析,使用1997-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相关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全国范围内,环境规制强度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关系,但东部和中部地区则分别呈现倒"U"和"U"型关系,西部地区在立法层面虽具"U"型特征,却因追求短期经济利益导致环境规制在执行过程中失效。此外,规制工具还可通过限制环境污染物的排放与资源的消耗间接促进经济绩效的提升。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新型测度方法,结合地理优势异质性特征,首次从跨国面板层面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细致检验。得到的结论主要有: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对弱势群体就业率的作用机制呈现倒U型,适度赶超能有效促进弱势群体就业,偏离"比较优势零值"较远的赶超会抑制弱势群体就业,中国的赶超已经处于抑制弱势群体就业的负效应区间;"契约型地理优势"有助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加快与其他经济体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消除国内市场分割,是使得"契约型地理优势"在中国发挥正向效应的重要手段;释放企业经营环境红利和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红利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同时实现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赶超与弱势群体就业率提升;我国政府当前大力推行的碳减排和能源效率提升计划,可能会对弱势群体就业产生一定冲击,但可以通过"以总量补效率"的形式淡化上述冲击。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中美贸易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出口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目前学术界对二者之间的具体影响机制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利用2001年~2016年中国电子行业对美国出口额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理论推导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实行传统关税壁垒,美国会比中国损失更多的出口利益,从而使得美国放弃关税壁垒而选择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呈现正"U"型影响。研究结果还显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电子行业出口呈倒"U"型影响,这是因为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强度会因中国技术创新数量与出口的增加而产生"壁垒强度突变";同时,美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技术创新数量呈正"U"型影响。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客户集中度只会加剧债务融资成本吗?——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供应链隐性契约以及客户集中度的变化会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本文以2007-2017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了客户集中度与债务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随着客户集中度的升高债务融资成本先升高后降低,即二者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这种关系仅在地区法治化水平较低和行业垄断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存在,而在行业垄断程度高的情况下二者之间呈现出一种U型的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倒U型关系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中,在民营企业中二者呈现出一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研究为处于不同情境下的企业如何通过有效管理供应链关系以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提供了合理化建议。     

国际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

国际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水平着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外贸易对各种优势资源和要素的吸引也引发了国内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利用1988-2005年各省份面板数据,结果表明对外贸易与全国及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之间是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全国及三大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出口经验、沉没成本与企业出口广化--来自中国微观企业的证据

企业恰当利用出口经验的学习效应可减少出口新产品和开拓新市场所需支付的沉没成本,从而推动自身的出口广化。本文基于2000－2005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企业－产品－目的国层面的出口数据,运用线性概率模型考察出口经验对企业出口广化的促进机制,发现企业自身和其他企业以往的出口经验对企业当期出口广化存在倒 U型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因企业所有制属性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存在结构性差异。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

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解决“卡脖子”难题对缓解贸易冲突、实现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选取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未包含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代表的国家经济转型的宏观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双重的动态作用，能在抑制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产生创造性破坏效应，倒逼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致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产业结构升级呈现“U”型关系。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在北方地区、中部地区、低创新能力地区及低金融发展水平地区更大。机制检验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地区科技创新能力发展和促进劳动力聚集，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并与之呈现“U”型关系。因此，政府部门应正确认识政策不确定性在短期内造成的“阵痛”现象，优化进口贸易结构、消除非关税障碍，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与劳动力聚集，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展战略目标，助力我国产业发展。     

工业机器人与比较优势——基于跨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工业自动化、智能化为趋势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是影响国家间竞争与分工格局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2005—2018年国家—行业层面工业机器人数据和国际贸易数据，实证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对一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及其潜在作用机制。本文的研究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出口的比较优势增长。进一步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能够通过提升研发创新优势和产业内产品差异化两种渠道对比较优势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工业机器人对一国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体现为“强化”效应，而非“重塑”效应。本文的研究是在新一代技术革命背景下探讨比较优势来源这一经典话题的有益尝试，为机器人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机器人产业战略布局提供了现实启示。     

地区金融发展、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

文章采用2002—2006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的合并数据,利用Tobit模型考察了融资约束对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以及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此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融资约束和企业出口的DVAR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融资约束有利于企业提高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意识,加强研发和自主创新,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尤其在一般贸易企业中作用最为明显。(2)提高地区层面普遍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缓解企业进出口的成本压力,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3)外源融资约束,比起内源融资约束和商业信贷约束,对企业的竞争压力更大,更容易促进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