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监测中重金属污染的控制对策分析

当前环境监测中重金属污染问题较为严重,论文主要对常见的重金属污染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重金属污染带来的危害, 从而提出几点污染控制对策,希望能够有助于我国环境监测重金属污染防治工作的顺利开展。     

市场机制和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分析

就市场机制与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得到了以下研究结论。首先,市场机制对污染红利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负外部性的存在而使得企业实际污染利用数量超过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出现;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企业污染红利抑制数量低于社会资源最优配置时的数量,导致污染红利抑制不足。其次,政府手段对污染红利抑制影响的局限性表现为:由于私利性的存在,政府更有激励把污染当作红利使用而不愿意选择抑制污染红利。     

农业非点源污染环境影响及其防治措施

本文介绍了农业非点源污染的概念、特点、污染途径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针对不同形式的污染途径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以便实现对农业非点源污染从源到汇这两个方面的全面治理,减少农业非点源污染对水体造成的污染以及对人类健康的危害。     

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现状与支付意愿研究

我国农村生活污染治理起步晚、效率低、治理体系滞后,急需农村生活污染治理方面的研究。文章调研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40个行政村,描述了农村生活污染的现状,分析了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低效的原因,研究了农村居民治理污染的支付意愿,并提出了农村生活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外资准入中的污染转移及其控制

外资准入过程中产生的污染转移主要有两种具体形态,即污染产业设立和出资方式中的技术污染转移.我国对这两种污染转移形式尽管在立法上已经有所规定,但是现行法律制度仍然存在较大缺失.为了有效控制污染转移,我国应完善控制污染转移的法律制度.     

有关我国河流污染的思考

我国河流数量众多、流域面积广,为我国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水源保障。但是由于工业发展不合理以及落后工业的大量存在,导致我国河流污染情况严重。本文从我国主要河流的污染现状、污染危害、污染成因、污染治理技术发展等方面入手,对国河流污染现状进行深入思考,并给出针对性的就建议。     

污染转移的法学解读

文章首先说明了国际污染转移问题的严重性,然后对污染转移的定义进行了法学意义上的解构,对污染转移的概念、途径、本质进行了分析,进而研究了污染转移中的责任问题,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供我国政府有效应对污染转移问题。     

我国污染排放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对STIRPAT模型的扩展,将以关停并转、排污费等为代表的环境政策纳入环境压力驱动因素,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对各驱动因素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数量的增加对单位GDP污染排放有反向作用,但会导致总体污染排放的增加;经济发展对单位GDP污染排放有较大的反向作用,对总体污染排放也有一定的反向作用,但效果不明显;技术水平的提高可对污染减排起到较大作用;重污染企业关停并转措施对总体污染排放影响较小,排污收费等环境经济政策对污染排放有抑制作用,但亟需通过完善以达到更好的效果.     

交通拥堵与雾霾污染:基于职住平衡的新视角

本文引入职住平衡概念,将交通拥堵作为调节变量,对职住平衡影响雾霾污染的理论机制进行深入分析,提出研究假说;并以中国45个城市为研究样本,运用基于海量交通出行数据的高德拥堵延时指数和综合污染指数,采用空间截面模型对研究假说进行验证.研究发现:(1)45个城市的雾霾污染呈现出典型的空间集聚和空间依赖特征.(2)交通拥堵在职住平衡与雾霾污染之间起到调节作用,职住平衡对雾霾污染的偏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职住平衡有助于减少雾霾污染;交通拥堵对雾霾污染的偏回归系数为正值,说明交通拥堵加剧了城市雾霾污染;随着交通拥堵程度的增加,职住平衡的减霾效应逐渐减小.(3)第二产业占比显著地增加了雾霾污染,而经济发展、公共汽车拥有量、外商直接投资有助于减缓雾霾污染.本文结论对职住平衡减少城市雾霾污染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我国入世后工业品贸易中污染流的变化分析

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选用工业SO2为污染指标,分部门对我国入世后工业品贸易中污染流的变化进行了研究。借鉴贸易的环境效应的分析框架,分析了入世后工业品贸易中污染流变化的原因。结果表明,2001-2004年,我国工业品贸易中的污染流为负;2005年,我国工业品贸易中的污染流为正。贸易规模扩大在污染流的增加中起了主要作用,贸易结构的改变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污染流入的增加。     

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财政政策研究

继工业点源污染之后,无固定排污口的农业面源污染已成为当前我国环境、资源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威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市场失灵以及由此产生的农户非理性行为是财政介入农业面源污染控制的理论依据。本文在考察了我国农业面源污染的现状及现行财政政策调控农业面源污染不足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美国政府财政调控农业面源污染的政策措施,提出调控农业面源污染必须立法先行,在强化财政职能的同时,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更加注重财政补贴手段的高效运用并辅之以税收手段,同时注重加强对农户的生态教育,惟如此才能从源头上改善我国日益严重的农业面源污染状况。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否“利当前”并“惠长远”

本文将环境规制、污染累积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框架中,分析了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强度环境规制政策作用下的污染治理效应与经济增长特征.结论认为,污染治理方面,高强度环境规制通过增加污染排放的边际成本约束了污染型企业的排放行为,低强度环境规制未能抑制污染排放对环境的边际损害,随着污染的累积,低强度环境规制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会逐渐失效.经济增长方面,高强度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发污染型企业的“创新补偿”效应,使得经济增长中的环境规制效应由“短期损失”向“长期收益”转化,而低强度或较弱的环境规制难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不能促进长期经济增长.在治理环境污染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符合“利当前”并“惠长远”的目标.     

区域性开放性政策与企业污染排放——来自中国开发区设立的证据

以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污染排放数据库,考察区域性开放性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该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前端控制和末端处理是开发区设立促进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其中,企业内前端控制主要源自重污染能源使用减少、清洁能源使用增加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高,企业内末端处理主要是由于开发区设立增强了企业污染处理能力、提高了企业污染处理率、增加了企业的污染处理量。异质性分析显示,对于高生产率企业或行业研发密集度较高的企业,开发区设立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效果更明显。     

关于预防和控制向西部地区转移污染的几点思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通过经贸活动,污染转移拓展了转移途径。一方面,通过投资进行污染转移;另一方面,通过贸易的方式转移污染。目前,伴随西部发展与建设的全面展开,污染转移也正在全方位地迅速向西部各地转移,引起的污染与破坏很大,急需各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本文着重从污染转移的概念与本质分析入手,指出环境污染在西部地区转移的主要表现形式,以提出控制对策。     

基于PSR模型的阿什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已经严重影响阿什河流域的水质,因此,运用PSR模型对阿什河流域农业面源污染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运用PSR模型对阿什河流域阿城区段2011年的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和生活垃圾污染这四个污染源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2011年阿什河流域阿城区段农业面源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是玉泉、小岭和亚沟,主要污染物是TN、TP,主要污染源是农村生活污水,同时畜禽养殖和农业生产也对农业面源污染有一定的影响。针对研究分析的结果,提出以政府为指导,发展绿色循环农业,运用先进的工程技术、生物技术综合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相应措施。     

汞污染对食品质量的危害及对人体的伤害

如今工业的发展,在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汞污染。基于此,介绍汞的理化性质、汞污染的来源,汞污染对商品质量的危害以及对人体造成的危害,并简单谈谈关于汞污染的治理。     

全球价值链嵌入影响了企业排污强度吗——基于PSM匹配及倍差法的微观分析

本文基于一般均衡污染贸易模型构建了全球价值链嵌入下污染排放的理论机制,运用PSM匹配与倍差法从微观层面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总体上表现出负的环境效应,即全球价值链嵌入增加了中国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在间接效应上,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污染排放存在正的结构效应和负的生产率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通过加剧投入产出结构的偏污性增加企业污染排放,同时又通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减少企业污染排放;外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显著,而内资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促进效应不显著。因此,中国要警惕全球价值链向全球污染链的演变,在进行严格环境管制的同时加强要素结构优化与绿色技术进步,以减少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环境风险。     

高新技术产业与循环保险制度结合的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污染有着不同于传统产业污染的特点和形式,从而使得高新技术污染长期以来被忽视。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污染越来越严重。我国必须对高新技术产业与循环保险制度的结合进行研究,以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自由贸易及跨界污染背景下的国际环境政策协调

文章构建了一个考虑跨界污染损害的福利函数,推导出自由贸易背景下某国的最优污染税,并与世界福利最大化时的最优污染税进行比较,以说明国家间环境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文章考虑了四种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在该国为小国且污染不跨界时不需要国际协调;当该国为大国或者污染跨界时,单个国家的独立行为通常不会产生合意的世界福利水平,此时需要国际协调以实现世界福利最大化。大国的污染政策具有贸易条件效应,因而出口国有设定过高污染税的激励,而进口国则会设定过低的污染税,双方都寻求转变贸易条件以有利于本方。而污染跨界时单个国家通常会有"搭便车"的激励,此时会实施较为宽松的环境政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基于S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卫星遥感数据中提取出中国220个地级市1998—2010年间的PM2.5浓度值,基于Sp VAR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时空传导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的皆具时间滞后性和空间溢出性,期初在全国层面上呈现"污染天堂"效应,但在第6期转为"污染光环"效应;分样本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在中国地区间同时存在着"污染天堂"以及"污染光环"效应,其中对东部地区雾霾污染的负面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久,西部地区次之,而中部地区在期初存在一定的改善作用;政府在防治雾霾污染时需要因地制宜,适时介入引资项目的环境监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