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1999-2010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为研究样本,在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资源基础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制度理论,从不同视角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资本劳动比、员工受教育程度、企业运营成本、行业内竞争程度、市场占有率对其生产率有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国家所有权水平对其生产率有负向影响。同时本文还揭示了现实中出现的与传统理论不符的现象,如投资到发达国家反而会使母国企业生产率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越高其生产率也越高等现象,本文结合实际针对这些现象给出了合理解释,并对如何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生产率分别向企业和政府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生产率悖论”吗——基于上市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中国存在生产率低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的“生产率悖论”现象.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另一种重要选择,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本文使用中国2006-2012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样本对这一问题从对外直接投资类型、企业性质、企业资本密集度、对外直接投资数量、目的地5个方面进行了详尽的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生产率对投资、资源类对外直接投资及国有和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无显著性影响;而对贸易型、制造型、研发型对外直接投资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投向低收入东道国的企业而言,生产率均显著正向影响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此外,本文也发现,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和范围也有显著正向的影响.以上经验证据都表明,中国大型工业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存在明显的“生产率悖论”.     

海外并购与绿地投资选择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发展,尤其在"一带一路"倡议的鼓舞下,中国企业掀起了对外投资的新浪潮。本文建立了对外投资的企业异质性模型,并采用1993—2015年期间955家A股上市公司共计1912起对外投资数据,建立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生产率相对较低的企业更倾向海外并购,生产率相对较高的企业会选择绿地投资;企业所有权性质、企业规模、企业财务状况及资本密集度等企业异质性因素也会对海外并购决策产生显著影响,其中资产规模较大、负债率较低、资本密集度较高的国有企业做出海外并购决策的可能性较大。此外,本文对该样本按企业区位、行业类型、投资动机、要素密集度等进行分类研究,从异质性角度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了决策参考。     

“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探讨了“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和效果。本文基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要素流动理论,分析了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路径和方向,并构建了一个综合考虑金融发展、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本文利用2005-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国家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受到制度环境、国家距离、关系资本和第三国影响的正向或负向调节。本文的研究对于优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和结构、提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和效益、应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融资约束与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浙江省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当前重要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因此探明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化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此背景下从微观企业角度研究融资约束如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构建理论框架阐明融资约束的提升会制约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但是会逆向促进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在此基础上,通过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中的浙江省企业数据在微观上验证了理论推论。进一步地,分样本数据回归表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重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不受融资约束制约,而非国有企业、非外资企业和轻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受融资约束影响明显。此外,文章通过零膨胀回归和排序数据回归发现较低（高）的融资约束增加了劳动（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数并加快其投资决策时间,与对外直接投资倾向的影响机制一致。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RCEP国家的研究

RCEP的正式签订，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新的机遇。本文以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主要研究对象，以理论分析框架为基础，深度探讨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作用机制，多种视角分析制度环境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的影响。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与RCEP成员国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RCEP成员国制度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正向关系，该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及考虑内生性情况后依旧成立；其次，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市场规模上也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正面效应，RCEP成员国中的发展中国家较发达国家对中国更具有投资吸引力。     

化解过剩产能的路径:出口抑或对外直接投资

如何平稳化解企业过剩产能是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企业能否实现良性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现实难题,而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则是解决这一问题可供选择的两个重要路径.本文分析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化解过剩产能的内在机制,并基于2007-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比较了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差异化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提升对外出口水平仍是削减企业过剩产能的主要突破口,而对外直接投资尚未成为企业化解过剩产能的主要路径.虽然出口增加对化解过剩产能存在一定的负向反馈效应,但这一负向作用并没有抵销出口对化解过剩产能的正向作用.尽管从理论上看,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相比,更能够化解企业过剩产能,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时间短、总量小,尚未对消化过剩产能产生显著影响.上述结论在使用多个估计方法、替换变量测度方法等分析后仍然是稳健的.本文研究为客观评估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对化解过剩产能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进一步合理消化过剩产能提供了有益的路径参考和政策启示.     

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以2004—2014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究了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产生抑制作用,且这一负面的影响效应在融资约束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在考虑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后,发现母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还会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深度产生抑制作用。由此,本文进一步拓展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政府制定加快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以及企业进一步增强自身防范与化解外部风险的能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溢出——基于企业微观特征的分析

本文从企业微观层面的角度出发,利用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合并的综合数据库,根据企业是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考察OFDI对中国企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同时,本文还使用动态估计的方法对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了进一步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即OFDI具有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对于不同的行业和地区,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有显著差异;对不同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企业正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不同;企业研发投入和企业利润率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具有正向的促进影响。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汇率对中国OFDI影响的实证研究

自"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活动日趋活跃,同时汇率市场上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依然坚挺。汇率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企业的投资的相对资本量,时刻影响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为明确人民币汇率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关系,本文在论述了大量投资理论和汇率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证分析得出结果,并据此提出初步性的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金融财税政策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的同时结构不平衡,行业较为集中。文章从微观企业视角研究融资约束和金融财税政策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梳理政策脉络、阐明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名录,构建logit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融资约束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影响,融资能力越强的企业越倾向进行对外直接投资。(2)政府出台的金融财税政策可以提高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同时弱化融资能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影响,但该调节作用不适用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行业层面仅适用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和纺织业。     

对外直接投资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02-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及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匹配的微观数据集,采用PSM-DID方法,在控制内生性和自选择问题后,重点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融资约束是否具有缓解作用。研究结果表明:融资约束抑制了中国工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融资能力越强,越倾向于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同时也能通过"生产率效应"和"出口效应"等间接效应缓解融资约束,但缓解作用存在时滞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缓解融资约束的作用受投资东道国特征的影响,投资于OECD国家和非避税地的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     

对外直接投资是否能够提高员工收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5年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对母公司员工收入的影响,为克服样本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实证部分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员工收入且具有滞后性;按照投资动机、投资东道国、企业所有权性质、投资模式区分样本进行检验,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基本上都促进了母公司员工收入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生产率、研发投资、员工结构三条路径正向作用于员工收入。     

异质性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500强上市企业的检验

本文通过对2011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500强中上市的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考察了企业生产率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除了验证新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即当企业生产率越高时越有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外,本文还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对外直接投资上仍然缺乏一定的竞争力;第二,企业生产率对民营等非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要比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大。     

《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对企业OFDI行为的影响及其生产率效应的检验

中国《对外投资国别产业导向目录》在引导企业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今天,检验该鼓励政策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考察该鼓励政策对OFDI企业的决策行为及其生产率效应后发现:(1)运用断点回归方法降低了内生性问题后,发现该政策对企业OFDI决策行为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2)在得出上述结论的同时,考察政策是否带来OFDI企业生产率提升,为此,基于全样本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发现政策驱动型OFDI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低于非政策驱动型OFDI企业;(3)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技术寻求型OFDI,该政策并未带来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对于市场需求型OFDI,鼓励政策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根据以上分析,可为新的产业导向目录的制定提出完善的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本文重点考察了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本文利用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层面数据和专利数据库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引进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有利于内资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机制作用分析显示，对外直接投资通过吸收能力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效应正向调节着引进外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引进外资通过人力资本效应和行业竞争效应正向调节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创新的影响，在国际直接投资影响企业创新时溢出效应与逆向溢出效应互为前提；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与动机影响着双向直接投资的内外联动作用，仅在同一东道国市场和仅在不同东道国市场经营的内资企业、以市场开拓为海外投资动机的内资企业从双向直接投资内外联动中获利。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本文匹配了2006-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记录和地区方言多样性数据集,以方言多样性作为中国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方式,从历史文化的角度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且该关系在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均成立;方言多样性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溢出效应影响本地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适度范围内,方言多样性作为地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程度的重要体现,对吸引外资进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过度的方言多样性则会加大心理距离,阻碍人力资源积累和外资进入;完善的法律制度会放大方言多样性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影响.本文的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为理解企业"走出去"的动机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