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资金补偿测算研究——基于标准财政教育支出的思路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上级补助有限、地方财力困难的情况下,我国农村推行普六、普九义务教育制度过程中产生了大量债务。政府及有关部门已经明确提出要从财力上帮助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然而,由于债务时间跨度长、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等原因,在化解债务过程中存在着是否公平、公正和防止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在系统调研分析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形成过程及其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标准财政教育支出框架下的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资金补偿测算模型,其主要思想是选择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形成的客观构成因素。测算标准财政教育支出,并将其与实际教育建设发展成效的投入之差额,作为上级政府帮助县乡化解农村义务教育债务的依据。最后,以云南省为案例,对其农村义务教育标准债务和农村义务教育债务化解资金进行模拟测算。     

浅谈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地方财政运行的风险与对策

目前各县乡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巨大,包袱沉重,财政风险进一步扩大,也然影响到县乡政府行政的正常运转。加强政府性债务的管理和化解对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从县乡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带来的财政运行风险出发,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的原因,继而提出债务管理和化解的对策。     

浅谈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地方财政运行的风险与对策

目前各县乡地方政府债务数额巨大,包袱沉重,财政风险进一步扩大,也然影响到县乡政府行政的正常运转.加强政府性债务的管理和化解对建设诚信社会、诚信政府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本文从县乡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巨大带来的财政运行风险出发,分析了地方政府性债务产生的原因,继而提出债务管理和化解的对策.     

县乡政府财政支农支出效率的实证分析

对农村的人均基础的教育支出、农业的基本建设的支出、人均的财政卫生的支出与支援农业生产的支出等等的变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县乡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产生较高的农业生产的效率.但是其功能的覆盖面仍然比较窄,对于农民的收入水平没有明显的反应,同时还缺乏一个个性的公共服务.因此,为了能够更好地提升县乡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的效率,就必须对财政支农支出制定一个配套的政策.     

关于对县乡地方政府负债问题的调查报告

<正> 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快速增长,县乡两级政府债务规模同样不断扩大,随之而来的由于债务引发的财政风险也日益受到各级部门的关注。为进一步了解县乡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结构组成等系列问题,我们以卢氏县为例开展了政府债务情况的调查,调查情况如下: 一、县乡政府负债问题的表现 1994年以来各县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确定了分灶吃饭的县、乡财政体制,县、乡地方财政收入规模不能适应经济迅速发展,一些乡镇和部     

中国地方政府超额公共支出规模的测度及其控制——基于省级政府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直接的收支平衡方法、最优公共支出规模方法和债务可持续性方法对中国地方政府不断积累的超额支出规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仍然处于相对可以控制的范围之内,东部部分地区的债务规模中等,偿债压力中等。为了控制政府的支出规模,当前提高财政透明度、改变官员的绩效考核方式、合理界定地方支出范围势在必行。     

投资冲动、债务扩张与地方政府激励目标

通过构建包含不同地方政府目标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不同激励目标对政府债务和支出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短视带来了实际债务相对于目标债务的偏离,不同政府目标对债务扩张表现出不同的放大作用;合适的债务监管强度可以使地方政府的支出强度逼近居民效用最大化水平,但地方政府行为对相关参数非常敏感,这为确定债务监管强度带来了困难.通过对不同要素的拆解发现,对投资的关注是导致政府支出和借贷行为对债务监管敏感的主要原因,收入目标和税收结构的优化可能是解决地方债务问题的重要思路.     

县乡财政风险及防范——以欠发达地区为重点的考察

县乡是我国农村的基层单位,在今后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县乡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近年来,县乡财政风险问题的凸显及其严峻化,已经成为妨碍县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或隐患。一、县乡财政风险的现状与负面影响所谓财政风险,是指“政府拥有的公共资源不足以履行其应承担的支出责任和义务,以至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受到损害的可能性。”财政风险并非单纯的财政部门风险,而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最终面临的公共风险。当前,在我国大多数地区,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县乡财政风险问题较重且呈日趋…     

权责分离、政绩利益环境与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客观上存在权责分离,这意味着债务权力难以受到债务责任的有效约束,如果出现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诱导,地方政府债务将超越社会利益范畴而出现超常规增长.可见,权责分离为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创造了条件,同时这种超常规增长还取决于不同政绩利益环境下的地方政府利益行为选择.实证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加剧了基于追求经济增长预期和应对人员支出压力对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债务违约.进一步检验发现,权责分离对债务超常规增长的影响还取决于地方政府“经济人”利益强度,这与上级政府补助引起的支出独立性存在负相关,即上级补助越多,支出独立性越弱,对债务依赖越小;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存在正相关,即在“唯GDP”政绩考核模式下,周边同类地区经济水平越高,越能激发地方政府加速举债.最后,本文从改变债务权责关系、转变政府官员政绩观、优化财政分权体制等方面提出遏制地方政府债务超常规增长的相关制度措施.     

我国县乡财政运行困难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 ,我国县乡财政困难不断加剧 ,很多县乡出现大量债务 ,财政运行环境趋紧。其因在于财政收入来源少 ,支付需求较大 ,财政纵向分配不均衡 ,县乡处于劣势及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不规范及政府管理体制的缺陷所致     

中国:农民减负、县乡财政解困的财税对策

本文认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令人担心的是"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必须从解决农民负担重与县乡财政困难并存这一矛盾入手.文中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民负担构成,首次提出了新"剪刀差"在其中的影响;深刻揭示了县乡财政困难实情;指出包括"农村费税改革"试点在内的现有主张和方案,由于没有突破农耕社会治税理财思维定式和无法打破"黄宗羲定律",因而都不可能解决农民负担重与县乡财政困难这对矛盾;本文提出的对策是:废止现行农业税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税制,取消农村居民储蓄利息税;在减少政府层次并精简人员基础上按照大致统一的标准解决基层政权运转和公务员支出需要,政府切实负起义务教育等公共支出责任,公务员安心为人民服务而不再去加重农民负担.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区域比较分析

本文以A省与B省为例,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情况在规模与结构进行区域比较,同时就地方债务规模与经济总量进行相关分析,表明,地方债务总量呈现区域性特征,其规模大小与当地经济发展高度相关,但债务负担率、偿债率并没有显著的地区差异,甚至出现累退现象,同时也表明,我国地方财政支出对债务具有一定的依赖性。     

乡村债务规模、结构、风险及原因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与农业税取消之后,乡村债务问题变得更加突出,影响了农村经济生活的稳定,阻碍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步伐。依据实地调查资料,从债务规模、债务结构、债务风险、债务成因等方面对乡村债务问题进行分析,基本结论为乡村债务规模较大、债权人结构复杂、债务用途多样、借款利息较低及债务成因多元化。     

农村商业网点变化趋势及原因探究——以湖南省醴陵市为例

随着“万村千乡”市场工程等各项支持农村商业发展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商业得到较大发展,但其发展情况还不尽如人意,农民消费需求仍得不到有效满足。文章采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的方式,对湖南省醴陵市农村商业网点进行实地调研,发现镇区商业网点数量大量增加而村级商业网点数量却存在相对减少的趋势。认为人口数量和居住地的变化、镇区和村级商店商品质量和价格的差别、农村家庭收入和支出水平的增加、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其主要原因,而改善农村流通现状的根本在于大力发展镇区商业,同时注重发展偏远地区村级商业。     

宏观政策的协调机制与欧洲债务危机

通过政策调整损失函数的理论模型分析,认为负的需求冲击是构成欧洲债务危机的前提,而缺乏货币政策协调的持续性扩张财政政策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本质原因。对2000Q1—2010Q1的"PIIGS"的季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5国独立财政政策和欧元区共同货币政策的协调机制是存在冲突的。希腊长期均衡和短期调整均存在主权债务危机风险,因而成为首个爆发危机的国家。西班牙、意大利的短期调整虽暂时缓解了主权债务危机出现的可能,但不能解决发生危机的根本问题。而爱尔兰、葡萄牙只是短期内实施了过度的积极财政计划而造成了主权债务危机假象。     

化解我国乡镇债务的十大对策

化解我国的乡镇债务,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发展农村经济,制定城乡一体化的宏观经济政策。同时,改革乡镇政府的体制与机构以及乡镇干部的管理与考核制度,构建乡镇债务风险的预警系统,推动城市化建设。     

Finanzielle Repression — ein Instrument zur Bewältigung der Krisenfolgen?

Financial repression committed by central banks has been put forward as a means to secretly reduce the real burden of high public debts. Financial repression has allegedl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mpressive reduction of the US debt ratio after World War II. A mix of conventional budget consolidation and rapid growth was the main driver in this relative debt reduction with a minor role for financial repression. But does financial repression really exist? The authors express different opinions on evidence for this concept. Those authors who find that there are indicators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fear redistributive tendencies between debtors and creditors and high opportunity costs in the form of savings and investment distortions. Therefore, financial repression is not a “cure” for the high public debts amassed in the euro area during the recent sovereign debt and banking crisis. Furthermore, the high sovereign debts in the euro area may threat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ose high costs on society. Therefore, reducing these debts is politically highly relevant, and fiscal policy should be characterised by a modest reduction in government spending and/or tax increases, combined with a policy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Macroprudential regulations should supplement this financial policy.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镇政府作为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的最基层政权,其职能履行好坏与"三农"问题能否破解休戚相关。当前乡镇政府职能履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位"现象,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弱化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乡镇职能转变是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面创新,必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新时期农业生产需要、农村工作形势和农民增收致富要求,推进乡镇职能转变,从转换乡镇工作机制、完善建立乡镇工作制度入手,切实解决好困扰乡镇的诸多难题,逐步使乡镇工作与群众需要相统一,与发展相同步。     

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推进新农村建设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乡镇政府作为上联国家、下接乡村社会的最基层政权,其职能履行好坏与“三农”问题能否破解休戚相关。当前乡镇政府职能履行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位”现象,影响了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弱化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乡镇职能转变是思想观念、工作方法、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全面创新,必须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牢固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以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按照新时期农业生产需要、农村工作形势和农民增收致富要求,推进乡镇职能转变,从转换乡镇工作机制、完善建立乡镇工作制度入手,切实解决好困扰乡镇的诸多难题,逐步使乡镇工作与群众需要相统一,与发展相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