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商学院专著评介(二十)大国经济研究的创新成果——评欧阳峣教授的《大国经济研究》(第一辑)

20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和21世纪初"金砖四国"的共同崛起,引起了经济学界对"大国"的特别关注.理论界在寻觅中国经济增长和"金砖四国"崛起原因的过程中,提出了"大国优势"、"大国战略"、"大国模式"的概念,"大国经济"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发展中大国的自然资源优势与经济增长——以金砖四国为例

以自然资源为切入点分析金砖四国近20年来的经济增长,研究表明：矿产资源消耗、能源的生产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丰富的自然资源是金砖四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自然资源通过直接转化为自然资本财富、自然资源出口和影响产业形成与发展等途径影响四国经济增长。文章还分析了金砖四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并为金砖四国长久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国际比较

经济增长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世界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经济增长不仅要注重量的积累,更要重视质的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增长总量已居世界前列,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却并不令人满意。文章通过对中国与世界十五个国家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在经济增长效率、经济增长结构方面和发达国家、“金砖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在稳定性和国民经济素质方面表现较优,需要通过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优化增长结构、提升福利水平并加大资源环境保护使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此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2-2010年相关数据,对"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金砖国家"引进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均是正向的,由大到小依次是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和俄罗斯。"金砖国家"引进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主要与引进FDI相对规模和FDI的来源地分布有关。     

俄罗斯经济复苏的动力与制约因素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俄罗斯重新崛起”话题在国内外越来越成为一个热点。本文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分析了俄罗斯目前的经济形势和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前景及其影响因素，并且对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启示作了相应的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与热度分析

经济增长（economicgrowth）是指一国潜在的GDP或国民产出的增加，即国民财富或社会财富的增长。经济增长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围绕“中国经济增长是否过热”这一话题，国内经济学家分为“肯定过热”和“否定过热”两派。将通过对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分析，阐述“局部热度不等于中国经济增长过热”这一观点。     

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大瓶颈，其中“重中之重”的是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是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强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脆弱性，对环境和资源等社会成本的消耗度较高。因此，中国亟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合理布局，减少浪费，实现中国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开放型经济转型与大国富强之路

从古代中国的灿烂辉煌、东西方现代化发展的“大分流”、近代中国的饱受磨难到开放型经济大国，历史发展规律表明，开放包容、文明互鉴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近年来，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发达国家掀起以大规模对华贸易摩擦和技术封锁、全球产业链布局的“去中国化”、重新制定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为手段的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考验。为此，中国从拓宽对外开放新空间、加快制度型开放、倡导新型全球化、促进国内外双循环联动四个方面着手，全面加快推进开放型经济转型。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不断增强国家内生增长能力为基础，更加重视国内制度建设、更加强调国内外资源整合，在内外兼修中走向富强。     

美国大国崛起及其对金砖四国的启示

美国是1776年独立出来的荒原殖民地，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后崛起阶段持续走强，美国崛起和国运昌盛的秘密何在？对于“金砖四国”等发展中大国的赶超和崛起有何借鉴意义？笔者认为，尽管19世纪美国大国崛起具有不可复制的个性化特点，但还是可以从中寻找一些规律性的特征，并给21世纪金砖四国的崛起提供有益启示。     

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内在规律

本文在分析以往各种主流增长理论观点和问题的基础上,根据笔者提出的经济内能增长思想,对大国兴衰现象背后的经济增长规律进行了讨论,揭示了经济内能变化对大国兴衰现象的作用,从而论证了世界历史上的大国兴衰现象确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规律性。本文也对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等作了简单讨论。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其潜在的经济增长

通常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经济衰退。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通缩的两个特征，但对“一个伴随”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处在较高位次的正数区间内。西方认为对“一个伴随”的认识只能把潜在的增长和实际的增长对应起来分析，本文在计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而支持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     

能源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回归方法的比较分析

通过建立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单部门经济模型”和“两部门经济模型”，推导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正面的积极影响，也可能存在负面的消极影响，并利用线性回归和基于“阈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中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倒U-型”的影响，即当能源消费水平较低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当能源消费水平较高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为中国节能减排的能源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对中部崛起的启示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是当今西方经济学中具有深刻影响的经济理论之一,该理论重视经济增长中的内生因素,强调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和政府的政策与对外贸易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中部崛起是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提升中部,使全国经济和谐发展,进而使整个中国经济崛起的重大战略。本文力图对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进行概括,借鉴其理论精华,以对中部崛起有所借鉴,促进中部地区早日崛起。     

乡镇企业专业化协作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镇企业迅速崛起和发展．不仅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也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和经济增长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乡镇企业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有些地方甚至是“半壁江山”、“三分天下有其二”。本文就乡镇企业专业协作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意识形态与经济研究

意识形态不仅是哲学和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范畴，且在经济研究中已开始给予特别的关注，但把意识形态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性难题。意识形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双重的，一种成功的意识形态能够通过交易费用的节约、克服“搭便车”等来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相反，失效的意识形态则成为经济增长的绊脚石。     

知识资本与现代经济增长

知识经济的崛起，根植于工业经济基础上，又是提升和变革工业经济的主要推动力，知识经济条件下的产业经济将面临许多变化，尽管产业经济增长仍需依托资本和劳动力，但知识将成为第一资源，知识资本已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正在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经济结构，引起产业结构的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知识资本的运用佃成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ＦＤＩ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国、南非例证

选择中国和２０１１年新加入金砖国家行列的南非作为研究对象,就其经济增长与ＦＤＩ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比较。通过分析中国和南非自１９８０年以来ＦＤＩ与经济增长的总体状况,为研究经济增长与ＦＤＩ的关系建立经济增长模型,分别对指标变量进行平稳性、协整关系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中国和南非的ＦＤＩ与经济增长之间均存在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国在短期和长期内经济增长都是ＦＤＩ的格兰杰原因,南非在长期内经济增长是ＦＤＩ的格兰杰原因。     

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量化测试研究

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期，煤炭行业粗放型经营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资金投入增长超过经济效果增长”等五方面，需实行“加快技术进步，科技兴矿”、“改善企业产业结构，实行综合开发”等为主要内容的集约型经营，并建立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量化测试指标体系和煤炭企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量化测试模型，以此来指导煤炭企业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大国优势与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

一个国家的规模大小对该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大国经济的显著特点是人口多、面积大。大国经济具有小国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可概括为八大优势：资源优势、分工优势、劳动力优势、市场优势、技术发展优势、规模优势、生产力推进优势、资源整合优势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可以充分发挥大国优势,实现我国经济增长中心的转移,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经济复杂度能够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吗

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评价经济增长方式的指标出发,对２００３—２０１１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并从总体和分不同地理条件、经济条件考察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外延、粗放型特征出现强化迹象,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济复杂度的提升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增长对资本、能源、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强烈依赖。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中部地区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显著抑制作用强于全国平均水平,“高高组”经济省份经济复杂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抑制程度高于“低低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