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央行财产豁免制度的完善：以利益平衡为视角

为维护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美国在区分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的立法基础上,通过立法与司法、司法与行政等层面的结构性设计来实现投资者与外国央行之间的利益平衡。实践中,美国法院通过对“央行财产”、“放弃豁免”等立法条文的解读进一步维护了此种利益平衡之实现。在面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维护境外外汇投资安全和应对主权债务危机等多重政策诉求的背景下,我国可以考虑利用管辖权与判决执行两阶段的互动,在管辖权豁免、央行财产界定、放弃豁免和对等原则等方面来满足我国对央行财产豁免制度的政策需求。     

关于社会保险税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社会保险基金费改税是必然趋势。作为一个税种名称 ,“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障税”要较为科学和规范 ;社会保险税的公平性比一般性政府税收较差 ,而其对效率原则的体现又弱于一般性政府收费。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相对独立的预算管理是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目前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低标准、循序渐进和统一税政与管理     

促进彩票市场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取向

彩票业在许多国家被称为“软财政”、“准税收”,在财政融资、筹集资金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彩票的税收政策,在现有对彩票的征税办法中,对中奖所得未规定必要的费用扣除,对彩票中奖所得采用较低的税收负担,对代销单位收取“过重”的营业税,严重影响了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对是否该开征彩票税也争论不休。应从税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出发,并结合我国彩票市场的发展形势,确定我国彩票市场各发展阶段的税收政策。     

我国遗产税立法主体内容基本框架

一、收益的可税性所谓可税性,是指什么类型的行为和事实可以征税。可税性理论是税法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研究如何在立法上有效界定征税范围,以确保国家征税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核心是对各类收益可否征税作出取舍。收益性是确定征税范围的基础性要素。国家在确定征税范围时,主要应考虑的因素是收益性、公益性和营利性。其中,收益性又是这三个因素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只有综合考察这三个因素,才能在理论上有效地确定某类行为和事实是否具有可税性,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是否可以对其征税。从一定意义上说,税收就是国家的一种收益,即…     

加快彩票业发展的税收政策思考

彩票业在许多国家被称为“软财政”、“准税收”，在财政融资、筹集资金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彩票的税收政策，在现有对彩票的征税办法中，对中奖所得未规定必要的费用扣除，对彩票中奖所得采用较低的税收负担，对代销单位收取“过重”的营业税，严重影响了彩票市场的健康发展。社会各界对是否该开征彩票税争论不休。应从税法的公平与效率原则出发，并结合我国彩票市场的发展形势，确定我国彩票市场各发展阶段的税收政策。     

中国社会保障税税制设计探讨——基于企业增值税代替工资所得额为税基的构想

对于我国社会保障税税制的设计,以企业增值税代替现行的工资总额为税基,把“增值税”作为社会统筹部分的社会保障税税基;在提出我国社会保障税设计应遵循的原则基础上,进行社会保险税税制要素设计的若干构想;最后,分析以“增值税”为税基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完善。     

洗钱罪上游犯罪立法模式探讨

完善反洗钱刑事法律是《中国2008—2012年反洗钱战略》确定的八个目标之一。本文在介绍国际上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几种立法模式以及分析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演变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后，对我国今后洗钱罪上游犯罪应采用的立法模式作了探讨，提出应采用“列举式立法和概括式立法相结合，分步实施”的方法进一步完善洗钱罪立法。     

多元化会计计量属性对企业所得税的影响

新会计准则允许企业采用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和公允价值等计量属性进行会计计量,使得企业会计利润与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下的纳税所得之间的暂时性差异越来越大,企业所得税会计处理愈加复杂．因此,在我国新的企业所得税立法中,应充分考虑会计计量属性的新变化;同时,企业应选择适度分离的所得税会计核算模式,以减少纳税风险。     

关于社会保险税若干理论问题的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社会保险基金费改税是必然趋势。作为一个税种名称，“社会保险税”比“社会保障税”要较为科学和规范；社会保险税的公平性比一般性政府税收较差，而其对效率原则的体现又弱于一般性政府收费。对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相对独立的预算管理是社会保险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目前我国开征社会保险税应坚持的基本原则是：低标准、循序渐进和统一税政与管理。     

比利时个人所得税的特点及借鉴意义

介绍比利时个人所得税的税制类型、税率设计、费用扣除、应税所得的计算方法、预提税等几个方面的特点,借鉴其合理之处建议完善我国的个人所得税制:将现行的分类税制改为综合分类所得税制;减少税率档次,降低最高边际税率;费用扣除应考虑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对应税所得随通货膨胀进行调整;加快信用制度建设,完善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制度.     

国外房地产税立法的典型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

房地产税立法草案预计最快在2016年进入人大立法程序,但当诸如房地产的产权制度、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房地产税的特殊属性、直接税的征管体制等基础性概念和制度尚不完备时,房地产税立法实际上是无本之木。国外房地产税立法中有许多典型实践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选取与我国同样处于转轨阶段的中东欧国家的房地产税立法改革经验以及历史悠久、成熟完善却又面临衰落的美国财产税立法改革经验做典型案例剖析,得到的重要启示是:产权明晰是房地产税立法改革的首要前提;房地产税立法改革要特别注意房地产税特殊的"双刃剑"属性。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费（税）制度的改革路径探索——经验借鉴与启示

我国环境保护税的纳税主体目前仅限于企事业单位和生产经营者,而作为生活垃圾的排放者——居民,并不在纳税人范围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环境保护税在防治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的职能。从现有制度体系来看,将生活垃圾处理费制度渐进式平移至环境保护税制体系内,是将个人纳入环境保护税征税对象的有效举措。结合我国现行征管机制及荷兰、瑞士两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征收垃圾费（税）经验,应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以优化制度设计、强化征收管理的“制度完善”的近期目标,逐步过渡到立法层级提升、税制要素构建的“费改税”的远期目标,用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美国和德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及比较

为了避免跨国公司利用在避税港或低税区设立基地公司的渠道进行避税或逃税，美国于1962年通过了肯尼迪法案，受控外国公司法律制度得以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F分部。该立法的目的在于抵消居民纳税人把消极所得转移和积聚在避税港或低税区的非居民外国实体中的行为。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国家其受控外国公司立法主要借鉴了美国的做法，但也具有一定的特色。近年来随着实践的发展，两国受控外国公司税制均出现了新的变革。     

论专利权的保护范围

确定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应牢固树立利益平衡理念,平衡保护专利权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以利益平衡为基点,在确定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时宜采用折衷原则,即应以权利要求的内容为基准,包括相同特征和等同特征。同时根据诚信和公平原则,应适用禁止反悔和公知技术抗辩作为排除规则。对于外观设计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可从“产品”的范围和受保护的“外观设计”的范围两个方面来界定;同时,就判断方法而言,宜在普通观察者法基础上借鉴美国做法引入“新颖点法”。     

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税收政策研究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采用收入型增值税,加大了企业的负担,挫伤企业的技术创新动力;所得税的扣除项目、优惠项目少,不利于企业和个人的创新.应完善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颁布国家促进高科技税收法来促进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绝对豁免到限制豁免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的反思

中国内地坚持国家绝对豁免,至今没有受理过以一国为被告的案件。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另五人诉FG HEMISPHERE ASSOCIATES LLC"一案引发了对我国在国家豁免制度立场的思考。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是一项久已确立的国际法原则,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密切,它从绝对豁免主义走向限制豁免主义,虽然我国在特定情况下采取了灵活处理的方式,但这还不足够,应从国家利益出发,长期来看应制定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法,短期则应根据个案事先做好法律评估,事后积极应诉。     

我国与不同类型国家企业总税率比较与启示

作为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企业“总税率”高于以间接税为主和以直接税为主的OECD国家,且不但高于高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也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我国企业“总税率”偏高,原因在于“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较高。我国税制结构由以间接税为主向以直接税为主转变,但不应通过增加企业的直接税来实现;要有效降低我国企业的“总税率”,必须切实降低企业的“劳动税税率”和“其他税税率”。     

"买税卖税"的经济分析

“买税卖税”在我国许多地方显现。要治理地方政府的这一违反税法的行为,应认真研究其成因,堵塞源头,才能有效地防范于未然。本文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剖析了“买税卖税”形成的内因,由此提出一些防范措施。     

我国居民的“税痛”程度和政府支出的抵消作用——不同税种、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及财税改革启示

将税负对居民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定义为“税痛”,基于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2010年的抽样数据和样本所在区（县）的财税数据分析表明：中等口径宏观税负给我国居民带来的“税痛”并不显著,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痛”相对更强;增值税和营业税与居民幸福感正相关,个人所得税和消费税给居民带来明显的“税痛”,且个人所得税的“税痛”高于消费税;地方政府支出不但完全抵消了宏观税负带来的居民“税痛”（对低收入群体的抵消作用最为显著）,还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地方政府支出对不同税种、不同收入群体“税痛”的作用存在差异。应进一步优化以流转税为主的税制结构,改革预算管理体制,提高区（县）政府自主收入水平和支出水平,并增加普惠性民生支出比例,以切实提升我国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     

房地产税可以充当中国地方税主体税种吗？

通常认为,缩小财富分配差距、充当地方税主体税种、平抑房价是房地产税被赋予的职能。利用CHNS家户调查微观数据估算不同税率水平下房地产税的收入规模,结果表明现有税率下房地产税收入规模无力充当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采用2004—2013年全国省级面板数据的GMM回归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房地产税收收入的提高不会抑制房价,反而将会促使地方政府从“经营企业”向“经营城市”转变,通过大力发展房地产业来获取更多的财政利益。因此,房地产税无论是在现实规模充分性上还是在逻辑合理性上都无法成为我国地方税主体税种,缩小财富分配差距的公平职能才是其唯一的核心职能。因此,应构建征收偏向于高收入群体和高档住宅的房地产税制,并控制房地产税在地方税中所占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