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打工形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影响。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不同和夫妻是否共同外出打工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同。用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全面分析外出打工的因素及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高于从未外出者,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收入更高;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能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     

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贵州省施秉县为例

利用贵州省施秉县的7个村569个农民的样本数据,通过Logit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因素有年龄、性别、家庭规模、外面务工关系等,其中,年龄对非农就业的影响是先正后负,男性、家庭总人数、外面有务工关系起正向作用;而婚姻状况、人均耕地面积、家中老人、家中小孩、受教育程度、是否有村干部等变量的影响不显著。虽然人均耕地和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但仍然急需解决好人地矛盾问题和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问题。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母亲外出与农村儿童健康——来自CFPS数据的证据

目的/意义 在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大背景下,农村妇女外出导致的女性育儿功能弱化问题在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凸现,母亲外出对农村地区的儿童健康影响如何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方法/过程 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讨论与检验了中国农村地区母亲外出与儿童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结果/结论 研究发现,母亲外出对农村儿童的年龄别身高(HAZ)及年龄别体重(WAZ)等营养健康指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且对学龄前儿童以及男童的影响更大。在心理健康方面,母亲外出将导致儿童的抑郁程度上升,且女童所受到的心理健康冲击明显高于男童。此外,本文还发现,农村家庭育儿数量的增加不利于儿童营养健康,而提高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儿童的营养和心理健康。因此,为更好地保证农村地区的儿童健康状况,需要为农村女性提供更多的当地就业机会,提高儿童照料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以及引导生育观念转变,减少男孩偏好。     

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以中国西部地区农户的借贷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有关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信贷需求情况,并用Probit模型分析了西部地区农户金融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表明：西部地区农户具有广泛的金融需求但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贷款的比例较低,其对利息具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借贷以短期、小额为主,用途兼有生活与生产性、但以生活性为主,借款未归还的比重较低。人口、劳动力、学生人数、劳动力平均年龄、劳动力最高受教育程度、家庭经营的土地面积、家庭收入、家庭储蓄水平、家庭收入来源、家庭距正规金融机构的距离、信用社是否对农户的评级、农户所在地是否存在有息借贷等指标,是影响西部地区样本农户是否具有金融需求的显著因素。     

人力资本、家庭禀赋、制度环境与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基于江苏省597份调查问卷的分析

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有利于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也有利于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基于江苏省14个村庄597位农村女性劳动力的调查数据,运用Logit模型分析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就近转移已成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渠道,个人特征、家庭禀赋和制度环境等多重因素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产生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家务分担程度的提高、家庭收入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以及家人的支持和自身的返乡意愿,均能显著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应积极开展农村女性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夫妻合作型家务劳动,优化农村女性创业环境,创造农村女性就业机会,以持续推动我国农村女性劳动力就近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跨省迁移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理性主体,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使用线性化的logit模型,对影响农村劳动力跨省迁移的概率和流向等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迁出地的人均耕地、劳动者受教育状况、农业劳动生产率、城镇居民收入以及两地距离等对农村劳动力的跨省迁移具有显著影响。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人力资本对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的影响——基于山西省的调查

本文通过因子分析得出了劳动力外出就业动机的四个维度,即发展型动机、收入型动机、教育型动机和随大流动机,并就不同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动机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高的、受过培训、有技能、健康状况良好的劳动力更多的倾向于发展型动机;年龄大、已婚的、男性更多的倾向于增加收入、为子女创造受教育机会的动机;打工经验多的劳动力增加收入的动机更强烈,打工经验少的劳动力则在"随大流"上显示出意向性。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机会公平,通过采用1989年至2009年CHNS数据对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的强弱进行考察后发现：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中国农村中间阶层更易向下流动,更易跌入社会的底层,而难以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受教育年限、年龄等因素对收入流动性有着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应在完善劳动力市场、增加教育支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提高收入流动性,改善收入不平等这一现状。     

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空间分布差异研究——基于1997～2008年各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导致区域间财政收入存在着差异性。通过对1997～2008年有关财政数据的梳理和研究,发现无论是从财政收入总量还是从人均财政收入来看,总体上东部地区省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而中部和西部省份则不存在明显的差别。预算外资金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的差异性,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在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差异性方面则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作用。从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来看,不同区域省份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存在着明显差别。一般预算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省际间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尤其是东部地区省份间和西部地区省份间。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利用2006~2020年31省面板数据匹配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乡村振兴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贡献、σ收敛和空间β收敛性。研究发现：（1）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大幅提升，随着振兴乡村不同阶段的演变，全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速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但各区域省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2）全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中、西部的区域内差异均显著缩小，而东部不明显；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和东-中部；区域间差异始终是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则均有所上升。（3）全国及中、西部区域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呈明显的σ收敛趋势，东部区域发散；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全国>东部；引入差异化特征后，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东部>全国。（4）全国层面看，乡村振兴增长对邻近省份产生微弱的正向空间溢出；分地区视角下，一省乡村振兴增长因"虹吸效应"显著降低了邻近省份乡村振兴的增速；财政支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我国教育资源的递减配置及其制度分析

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将是中国教育在新世纪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等表现为教育资源分布上存在较大的地域差距、省际差距、城乡差距,本文则从另一个视角分析了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现象,指出在一个省的内部教育资源的配置依省会城市-地级市-县级市递减,这种配置格局是受到我国按照权力等级配置资源制度、当前的教育财政制度、社会各个不同利益集团对于资源的争夺以及各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的影响。     

谁更有利于中国的农村减贫——基于财政支农、城镇化两类途径的实证研究

借助中国省际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探讨财政支农与城镇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的农村减贫得益于财政支农工具与城镇化战略的交互协同效应,但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减贫的促进效益更强;财政支农投入中的扶贫性投入和就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更有利于东部地区农村脱贫,而综合性开发支出和人口城镇化水平则在中西部地区更具农村减贫的拉动效果;虽然我国的农村贫困存在明显的"棘轮效应",但随着财政分权、农业经营规模和农村医疗教育及技术水平的提高,农村贫困发生率会得到相应抑制。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化评价及空间差异性研究

从资源消耗绿色化、废物排放绿色化与工业转型绿色化三方面构建工业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7—2016年30省面板数据和加权TOPSIS方法对中国工业绿色化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泰尔熵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对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进行阐述。结果表明：（1）省际工业绿色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稳中有升,中西部地区相对稳定,东北地区下降趋势显著。（2）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且以泰尔熵指数、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同步性。（3）通过对泰尔熵指数空间分解发现,地区内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不断变小,而地区间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小幅变大。     

中国省际工业绿色化评价及空间差异性研究

从资源消耗绿色化、废物排放绿色化与工业转型绿色化三方面构建工业绿色化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07—2016年30省面板数据和加权TOPSIS方法对中国工业绿色化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泰尔熵指数、基尼系数和变异系数对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进行阐述。结果表明：（1）省际工业绿色化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稳中有升，中西部地区相对稳定，东北地区下降趋势显著。（2）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总体变化幅度不大，且以泰尔熵指数、基尼系数与变异系数测度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变化趋势呈现出明显同步性。（3）通过对泰尔熵指数空间分解发现，地区内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不断变小，而地区间的省际工业绿色化空间差异性小幅变大。     

基于因子分析与聚类分析的城市设施水平综合评价

对20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城市设施水平进行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发现,东部及沿海地区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城市设施水平较高;中西部地区等经济落后的省份城市设施水平较低。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中西部经济来提高中西部城市设施水平。     

甘肃省在国内省际贸易中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随着贸易模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积极参与国内省际贸易,赢得国内其他省区市场将成为省际竞争的焦点.本文研究的是甘肃省作为我国经济不发达省份在国内省际贸易中面临的问题及原因.通过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参与国内省际贸易的水平、贸易的结构等,文章认为甘肃省虽然已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了国内省际贸易的进程,但由于产业结构水平低、贸易成本高等原因,它在其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面临着诸多困境.随着国内省际市场竞争的加剧,甘肃省如果不调整战略,其不利地位将会进一步强化,并对其未来经济发展形成阻碍.     

关于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估计

在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是一个人口流动率极低的国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劳动力市场的不断完善，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估计，现有的大部分研究和调查结果并不一致。通过对现有文献中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的估计进行梳理，希望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变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