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

目前,人口大规模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膨胀的主要推动因素。利用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人口规模,结果表明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以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为例分析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及其成本,结果表明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对日本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导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对广东省各地级市人口演变进行估计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外围城市主要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不能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而应主要采用市场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如产业升级与转移。     

新常态下“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内在机理及实现路径研究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主体,受惠于改革红利、全球化红利和人口红利,我国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生产和净出口国,为产业转型升级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分析表明,我国制造业在享有绝对规模优势的同时还存在大而不强,产业区域发展不平衡,人口红利优势递减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压力。借助局部调整自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我国制造业战略升级的内在机理,实证解释影响制造业战略升级重要因素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并以此从加快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重构产业价值链,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提升产业增值能力;做强生产性服务业,推动服务业和制造业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区域经济政策产业效应等方面提出实现"中国制造"战略升级对策思路。     

新常态下增强资源型城市创新驱动发展动力研究——以铜陵市为例

铜陵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受资源约束和发展瓶颈的制约越来越严重,如何适应新常态、增强创新驱动力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是该类城市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在梳理铜陵市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现状和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铜陵市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发展存在的三个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低、产业规模竞争优势弱、政策和制度创新滞后。据此提出了要从技术创新、产业创新、政策制度创新三条路径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强铜陵市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打造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铜都。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语境解析

经济“新常态”是经济发展特征从一种状态转向了另一种状态,而经济发展特征可以从多种视角、层面和领域来描述,因此,可以从不同语境、不同层面、不同领域来考察和理解经济“新常态”。在市场经济语境下,当前中国经济“新常态”是“非常态”向“常态”转变,即“计划经济常态”经过“市场化转型的市场经济非常态”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常态”,是“旧常态—非常态—新常态”的转换,其核心在于形成新的市场经济规则、运行机制以及新的市场结构与模式,并持续演进。在国别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是“在改革中发展,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放松政府管制中发展,企业在激烈竞争和创新中自主发展”,与美国等“去杠杆化、强化政府管制”的“新常态”具有本质区别。在发展阶段和环境语境下,中国经济“新常态”则是要适应经济发展进入转型期、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强化的新形势,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优化升级经济结构,更加注重民生和生态文明建设。当然,还可以从不同的区域、产业,甚至城市、企业等视角来深入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

"中国模式"和经济"新常态"作为近年来出现在理论界和公众视野的热点词汇,前者承载着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以来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模式和经验总结;后者是决策层对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基本分析和研判。"中国模式"在引领中国经济取得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其所存在的问题和缺陷也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的一个重要因素。推动"中国模式"的转型升级以使其妥善应对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新问题和新挑战,是关系未来中国经济能否在"新常态"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重大议题。而转变经济改革的驱动机制、具体方式与策略,以及经济增长方式和宏观经济政策,是推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国模式"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     

新常态 新经济 新金融——未来我国金融业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受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阶段。经济的新常态也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传统金融业的高速增长态势难以为继,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新动力方面尚有欠缺,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对货币金融环境产生深远影响,货币政策调控框架面临挑战。金融业必须因时而变、因势而变,不断开拓新的增长点与业务面。应积极探索新常态下金融业健康发展的新模式和新路径:(1)金融业应牢固树立服务实体经济的宗旨意识,坚守服务本质,保持适度增长;(2)加快金融业改革与创新步伐,以推进经济转型为主线,实现金融业自身的转型;(3)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有效防范经济下行带来的金融风险;(4)对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进行改革与调整。     

新常态下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思考——基于江苏泰州127家小微企业的调查研究

我国中小企业活跃在我国经济的各个领域,无论数量、规模,还是能级、贡献,都已取得长足发展。在经济"新常态"下,必须找准突围新路径,助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让中小企业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大厦的"擎天支柱"。文章通过对泰州市小微企业转型升级现状的调研,收集和分析了泰州小微企业在技术创新、转型提升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针对小微企业当前面临的研发力量、资金、商业模式选择和人才等发展制约因素,从企业自身和政府层面给出了建议。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发展新战略的研究

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特点的新概括,是指金融、经济危机过后经历较为漫长、痛苦的恢复过程,这个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经济政策都出现了新的特点。银行业作为社会资金融通的主要供给者,其服务对象和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也出现了新的常态。因此,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银行业发展必须在战略上做全方位调整,明晰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主动适应“新常态”的发展变化和需要,力促自身转型升级,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     

城镇化、要素禀赋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345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土地城镇化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度最大,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路径不显著;土地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强度最大,且强度方向为负,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最小。EDA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城镇化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弱;土地城镇化对不同区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较弱。     

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阶段性影响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1988年,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取决于新增城市数目和原有城市市辖区面积的扩张,到1989 ～1998年,城市聚集经济、城市市辖区面积变动、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1999 ～2008年,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城市人口增长的新时期.总的来看,影响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既有经济因素,又有诸多的行政和政策因素,譬如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户籍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等.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政策和行政因素的效能在不断降低.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辽中南城市群新型城市化战略研究

传统城市化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缺陷显示出其难以为继,新型城市化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辽中南城市群作为东北地区最为重要的增长极,其新型城市化道路将推动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深化。通过文献法分析了新型城市化的内涵、目标、动力、特征和指标体系,探索了辽中南城市群走新型城市化之路所面临的困境,得出如下结论:辽中南城市群新型城市化之路应以中、小城市优先发展战略为突破,以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主导,以全面提高城市化质量为最终目标。     

城乡联姻造就城市新移民探析

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民工潮,城市和农村之间出现了大规模的城乡联姻。与历史上的城乡联姻有所不同的是,新时期的城乡联姻造就了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城市外来农村媳妇。这些女性通过与城市男性的婚姻而进城定居,并因此而改变既有的农村户籍,获得城市居民的身份。本文分析了新时期"城乡联姻"的形式、格局和发展,并指出,作为城市新移民的城市外来农村媳妇,真正地适应城市和被城市接纳还需要付出相当的努力。     

经济密度、人口规模与环境污染——基于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2005-2016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利用静态和动态短面板模型分析经济密度和人口规模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分析表明:经济密度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人口规模扩大会抑制污染物排放;不同等级城市经济密度、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方向一致,但影响程度有所差异;前期污染排放对当期具有正向影响,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路径依赖;经济发展水平、工业产值占比和对外开放也是影响污染物排放的重要因素,但各指标对三类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据此认为,在综合考虑城市具体空间区位条件下,人口适度集聚,提高城市经济密度,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强环境监管是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向。     

劳动力变迁助推经济转型：基于人口结构的研究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有关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议题越来越激烈。文章基于对我国人口结构变迁的研究,突破人口老龄化负面影响的惯性思维,分析了我国未来劳动力变化趋势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作用,合理预计了我国未来劳动力的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这种人口结构的变迁有助于带动消费增长,推动服务业发展,进而有助于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     

新中国城市化：历程、问题与展望

新中国城市化经过围绕工业化建设生产型城市（1949--1978年）j城市体制改革拉动（1979—1990年）、城市外部扩张和内部重组加速（1991--1999年）3个阶段后,进入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当前,我国城市化主要存在失地农民、生态环境、资源和城市发展均衡4个重大问题;未来城市化的新布局主要体现在深度城市化、低碳生态城市、组团城市群以及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等方面。微观上要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存在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制度性障碍,改革长期存在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中观上要解决好资源环境问题,建设低碳生态城市;宏观上要统筹城乡发展,以大带小,构建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机制,促进城市群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低碳旅游城市：旅游城市转型发展的新标杆

随着中国经济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力推进,中国优秀旅游城市面临着发展方式转型的挑战和重大契机。创建低碳旅游城市是城市宜居生态发展的高级阶段。创新城市低碳旅游公共服务导则,营造城市低碳旅游吸引物体系、发展城市低碳旅游设施、培育城市畅爽旅游体验环境、倡导城市低碳旅游消费方式是低碳旅游城市发展近期要关注的5个基本层面。为此,要规范发展、互动发展、示范发展,加快形成中国特色的低碳旅游城市发展格局。     

产业集聚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和演变规律——基于2003-201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扩展了STIRPAT模型,测算出了中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3-2013年的产业集聚度、城市污染综合指数和环境规制水平,并探讨了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城市污染或减少城市污染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某个临界点,实证检验表明城市产业集聚对城市环境的影响呈现出“U”型演变的规律,产业集聚度的对数3.1161为拐点。基于此,提出了产业集聚生态化发展模式观点,包括生态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和城市功能分区发展模式,使得产业在集聚过程中促进经济增长,但污染排放并不相应增加,从而产业集聚、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呈现一种良性互动关系。此外,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及优化产业结构也是改善城市环境的重要途径。     

流动人口来京主要成因分析

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成因包括城市化因素、经济因素、区位因素、文化教育因素和交通设施因素五大方面。从城市化因素来看,北京的城市化进程是流动人口涌入北京的主要拉力,同时又影响着在京流动人口的区域分布;从经济因素来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流动人口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北京市产业结构决定了流动人口数量和结构及其分布;从区位因素来看,首都因素对人口流入的拉力效应明显,来京流动人口主要来自京津冀及环渤海区域,而且北京在全国特大城市中的竞争力也是其吸引人口流入的关键因素;从北京市的文化教育和城市基础设施因素来看,优质教育资源、历史文化名城的吸引力和包容性、全国交通枢纽地位和发达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流动人口来京的重要推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