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人口增长的阶段性影响因素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 ～1988年,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取决于新增城市数目和原有城市市辖区面积的扩张,到1989 ～1998年,城市聚集经济、城市市辖区面积变动、和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影响城市人口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因素,1999 ～2008年,已经进入了一个多种因素共同推动城市人口增长的新时期.总的来看,影响中国城市人口增长既有经济因素,又有诸多的行政和政策因素,譬如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的户籍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的区域发展战略等.从发展趋势的角度看,经济因素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而政策和行政因素的效能在不断降低.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变动极大,运用 Kernel 密度函数对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分布的分析表明,当前以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合理的。从城市人口规模变动的动态历程来看,该变动主要受城市产业与经济发展的影响。对中国主要特大城市实有人口规模变动的分析表明,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调控应因时因地而动,不能搞一刀切,而且人口调控政策重点应该从数量控制转向结构优化。特大城市转型升级面临着农民工供给短缺、大学毕业生相对过剩、老年和少儿非劳动力人口持续增长等人口新常态约束。在这种人口增长新常态背景下,特大城市应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促进政府制度创新和企业技术与管理创新是城市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选取2009—2016年30个城市全市与市辖区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模型研究全市与市辖区人口集聚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对30个城市的人口集聚效应进行比较分析,并选取西安、武汉、天津等3个城市,分析其自实施人才引进政策后新增落户人口对城市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辖区的人口集聚比全市更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中东部城市人口集聚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西部地区;人口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符合威廉姆森"倒U形"假说;西安、武汉和天津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减,但武汉2017年新增落户人口人均创造价值高于西安;天津"海河英才"计划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有限。     

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基于我国百个地级市的系统GMM研究

以百万以上人口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GMM的方法实证分析了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贸易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平均而言,国际贸易额每增加10%,城市人口规模将会增加0.23%;职工工资、产业结构、政府支出等均能够显著影响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外贸易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     

无锡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无锡作为农村人口转移进入较为集中的城市,近年来在流动规模、就业结构、区域分布等方面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文章依据无锡的实际情况,在对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投入成本进行科学测算的基础上,主张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身份和待遇问题;抓住重点难点环节,着力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人口工作体制,构建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组织实施体系;以城乡一体化为目标,统筹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最终实现城乡和区域人口的均衡和谐。     

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的动力模式与路径选择

城市产业转型与结构调整及其向郊区进行产业转移必然带来相应的劳动力流动,城市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布局不匹配问题反映出城市产业布局结构与劳动力布局结构的互动性动态调整.城市政府应根据城市产业特征以及在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顺应产业转型与城乡产业转移的现实趋势,推进人口的合理流动.     

中国城镇体系演变历程与新型发展模式

城市的发展以城镇体系的合理化为前提。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镇体系政策主要经历三个阶段,可分别概括为"限制大城市鼓励小城镇""大中小协调发展"和"城市群"。但中国城镇体系的实际演变历程与政策演变历程并不完全一致,2012年我国大中小及小城镇比例为1∶5∶7∶382,与世界发达国家城镇体系1∶10∶100∶1 000的金字塔结构相比,明显呈现"大城市较多、中小城市及小城镇较少"的特点;与此同时,30%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人口居住在市辖区人口4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集聚呈现出明显的"大城市化"。为此,新时期我国城镇体系的主体形态是"城市群",发展关键是"功能定位",发展重点是"中等城市"。     

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规律与特点

研究城市规模分布，有益于正确认识现有的城市数量和规模，为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以市辖区年末总人口为指标计算，2008年我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2169，基本符合位序—规模法则；而以市辖区非农业人口为指标计算的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为1.0061，城市规模分布的均匀程度降低。除了极少数例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区城市规模分布的帕累托系数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落后的省区相对较低；与省区层面比较，国家层面的城市规模分布更均匀。     

"人口准入"与人口规模调控

中国的特大城市人口是否需要控制?近年来,由于我国大城市人口的剧增,关于人口控制又成为大城市公众关心的问题。似乎有不少理由可以论证大城市规模仍可扩大,如地区的经济增长需要丰富廉价的劳动力和高素质的员工;商家需要人气,房地产市场更希望有外来人口的购买力等。特别是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高效益。而现代化的过程在空间上就是一个集约化的过程。集约化程度越高的地方,经济活动的效率就越高。从我国区域发展来看,东部沿海地区比中西部有着更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基础,其投入的效益也要高得多。中国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以贵州省福泉市为个案的实证研究

从刘易斯经典的“二元结构”人口流动模型到托达罗的三部门人口流动模型，对劳动力在部门间流动的研究都是在工业化迅速扩张、城市快速发展、城市对劳动力需求弹性很大的背景下进行的。我国西部欠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化初期，依靠城市很难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现阶段，解决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应主要从农业内部空间的扩张着手，形成通过农业产业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     

城市等级与服务业发展——基于份额偏离分析法

运用份额偏离分析法考察2003～2007年间全国6个不同等级城市组（包括286个地级以上城市）的服务业及其细分行业增长差异,结果显示：服务业发展速度与城市等级正相关,这主要取决于生产性与消费性服务在高等级城市组（全国性大城市和区域性大城市）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尽管同期公共服务和事业性服务在低等级城市组（地级大、中、小城市）由于基数小而具有相对快的增速;就不同等级城市来说,全国性大城市生产性服务增长尤其迅速,优势明显;区域性大城市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增长较快,有一定的优势;省会级城市各项服务业平稳增长,特色不明显;地级城市组虽然公共服务和事业性服务增长较快,但服务业主体——生产性和消费性服务增长缓慢。     

大城市更有利于创新吗？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分析城市规模及其空间互动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包括：第一,全样本的估计结果显示,随着城市规模持续扩大,城市创新能力不断提升,但是该正向作用会受到城市所处地区和资源禀赋的约束;第二,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更大的市场需求规模与更高的金融集聚水平是大城市拥有更多创新产出的重要路径;第三,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分析后发现,城市创新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正的显著性,同时当城市的规模越大时,其对周边城市创新的抑制效应就更为强烈。     

我国大城市现行户籍制度与突破的理性思考

大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长的趋势决定了对城市外来人口必须加以调控,但目前实行的限制性户籍制度为外来人口及其家庭限定了定居大城市的可能,而如人才落户、购房落户、投靠落户、过渡落户等四种落户政策,还内在地包含着人们在才能、财富、社会关系上的不平等.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城市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呢?通过实行居住证代替暂住证制度,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服务,使外来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公共服务如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卫生防疫服务、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管理办法.     

城镇化、要素禀赋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345个城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城市层面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路径和强度。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城镇化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土地城镇化不利于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人口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强度最大,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路径不显著;土地城镇化的城市储蓄总额路径强度最大,且强度方向为负,城市科技人员数量路径次之,环境约束最小。EDA分析结果表明,中小城市城镇化同产业结构升级负相关;东部地区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人口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作用最大,其次是中部,西部最弱;土地城镇化对不同区域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均较弱。     

城市标准调整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交互作用--以长三角地区城镇体系布局与人口流动的影响为例

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更好地实施人口和城市的分类管理，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原有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进行调整。新近出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调整，将会给长三角区域的城市发展带来诸多影响，包括城镇体系布局与人口流动问题。因此，要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长三角的产业龙头引领作用，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和实施产业分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设集约型城市，构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新型城镇化推进中有序引导生育国策的科学路径

城市人口风险是指城市人口在再生产过程中面临损失损害的不确定性。当前城市人口风险主要表现为少子化、无子化、劳动力短缺化、单极化、人口承载极限化、贫困化与老龄化等几种风险。防范和化解城市人口风险,一方面要坚持计划生育国策不动摇,提高城市人口风险意识;创新生育政策观念,引领生育潮流,有效增加城市人口总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城乡人口调控政策力度,有序引导人口流向;加大扶贫力度与覆盖面,多渠道增加贫困居民收入;加快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步伐,积极发展养老服务产业。     

支持韩国首都功能搬迁的财税政策——对北京市首都功能疏解的启示

韩国世宗市的成立和对中央行政机构等的搬迁以试图均衡区域发展,解决首尔都市圈的过度集中引起了广泛关注.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迁移以及希望持续带动劳动力的流入需要财税政策的大力支持.以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为主的短期财税政策对于支持机构、产业搬迁成本费用分担十分重要,但长期来看,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才是支持机构人员、转移劳动力实现安居乐业的关键.北京作为首都也面临着类似的大城市病,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下,首都功能疏散以及城市副中心建设也正在加紧实施中.从财税政策视角分析,我们发现新城市建设和机构人员搬迁需要重视成本效益分析;城市公共服务均等化才是影响长期人口布局的关键;城市集聚经济与区域均衡发展的权衡也需进一步反思.     

浅析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趋势

文章将一线城市与中西部主要城市进行房价对比,结合城市发展、人口流动、收入水平等方面因素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的表现及其不合理性,探讨房地产市场区域分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从城市发展、产业政策引导、土地供求矛盾和调控政策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加强城市文化建设促进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城市人口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以及农村中城市特质增加的过程。城市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国际性大都市必须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增强城市文化的创新性和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