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分类改革环境下国企社会责任的若干思考

当前,国企社会责任的议题面临着分类改革新的政经背景,相关讨论更趋复杂。国企作为一个企业,需承担与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国企分类改革看似把国企的"公益性"功能与"商业性"私利进行隔离,但本质上仍无法完全隔离国企先天性的角色冲突的挑战。分析国企的社会责任,须以准确界定国企的经济功能作为必要前提。在当下,需关注国企资本证券化过程中监管机制的特殊性。     

国企监控模式再造动力研究

目前国资委对国企的监控，主要承担财产监管的“监管者”职能，用“资产监管”的行政模式取代“出资监管”的股东行为的色彩还十分浓。在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治理主体与治理边界的变迁、国资保值增值的重任、市场经济模式的挑战以及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成功榜样，将成为驱动国企监控模式再造的重要力量。     

上海国企创新与转型发展研究

2013年底,以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改革促进企业发展的意见》为标志,上海启动了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发展.深入调查研究15家上海市属国有企业集团及部分企业集团二级、三级子公司的状况,总结上海国资国企创新与转型发展的经验,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上海国资国企改革创新与发展.     

基于比较视角的大型国企集团改革发展研究——以上海仪电集团与重庆四联集团比较为例

大型国企集团的改革发展对进一步深化中国国企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标杆意义。通过实地调研具有共同产业基础的上海仪电集团和重庆四联集团，剖析这两家大型国企集团改革发展的不同路径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有助于揭示大型国企集团除了需要体制机制性的生态环境的优化外，还应有其他共性的改革发展的新要求和新探索。     

改善国企统计管理现状的几点思考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无形化特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大而深远影响。企业管理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并走向精细化管理已迫在眉睫。而相当一部分国企管理者存在忽视对统计具体工作的改革,忽视统计工作对其科学决策适应市场经济变化提供必须信息的作用,其现状令人对国企的生命力不无担忧。     

改善国企统计管理现状的几点思考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其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无形化特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着重大而深远影响。企业管理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变化并走向精细化管理已迫在眉睫。而相当一部分国企管理者存在忽视对统计具体工作的改革，忽视统计工作对其科学决策适应市场经济变化提供必须信息的作用，其现状令人对国企的生命力不无担忧。     

国企红利征缴下政府与国企内部人行为的博弈分析

2007年中国开始实行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政策,终结了国企只纳税不向政府上缴利润的历史。但是由于政府与国有企业内部人信息的不对称,国企内部人必然会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即将利润进行转移。运用委托代理博弈模型,分别考察了红利上缴前后,政府与企业内部人的行为。通过对模型最优解的分析,论证了国企红利上缴的必要性,发现在上缴比例扩大及企业内部人违规成本上升的情况下,政府收入成倒“U”型变化,同时国企内部人的利润转移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在国企红利征缴比例倍增的情况下,依据不同国企的经营状况,对不同行业征收不同的最优比例;另外降低企业内部人的薪资待遇,也能防止利润转移程度的扩大。     

我国国企与民企税负变化对企业价值的差异性影响

本文依据Modigliani和Miller定理,来研究税负的变化对国企和民企企业价值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税负是影响企业运营效率和企业价值的重要路径。虽然国企肩负着更沉重的税收负担,但税负的变化对国企的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而对民企的企业价值影响却很大。以上观点力图丰富税负对企业价值影响的研究,并试图对我国国企改革与民企变革有政策启示。     

深化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对策

现在距离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仅有8年左右,时间在倒逼着国资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推进。为了进一步推进上海市管国企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的改革,只有形成改革共识、制度共识,形成改革的整体设计,跟进支撑改革的配套制度、配套政策,解决好几个突出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符合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国企领导干部制度改革。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再造研究

我国目前国企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存在着激励不相容、信息不对称、权责不对等问题。为保证国企的有效运行,必须再造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对国企进行公司制的改造和形成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中国国企高管选聘机制;建立科学的国企高管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国企高管职业风险制度。     

国资国企改革典型经验研究与启示——央企和部分省市典型经验对上海“十二五”期间国资国企改革的启示

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伴随着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有了重大的变化。中央企业和各省市探索出许多国资国企改革方面值得总结和借鉴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也将给上海市“十二五”期间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带来有益的启示，促进新一轮国资国企的改革发展。     

对国有企业内部审计发展定位的思考

发展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审计事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举措,也是当前国有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的战略选择.本文从企业内部审计在内部控制系统、现代审计监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入手,对我国国有企业内部审计的职能拓展、组织发展以及职业发展的定位问题进行了探讨.     

开放经济中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基于产品异质的一个博弈模型

本文将对开放经济中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研究置于价格竞争和产品异质假设之上。本国政府,外企母公司,本国国企,外企本国分公司之间的博弈表明政府不会对国企实行完全私有化,也不会保持百分之百的国有股份不变。我们考察了转移价格,民营化水平,技术创新和产品差异度等因素对国内市场价格和需求的影响。国有企业要在对外竞争中生存,除进行产权改革外,还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加大研发和广告投入等方式缩小其产品与国外产品的差异。     

30年:国有企业改革思想的变迁

30年来,国有企业改革思想不断变迁。改革的第一阶段,要求是扩大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改革的第二阶段,是学习农村承包制经验,推行企业承包制。在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后,改革的第三阶段是全面的股份制改革。目前,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混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的区别。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非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国有企业,只有公营企业。用公营企业充当国有企业,混淆公营与公有,以取消国有企业的存在,这对于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是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明确区分国有企业与公营企业,并明确地将目前处于非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制度演化为规范的具有国家一般性质要求的公营企业,才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建设现代规范的市场经济。     

创新监督体制与机制 增强国企监事会工作有效性

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迫切需要构建一种制度来监督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和保障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监事会监督制度的产生成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一项重要举措。产生监事会工作有效性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组织建设、信息对称、能力与时间精力、激励与约束、监督合力以及法律条文等方面的问题。从当前国企监事会的实践来看,监督体制与机制的创新是提高监事会工作有效性的关键。     

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反思——兼与姚先国商榷

厂长负责制是国有企业改革实行的领导制度,它并不符合国有企业的性质和要求,实践中从而产生了一些问题。国有企业要进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由人大统一管理国有资产,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与此同时,搞好民主管理,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确立职工的主人翁地位。     

国有企业改革目标与政策的价值评析

从分析国有企业的属性和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选择入手,在简要评析监管政策的基础上,重点论述国有企业改革价值目标的冲突和统一的产生机理和治理措施,提出在政策供给层面,应当建立体现民主要求的、畅通的、灵活的反应机制;在监管层面,应当在完善监管体制和提高监管者素质的前提下赋予监管者以适当的自由裁量权,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统一。     

国资委与公司董事会事权关系研究

进一步完善国资及国有企业监管的方式方法,促进企业法人治理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董事会在公司重大决策中的作用,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高国有企业决策效率,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关键。     

混合所有制、现代市场体系与国有企业改革路径──基于扩展了的超产权理论视角

中国的国企改革已经有30多年的历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又一次把国企改革推到了深化改革的前台。文章认为国企改革应从内部治理机制和外部市场环境同时进行,因此扩展了超产权理论的内容,基于此指出了混合所有制和现代市场体系是当前国企改革应该坚持的方向,并提出了针对国企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效绩评价——一种全新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如何加强国有企业监督管理，提高经济效益，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问题。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探索和实践，企业效绩评估已经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监管手段，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企业效绩评价产生的动因入手，研究了企业效绩评价的基本内容、基本指标体系和企业效绩评价结果及应用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