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与人力资本提升在经济增长中的对冲效应研究

人口老龄化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两大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进而抑制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则会提高劳动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可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来“对冲”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采用2000—2017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动态系统GMM模型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不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有利于就业增长,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可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产生“对冲效应”;从区域异质性来看,该“对冲效应”在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地区较强,表现为中部地区最强,西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趋于加深的背景下,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人力资本水平的持续提升来优化和提高劳动力供给结构和质量,进而弱化和抵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不利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会促使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并通过对其他因素的影响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因此,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是多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并有异质性表现。以200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促进效应在中部地区最为显著,东部地区次之,而在西部地区不显著;人口老龄化会通过提高劳动力成本、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增加R&D投入等路径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应优化和完善人口、教育及劳动政策,积极发掘和创造人口红利,以弱化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供给结构的消极影响;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从依赖人口红利的要素驱动转向利用技术红利的创新驱动,进一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与空间效应——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城市的例证

人口流动改变了创新资源的空间配置，会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创新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创新能力的空间相关性则导致人口流动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具有空间效应。采用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70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面板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表明：人口流入会促进本地创新，而人口流出会抑制本地创新；本地和邻近地区的人口净流入均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口流动促进人口净流入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但会抑制人口净流出地的创新能力并产生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劳动力人口流入正向影响创新能力并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老年人口流入对创新能力的影响及空间效应不显著，但老年人口流入达到一定规模后有利于创新能力提升；人口流动对人口规模较大城市和距离中心城市较近城市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较强，不同的城市群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采取差别化的人口流动引导政策，充分挖掘各年龄段流动人口的潜力，有效促进各地区的创新发展。     

土地财政、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

在理论探讨土地财政和新型城镇化对公共服务的影响的基础上，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度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并运用动态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相关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新型城镇化是促进公共服务供给的显著因素；土地财政对公共服务的直接影响显著为负，抑制作用由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逐渐减小；土地财政的新型城镇化效应阻碍了全国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口密度也是影响公共服务的重要因素。     

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研究利用2007～2009年的统计数据,运用线性规划模型及受限因变量Tobit模型,测算了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2007～2009年,不同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的结构效率呈现出梯度变化特征,即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而中部地区又比西部地区高;三年中均达到帕累托最优效率状态的只有上海市和海南省;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各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变异系数比较小,均小于0.080;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地理区位等对东、中、西部的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差异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财政分权度、辖区间竞争对农村公共服务投资结构效率影响不显著.     

中国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基于面板VAR模型

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城乡收入差距间总是存在着相互关系。根据2000—2012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数据,利用Panel VAR模型来分析这三者之间相互效应。实证发现:城市化和人口老龄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西部地区不明显;城市化加重了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中部地区不明显;人口老龄化和城乡收入差距减缓了城市化进程,西部地区这种作用不显著;除了中部地区外,其他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加重了人口老龄化程度。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     

最低工资水平对城镇正规部门劳动力就业的效应分析

基中国于2004~2011年的实证分析面板数据,可以发现,整体来看,最低工资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促进劳动力就业;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与劳动力就业成正相关,而中部地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升对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分部门来看,城镇国有单位的劳动力就业与最低工资水平的滞后一期显著正相关,而私营企业的劳动力就业与当期最低工资水平成正相关。城镇化发展对提升西部地区劳动力就业的效应最显著,东部地区较高的投资水平对其劳动力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老龄化对东部地区的劳动力就业具有负效应。因此,政府需要充分考虑相关因素对劳动力就业的冲击,进一步理清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就业效应,通过就业政策和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完善,实现劳动力更加充分的就业。     

出口贸易结构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效应分析

通过对比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出口贸易结构及产业结构差异,分析不同出口贸易结构对地区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与合理化调整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地区间产业结构不合理程度差异明显;扩大初级品出口有利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调整,它在有效促进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阻碍其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增加工业制成品出口不仅会加速东、中部地区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升级,且对中部地区影响程度更大;但它在加速东部地区第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与东、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调整的同时,阻碍中部地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升。     

高杠杆率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吗?

基于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使用Fare Primont指数法测度各省份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针对2003—2017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并结合空间计量模型可分析杠杆率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表明，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要素生产率以2008年为转折点，总体呈现出先升后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最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全国在2008年之前为去杠杆趋势，2008年之后总体呈加杠杆趋势；东部地区杠杆率偏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总体上，高杠杆率会通过降低技术效率和剩余混合效率的路径来抑制全要素生产率，但存在区域异质性：高杠杆率会显著抑制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明显影响。此外，经济开放、信息化水平和政府科研扶持能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对全要素生产率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应重点降低中、西部地区杠杆率，稳定东部地区杠杆率，并持续推进区域经济开放和政府科研扶持等外部环境优化措施。     

FDI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省市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我国1999～2004年各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外商投资对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确实提高了区域创新能力。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分组后研究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由于FDI对区域制度和管理创新的示范和模仿效应难以观测，因此，模型事实上还是低估了FDI对区域创新能力的促进作用。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及其瓶颈约束

西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特点就在于其力成本上的弱优势与劳动生产率上的强劣势，这是造成西部地区贸易不发达、出口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而西部地区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强劣势又源自于投资的不足与教育的落后，这是西部地区劳动力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重要瓶颈。     

中国省区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

为揭示中国能源强度的演变趋势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主要影响因素变化对能源强度的冲击及识别主要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论文使用2000-2016年中国30个省区的能源强度及相关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能源强度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省区能源强度具有显著空间相关性,能源强度水平相似省区倾向集聚分布;城市化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禀赋对省区能源强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则为负向;从溢出效应来看,东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西部省区的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东、中、西部地区的能源禀赋均产生了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东西部地区的技术进步则产生了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方向相反。     

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作用机理与影响路径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共同富裕尚未得到有效探索，为了探讨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这一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了共同富裕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理和影响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共同富裕水平不断提高；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既能够提高收入水平，又能够降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促进收入与公平二者协调统一，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影响具有异质性，西部地区促进效应最大；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的共同富裕赋能作用大于产业数字化，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反之；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是数字经济的主要传导机制，数字经济通过创新效应和普惠效应显著提升共同富裕；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利用2006~2020年31省面板数据匹配构建乡村振兴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测度乡村振兴水平，采用Dagum基尼系数、变异系数法和空间杜宾模型考察我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水平的区域差异及贡献、σ收敛和空间β收敛性。研究发现：（1）我国乡村振兴水平大幅提升，随着振兴乡村不同阶段的演变，全国及各省的乡村振兴水平增速不断加快，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取得显著成效，但各区域省份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平衡发展。（2）全国及各区域乡村振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弱；中、西部的区域内差异均显著缩小，而东部不明显；东-西部的区域间差异大于中-西部和东-中部；区域间差异始终是乡村振兴水平总体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但其贡献率呈显著下降趋势，区域内差异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则均有所上升。（3）全国及中、西部区域省份的乡村振兴水平均呈明显的σ收敛趋势，东部区域发散；全国及东、中、西部区域均存在绝对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全国>东部；引入差异化特征后，全国及三大区域均存在条件β收敛，收敛速度中部>西部>东部>全国。（4）全国层面看，乡村振兴增长对邻近省份产生微弱的正向空间溢出；分地区视角下，一省乡村振兴增长因"虹吸效应"显著降低了邻近省份乡村振兴的增速；财政支农支出等因素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对就业的影响

将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与城市年鉴宏观数据相匹配，构建不同技能劳动力面板数据，探讨老龄化与数字经济叠加作用下劳动力就业技能结构的变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就业结构升级，而非就业极化；在不同老龄化水平下，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影响不同，且这种影响存在地区发展水平和区域位置的异质性；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数字经济最先冲击低技能劳动就业，中技能劳动就业次之，高技能劳动就业最晚；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人力资本提升和产业升级是老龄化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就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渠道。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力市场比较及启示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劳动力规模和就业状况差异显著，劳动力资源大国的老龄化趋势明显，农村和农业劳动力转移空间也持续缩小；由于各国工业化进程不同，劳动力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别；各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质量和技能水平呈现明显的层次性，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随着各国人力资本增长而提升；由于劳动力市场制度和风险管控能力存在差异，不同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不一，但国际贸易增长、对外投资扩张和人口跨国流动也为劳动力发展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因此，国家和区域间劳动力流动将有助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均衡发展。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总量和结构方面优劣势并存，应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制度改革，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提高劳动力素质，并积极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区域一体化，促使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FDI中介效应

本文利用2001-2019年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以及各省份区域创新创业能力指数,综合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将FDI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水平具有负向影响,并通过FDI的竞争力效应以及技术外溢效应对创新水平产生影响。利用工具变量法、构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旧稳健。此外,本文进一步将31个省份按中、东、西部划分,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区域异质性影响,发现各地区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敏感度排名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基于以上结论给出促进各地区创新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