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DUP对东道国FDI规模的影响——基于博弈均衡分析

文章主要从博弈均衡的角度探讨跨国公司直接非生产性寻利(DUP)活动对东道国FDI规模的影响。通过东道国与跨国公司间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的对比分析,指出存在跨国公司DUP活动时,东道国实际FDI规模小于其资本缺口,东道国的引资收益小于其潜在收益,且东道国资本缺口越大,对跨国公司DUP活动容忍度越大。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引资过程中东道国的先动优势限定了跨国公司的行动框架,东道国能够获取更多的利益分配。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FDI净流入增加1美元,东道国总投资额的增加值大于1美元,FDI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它也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研究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有着相对较弱的环境规制的国家会吸引大量的污染密集型外商直接投资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然而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之后,给东道国的环境规制或环境标准的可能带来怎样的影响,这方面的理论研究较少。文章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环境规制的影响是以东道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累加的诚实度(aggregated honesty)为条件的。     

FDI外部性与国内就业主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东道国就业的重要因素,FDI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通过总需求扩张等渠道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本文运用一个寡头模型研究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不同渠道,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总需求的刺激是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拉动中国总需求的作用越大,就越能增加中国国内就业。     

跨越反倾销税的外国直接投资研究述评

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是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倾销的损害，但外国厂商通过直接投资方式跨越反倾销税壁垒，降低甚至消除了反倾销税对国内产业的保护效果，对东道国贸易与投资政策提出挑战。本文对国外关于反倾销税的外国直接投资效应、跨越反倾销税的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选择等方面的研究作简要述评。     

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对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东道国经济效应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采用2002~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利用动态面板门限回归模型,考察东道国腐败控制指标如何影响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给其带来的经济效应。实证结果表明,东道国腐败控制力度对于发挥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效果有着明显的门槛作用:当东道国对腐败控制较好时,我国对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投资会显著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反之,则无法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     

国家经济风险对中国OFDI的影响——以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变量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3—2010年中国与78个投资东道国的面板数据,控制住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键影响因素设定基准模型,然后引入国家经济风险变量考察了近年来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结果表明东道国的国家经济风险显著负向影响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进一步的分组检验显示这种影响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选择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构建东道国国家经济风险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模型,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测算了国家经济风险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水平。     

外商直接投资和我国本土技术进步

本文的研究试图用定量的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个问题做一个探索,即通过对中国公司级数据的分析,着重探讨FDI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技术进步的影响,并据此得出FDI对企业生产力提高具有促进作用.     

税收饶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在对税收饶让产生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税收饶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饶让协议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国同意税收饶让时,东道国会进一步降低其税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东道国FDI的流入。本文建议我国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已合并的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税收饶让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服务业利用外资能够促进东道国服务经济的发展。利用1993-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来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利用服务业FDI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双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基于知识资本模型的分析

基于跨国直接投资知识资本模型,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影响双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完整分析框架,并从影响FDI的因素入手,梳理FTA可能作用于FDI的渠道和机制,即贸易成本效应、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FTA通过贸易成本效应将促进垂直型FDI、抑制水平型FDI,并通过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促进垂直型FDI和水平型FDI。因此,对于垂直型FDI而言,双边FTA将起到明确的促进作用;对于水平型FDI而言,FTA的影响取决于正向的投资规则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与负向的贸易成本效应之间的角逐。选取26个发达国家、34个发展中国家1996—2017年双边投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建设自由贸易区对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既可起到推动作用,亦可起到阻碍作用,但通过对FTA内容的合理设置可以减少或规避对外资的不利因素。具体来说,中国同发达国家签署的自贸协定将促进双边直接投资;与发展中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既可能促进双边FDI,也可能阻碍双边FDI。因此,在FTA谈判中要权衡贸易成本效应和投资规则效应,较高标准的投资条款可使其对双边FDI发挥积极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东道国和母国的视角

一般研究FDI对贸易的影响都将我国仅仅视为东道国，忽视了我国作为对外投资母国的角色。近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变化很大，对国际贸易规模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本文以帕特瑞(P．Patrlc)提出的理论(不同动因FDI对国际贸易规模有不同影响)作为基础，纠正了片面认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产业升级所致的看法，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分别分析了内外向直接投资对进出口总额、进口额和出口额的影响，得出了与前人不同的结论，更贴近现实，也更具有前瞻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     

FDI的产品内贸易效应研究——理论及对中国的经验分析

在Helpman（1984）关于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的理论分析基础之上,构建了旨在解释FDI与产品内贸易关系的理论模型和计量模型。之后以中国为例,利用中国与其七大外资来源国的双边总贸易、产品内贸易以及FDI等数据,对流入中国的FDI所产生的产品内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流入中国的FDI对双边总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均有显著影响,但前者的影响要甚于后者。据此认为,如何抓住产品内分工下的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国际梯度转移的历史机遇,通过利用FDI进一步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实现向产品价值链高端攀升、提升国际分工地位、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应是中国今后进一步大力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分析

理论上讲，境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众多联系渠道，对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互动关系。然而，利用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检验方法考察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与进出口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出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进口与境外直接投资间均暂无长期的稳定关系，说明现阶段中国境外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之间的长期均衡机制与驱动机制尚未形成。     

服务业外来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与影响

近年来,全球国际投资越来越多地向服务业倾斜,全球服务业FDI在流入量、内部结构和输入输出国的分布结构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非股权安排的普遍性等成为服务业FDI的主要特点。服务业FDI的发展对东道国的服务能力、出口竞争力等方面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分析

随着各国贸易联系的日益紧密,反映各国贸易利益的一个重要概念——贸易条件,也日益得到了各国的重视。一国贸易条件的状况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FDI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分析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机制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中韩统计数据的Granger因果验证

Fukao等(2003)的模型对FDI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分析结果表明,在FDI成本与贸易成本较低的条件下,当两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时,FDI会引起两国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进一步利用1991至2009年中韩贸易数据进行指数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内贸易已成为两国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ITC 7类机械、运输设备产品产业内贸易特征尤为明显,而中韩产业内贸易比重的提升主要得益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发展.进一步的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证实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中国外资政策的调整效应分析——基于东道国政府之间FDI竞争的角度

本文首先对东道国政府之间的FDI竞争进行了理论分析，提出东道国政府之间对FDI的争夺主要在相邻的国家之间进行，且竞争主要集中于效率寻求型FDI中的低技术制成品及中技术和高技术中的简单终端产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FDI竞争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基于前面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果，文章指出，短期内，我国外资政策的调整不会对我国的引资数量产生大的影响；长期内，将有助于我国利用外资质量的提升和外资目标的实现。     

FDI与拉美金融危机——以墨西哥为例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FDI成为拉美国家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拉美地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虽然FDI没有直接引起金融危机的爆发,但它确实对危机国家经济脆弱性的形成发挥了作用.FDI给东道国带来的金融风险往往是潜在的,如果不能有效地加以管理,这种潜在金融风险就有转化成现实金融风险的可能.一味提高FDI的引资比重并不能使发展中国家摆脱金融危机的侵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