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能否降低城市环境污染？

以2003—2012年28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随机效应模型与分位数回归等方法检验信息化与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SO2）、工业烟尘等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的关系。研究发现,信息化能够有效降低工业SO2与工业烟尘的排放强度,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当污染排放强度较低时,信息化对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十分明显;当污染排放强度较高时,信息化的作用不再显著。     

我国经济增长对CO2排放影响的区域差异分析——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选取我国各地区2000-2009年人均GDP和C02排放量的面板数据,建立变截距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CO2排放量的影响,建立变系数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对CO：排放量影响的地区差异性,运用聚类分析了各省能源利用结构差异,最终证明经济增长并非是CO2排放量增加的直接原因,我国可以实现CO2减排与经济增长的双赢。     

OECD国家环境保护财政政策治理效果研究

OECD国家已构建了以能源税、交通税、环保财政支出和污染治理投资等政策工具为主的环境保护财政政策体系,污染治理取得了显著效果.本文通过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和比较了OECD国家能源税、交通税、环保财政支出和污染治理投资四种政策工具的污染治理效果,得出的结论是环境保护财政政策工具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国家污染治理效果是异质性的:在一氧化碳排放量较高的国家,征收能源税能发挥有效的减排效果;在氮氧化物排放量较低的国家,征收交通税能取得显著的减排效果,但随着氮氧化物排放量的增加,交通税的污染治理效果将非常有限,还应加大污染治理投资;在硫氧化物排放量较高的国家,征收能源税、交通税、增加环保财政支出均能发挥有效的污染治理效果.我国应根据政策工具治理效果的异质性,针对不同污染物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环境政策与环境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及区域差异研究——以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治理为例

本文以中国工业废水排放治理为例,以1993～ 2007年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建立经济计量模型针对环境政策与环境技术创新的有效性和交叉效应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环境政策和环境技术创新对于工业企业的废水减排行为具有显著的正面促进作用;环境政策和环境技术创新之间具有双向促进作用;从全国和区域层次来看,环境政策的边际减排效果与环境技术创新的边际减排效果之间并无大的差别;环境政策的边际减排效果与环境技术创新的边际减排效果依中部地区高、东西部地区低的规律分布;单位GDP工业废水减排量随工业经济活动水平的上升而递减.     

经济结构调整在污染治理中的作用——基于中国1985—2009年的实证分析

经济结构及其调整是否有利于治污减排目标的实现,这是政策制定者非常关心的问题。本文通过中国1985—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经济结构及其调整与三类主要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善和优化,污染物排放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经济结构调整有助于污染治理。本文的研究为资源环境约束下经济结构调整的必要性进一步给出了经验证据。     

云南省工业绿色距离与生态产业分类研究

选取万元工业产值能耗、万元工业产值SO2排放为指标,分析了1985~2005年云南省工业绿色距离与生态化实现程度的动态变化,得出在总体上向好的方向发展的结论。从节能减排出发,利用2005年各工业部门能源消耗和SO2排放数据,将39个工业部门划分为3种类型,即低能耗-低污染行业、中能耗-中污染行业和高能耗-高污染行业。这个新的产业分类方案,建立起工业生产和能源消耗、SO2排放量之间的双向联系,为云南省的生态省建设和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科学依据。     

基于脱钩与VEC模型的唐山市经济发展的环境响应分析

论文以脱钩模型为工具,判定了1992年—2014年唐山市经济发展的脱钩状态轨迹演化,结果表明:1992年—2014年,唐山市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之间共有11个年份表现为强脱钩状态,2个年份表现为弱脱钩状态,证明唐山市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压力主体呈现下降或是缓慢增长状态。通过Johansen协整检验和向量误差分析(VEC)挖掘经济与环境各指标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GDP是影响工业SO2排放的直接原因;GDP与化学需氧量、工业SO2之间保持均衡关系,有利于唐山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而保持GDP与工业烟尘排放量的均衡关系,则不利于各变量指标的增长,表明唐山经济的增长一定程度上还是依赖于物质的投入和排放。     

荣誉的力量: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

健全环境治理领导责任体系是推动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核心,这不仅需要有力的问责机制,更需要有效的激励机制.作为典型的激励政策,全国文明城市评选以环境质量改善为重要依据,授予该称号能否激励地方强化企业减排,产生荣誉的力量,这是验证这一激励机制是否有效的关键.为此,使用1999-200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以化学需氧量(COD)排放为例,从微观视角系统考察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在环境治理层面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地方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后,能显著促进企业COD减排,彰显荣誉的力量.这一减排效应,尤其体现在国有、外资控股、大规模、污染密集型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探究其机制,发现授予全国文明城市称号具有鲜明的政治激励特征,能引发政治强激励官员,通过强化企业源头防治、提高清洁生产技术、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等方式实现减排.利用新增企业信息,发现称号授予的减排效应没有以牺牲邻近城市为代价,引发污染就近转移,反而激励邻近城市引进高质量绿色企业.研究不仅从微观层面补充环境激励型政策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而且从理论层面为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绿色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我国废气排放的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减少废气排放对环境的污染是我国在新时代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和空间滞后模型对2005—2014年我国31个省市区的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废气排放呈现出“高—高集聚”（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和“低—低集聚”（西部地区）的空间自相关性；二氧化硫和烟尘排放分别与经济增长呈倒“N”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影响废气排放的因素是多维而复杂的，且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以及创新能力的提升对废气排放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工业化和城镇化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会加重空气污染程度。因此，政府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实施差异化的减排政策，各地区应协同治理环境污染；要鼓励创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将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结合。     

能源安全约束下中国低碳经济问题探讨

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实现了GDP年均10%的高增长,但以大量资源与能源消耗和高碳与污染排放为代价的高增长显然具有不可持续性,而且随着我国能源供给安全与能源生产消费环境影响安全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益凸显和加大,加快经济增长方式向低资源(能源)消耗和低碳(污染)排放的低碳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为此,本文拟从能源安全约束角度分析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必然性,探讨向低碳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有效途径与基本思路.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及影响因素分析

气候变化和二氧化碳减排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文章对1995年~2014年我国30个省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测算,并对其进行了LMDI加和分解分析。研究中可以发现:总体上我国碳排放的最主要的驱动因素是经济增长效应,其次是人口规模效应,最后是产业结构效应,但影响较小。基于上述,提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相关政策建议,以适应中国的低碳经济道路。     

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的门槛效应——来自省际面板的证据

基于1999—2012年我国30个省份的数据,从门槛面板分析角度,以收入门槛和研发投入门槛为切入点,检验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FDI对于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收入门槛表明,在低收入阶段FDI对二氧化碳排放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在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段FDI则具有减排效果。研发投入门槛表明,研发投入可以显著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但随着研发投入的增加,减排效果降低。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应对FDI迅猛增加的现状,加快研发投入,完善节能减排政策,促进经济发展转型。     

借鉴发达国家汽车税收制度 优化我国汽车税费政策

近年来,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汽车消费量快速增加,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过度污染、能源过度消耗等一系列负外部性问题。如何对现有的汽车税费政策进行改革,以促进节能减排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已成为政府和学术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在剖析发达国家汽车税收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现行的汽车税费政策进行了阐述和评析,进而提出了我国汽车税费政策的优化建议。     

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波动效应

在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从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尝试构建一个多部门的DSGE模型,运用脉冲响应与参数敏感性分析测度节能减排、技术创新与收入再分配的宏观波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效提高和排放成本下降可降低社会边际成本、抑制通胀水平,有助于实现节约能源、环境控制与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资本弹性系数越大,能源效率正面效果越显著,环境污染负面效应越严重,降低政府消费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越大;技术创新在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收入分配、刺激消费需求、抑制通胀等方面均有显著作用;刺激净出口可促进经济增长,但不利于改善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产业转型升级、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善,对改善国内经济结构及平抑经济波动等均能起到积极作用.     

FDI、贸易开放与二氧化硫排放

依据1999年～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静态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各省区FDI、贸易开放与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FDI和贸易开放会促进SO2排放;人均收入与人均SO2排放量之间呈倒U型关系;能源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变动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SO2排放;技术进步会抑制SO2排放;上一期SO2排放量对当期SO2的排放量有明显的正向影响关系。     

基于CGE模型的燃油税费改革影响研究

燃油税费改革是我国能源政策的一次重大变革,本文构建静态3E—CGE模型,在封闭经济中,研究燃油税费改革的影响。通过模拟,结果表明：燃油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社会总需求,降低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但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和社会总储蓄以及总投资;由于燃油税费变化,社会总需求降低,对能源行业影响较大,交通运输业中公路受负面影响较大,航运收入略有上升,铁路和航空影响不明显,汽车制造业收入有小幅下降;同时CO2和SO3排放有所下降,能源投入和单位能耗下降明显,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燃油税费改革对环境保护、“节约型社会”建设起到积极作用。     

基于ARDL模型的我国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1953年~2014年的样本数据,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RDL)对我国的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计量研究。研究认为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对经济增长同时存在长期和短期的因果关系,而能源消费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原因。从长远来看,要使经济与环境获得双赢,必须要调整我国能源结构,发现化石能源的替代能源,提高能源效率。     

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

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同时,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本文利用1989～2009年省际投入产出数据,分析研究资源环境约束下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1)1989～2009年间我国整体环境无效率值为0.1684,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所产生的无效率值合计为0.1251,约占到环境无效率总量的74.3%,是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2)在分析期间我国环境无效率呈现出中间低、两端高的特点,2004年之后与污染排放相关的无效率值出现了大幅度反弹,是导致近期环境技术效率下降的主要原因;(3)区域间经济环境技术效率存在较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关系较为和谐,但中西部地区环境技术效率普遍较低,且中部和西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层面;(4)在分析期间中国不同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呈现出从发散到收敛的特征,主要与东部和中部环境技术效率近期的下降有关。最后,本文结合分析结果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相关建议。     

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双向耦合关系——基于污染物排放强度分组

本文根据三大环境污染物排放强度进行分区,分别建立高、低污染物排放区的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外商直接投资的PVAR模型,通过脉冲响应、方差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比较了3个变量的双向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碳排放和工业固体废物低排放区的3个变量的动态关系显著而高排放区却不显著,工业废水高低排放区均不显著;(2)在三大污染物的低排放区,外商直接投资均能显著地促进能源消费强度的下降;(3)在低碳区和工业固体废物低排放区,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意味着该地区经济增长能有效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同时能源消费又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思路与对策

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低碳经济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国外已采取多种措施发展低碳经济.而环境恶化和能源短缺将是今后我国发展过程中最大的瓶颈.中国积极实施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我国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实现低排放、低能耗的增长,需要有积极的战略规划和对策措施,特别是要在政策上、法律上予以支持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