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群视角下的收入分配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收入分配对居民储蓄率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但以往研究未能有效深化两者的内在机制。尝试从组群视角将居民群体按照收入标准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收入群体,并以三类群体的各自储蓄率结合他们对应的人口权重的计算方法来衡量居民储蓄率,使收入分配内生化,并深化收入分配与居民储蓄率间影响和传导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历年的经验证据对收入分配和居民储蓄率两者关系加以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出:收入分配差距越大,越易导致居民储蓄率的走高;而收入的增量影响对居民储蓄率作用不大。     

浅论收入、储蓄率与收入不平等分配——基于我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通过对中国数据的计量研究收入、收入不平等分配与储蓄率的相关关系.得出结论,即随着收入的提高,收入对储蓄率的贡献明显变小,而我国目前所处的阶段,收入不平等分配对收入有一定的正效应.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06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户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导致农村储蓄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     

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基于修订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根源的实证分析

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早已引起各界的关注。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影响居民储蓄率的常规变量的回归分析得出结论: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是造成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根本原因。因此,应不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加大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加大二次分配中居民福利的占比、降低基尼系数,启动消费,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家庭储蓄率吗？

目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偏高,不利于内需增长。数字金融的出现和发展为降低家庭储蓄率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但现有文献对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家庭储蓄率的机制研究不足,相关经验证据也较为缺乏。本文认为,数字金融的发展通过提供更多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门槛为家庭承担风险和应对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多途径和便利,有助于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进而降低家庭储蓄率,且这种效应对于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家庭（如收入和社会资本较少、预防性储蓄动机较高的家庭）更为显著。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2015年、2017年数据和2012年、2014年、2016年城市层面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分析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的效应显著,而普惠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会降低家庭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而面临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有较高的储蓄率,因而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的路径降低家庭储蓄率;城市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对家庭储蓄率的负向影响具有显著的家庭异质性,对有预防性储蓄动机家庭、收入较低家庭、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边际影响更大,而对储蓄率很低家庭（储蓄率最低的20%样本家庭）的影响不显著。相比现有文献,本文主要做了如下拓展和改进：一是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拓展了数字金融的经济效应和家庭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并为中国储蓄率呈现下降趋势提供了一种解释;二是采用多期家庭储蓄数据和城市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实证检验,为数字金融发展的家庭储蓄率降低效应及其缓解流动性约束路径和家庭异质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研究表明,发展数字金融能够有效降低家庭储蓄率,释放家庭消费潜力,有利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应积极推动数字金融发展,进一步提高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多渠道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有效缓解收入较低、社会资本较少家庭的流动性约束,促进弱势群体的消费增长。     

初次分配对居民消费的效应及其公平问题分析——基于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对于收入分配与居民收入之间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文献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了详尽的阐述,如朱国林等,李扬和殷剑锋,方福前等。这些研究主要从国民可支配收入的角度分析了总体收入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事实上,居民收入经再分配后在国民收入中的所占比重与初次分配格局密切相关,因此,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对于提升居民家庭收入进而促进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基于利益集团模型与中点选民模型两条主线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贸易保护解释的失败促进了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摒弃了以往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解释模式,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即收入分配的角度研究贸易保护政策的决策过程。该领域的国外文献主要可以分为利益集团模型和中点选民模型两大类。文章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贸易保护水平决策过程、利益集团综合模型构建以及利益集团模型应用等四方面对利益集团模型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贸易保护水平影响因素以及中点选民模型应用两方面对中点选民模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从中可以看出,以往文献对利益集团模型的关注要大于对中点选民模型的关注;如能加大对中点选民模型的探究,并利用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解释服务贸易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则该领域的研究会更加丰富。     

收入分配与居民健康——基于Meta回归分析

目的/意义梳理中国收入分配状况与居民健康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探讨与回应以往研究结论不一致现象,为提高该领域的研究质量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根据30篇主要文献的46份经验结果,运用Meta回归分析方法,从数据类型、样本特征、指标选取、理论框架、估计方法、控制变量、研究区域、时间跨度等方面检验了不同的研究特征对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健康关系的实证结果的影响。结果/结论多数实证研究支持“收入不平等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不利于人们的健康状况,考虑非线性关系的研究中绝大多数支持倒“U”型关系。同时,多项研究特征影响收入不平等与居民健康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样本量、城乡差异、理论框架、估计方法、区域、时间跨度等特征因素。因此,相关政策的制定不仅需要更多经验证据的支撑,同时也需要因时因地制宜。     

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研究——基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

聚焦“金融发展→收入分配→居民消费”的传导路径,构建收入分配情形下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微观机制模型,可从理论上分析金融发展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基于199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关于收入分配的中介效应,且具体表现为遮掩效应,即收入分配 “遮掩”了金融发展对居民消费的直接效应,致使总效应有所下降;金融发展通过规模性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需求;分时期、分地区的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异质性。充分支持金融发展会通过改变收入分配而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影响的观点,也揭示出可能存在更大的正向机制尚未纳入研究视野,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     

旅游产业发展、收入分配失衡及其社会福利效应

针对我国不同地区旅游业发展、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将旅游收入、收入分配引进福利函数,构建旅游产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影响的一般均衡模型,对旅游业发展、收入分配失衡的社会福利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显示:旅游业发展对旅游目的地经济增长存在正面影响,增加其社会福利,但对其收入分配失衡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间接地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社会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基于四大世界双重遗产地、张家界等旅游区的实证资料验证了该内在影响的存在性,该研究为不同旅游目的地旅游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与实证基础。     

中国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测度：2002—2012

文章使用流动性约束拓展Dynan模型,对中国城镇、农村不同收入等级居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进行测度分析。结果表明：1.城乡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多来自中等收入家庭,且不同收入等级家庭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呈正态分布特征;2.当期流动性约束下,农村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明显增强,估计结果更合理,而城镇居民储蓄行为不受当期流动性约束影响;3.服务类消费价格普遍上涨带来预期流动性约束对农村、城镇居民的储蓄行为都有显著影响,造成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     

技术创新、就业机会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技术创新和就业机会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在理论上是不确定的,其净效果要通过实证分析来判断。利用我国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技术创新具有增加居民消费的净效果,就业机会则具有减少居民消费的净效果。因此,要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需要鼓励技术创新,并要解决就业结构、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以及社会保障不健全等问题。在此前提下,通过增加就业机会来增加居民消费是可行的。     

国际贸易对我国收入分配的隐性影响——基于行业要素报酬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巨额的贸易总额带动生产要素的跨国(跨地区)流动,对居民的收入分配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影响.采用转换成本函数法,结合面板数据GLS估计方法,对1997年～2009年国际贸易对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工人工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从而得到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的隐性影响.与理论预期相悖的是,研究结果表明:贸易的发展并没有增加对劳动的相对需求、提高工人的工资收入份额:SS定理在中国的适用性有待考证.文章试图从要素市场扭曲的角度去寻找提高工资收入份额的途径,为我国贸易政策的调整提供一定的实证依据.     

房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是否存在？——基于中国的面板数据

理论和实证研究均对房产的财富效应存在一定分歧。在我国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年至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可支配收入与房产价格指数的面板数据基础上，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分析房价上涨对高中低不同收入阶层的财富效应，结果显示：房价上涨对我国高、中、低三个收入阶层并没有产生正的财富效应而是产生了“挤出效应”；并且，高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幅度最大，低收入阶层消费减少的幅度最小。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和满足不同收入阶层居民的住房与购房需求，应挤压房价中的泡沫，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刺激高收入阶层买房，提高炒房行为的交易成本。     

再分配机制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逆向调节的实证分析

通过测算1981～2006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并利用收入来源分解基尼系数法对再分配机制的调节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再分配机制对缩小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调节作用不明显,其中二次分配收入在2004年前对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逆向调节",三次分配收入扩大了收入差距,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还有待加强。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三大效应及检验

金融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即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金融发展的降低贫困效应、金融发展的非均衡效应。本文利用中国和省级1978~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证与理论假说相符。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新形态国际分工与国际经济失衡——基于跨国截面和中关贸易数据的实证

基于“服务-制造”这一新形态的国际分工,本文利用2005年跨国截面和中关贸易时间序列数据对国际经济失衡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相对汇率、（政府、居民）储蓄率、经济增长率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而言,无论是跨国截面还是中关贸易时间序列数据均显示,“服务-制造”新形态国际分工才是导致国际经济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后危机时代改善国际经济失衡,我国应着力提高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并着力改善收入分配,努力提高广大居民,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     

中国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实证分析

按照现代收入分配理论,中国金融的非均衡发展会导致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基于协整分析,对中国1978～2004年间金融发展、城镇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制度因素在短期内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从长期来看,解决城乡收入差距主要是加快城镇化的进程;短期来看,国家政策因素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