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书记”驻村的贫困农户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华东某扶贫重点市的实证检验

帮扶单位派驻“第一书记”驻村是我国开展农村扶贫工作的有效方式之一。基于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子系统中2016年和2017年华东某扶贫重点市建档立卡贫困农户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评估“第一书记”驻村对贫困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派驻“第一书记”确实能有效提高贫困农户收入,市派“第一书记”对贫困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省派和县区派“第一书记”,帮扶主体的层级越高对贫困农户的帮扶越有效的结论不具有普遍性。应推广和完善派驻“第一书记”制度,激励“第一书记”进一步发挥作用,更好地引导、帮助贫困农户脱贫致富,并积极培育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贫困精准识别及精准扶贫对策——以粤北山区为例

贫困家庭的精准识别是实施精准扶贫的基础和前提.从多维视角识别和分析贫困更能挖掘贫困的本质,为政府制定反贫困对策提供更为精准的科学依据.基于Alkire-Foster多维贫困测度模型,以粤北山区农村家庭为例,多维度定量测算出主要贫困地区、贫困村、贫困维度和贫困家庭,并提出按贫困维度施策、按地区贫困和家庭贫困的程度决定扶贫资金的使用、建立以能力扶贫为导向的扶贫机制和提高基层干部扶贫管理能力等精准扶贫对策.     

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局与路径选择--以安徽为例

精准扶贫是针对不同贫困农户状况和贫困区域环境,运用科学有效的手段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帮扶和管理的脱贫方式。本文结合安徽扶贫做法与特点,分析了精准扶贫实践和操作中面临的困境,并对精准识别、帮扶和管理等环节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中的矛盾及其解决——基于湖北省徐家村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调研分析

随着精准扶贫工作进入攻坚期，我国贫困人口脱贫进程不断加快，相对静态的扶贫管理方式已难以满足当前贫困退出工作需要。对湖北省徐家村的田野调查显示：贫困户与普通农户对于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的意见和态度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贫困户希望动态管理能够更加全面，普通农户则希望贫困进出通道更加畅通。扶贫动态管理和贫困退出机制不够健全，如进出机制不够灵活、动态监测指标单一等问题是贫困户和普通农户的共识；贫困户认为动态监测不全面，导致自身部分贫困问题得不到及时帮扶；普通农户认为贫困进出机制不灵活，一旦成为贫困户便可以长期占有扶贫资源，新的贫困群体则难以介入。为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但要强化扶贫动态管理，并逐步构建科学规范、公平高效的贫困退出机制；还应坚持正向激励，强化问责督导，让贫困退出经得起社会和时间的检验。     

精准扶贫目标下贫困农户增信路径探索——以保证保险贷款和联保贷款为例

贫困农户因缺乏可用于抵押担保的物权而难以进入金融市场,金融扶贫需要通过增信机制解决信贷配给问题。实践中的农户增信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基于农村外部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业保证保险贷款;二是基于农村内部非正式制度的增信,如农户联保贷款。农业保证保险贷款制度以“保险合同”为增信标识,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合约基础上的经济性制度安排,其制度缺陷容易导致合作博弈低效和需求刺激不足;农户联保贷款以“共同还款责任”为担保约束,是一种以社会资本内生激励机制为核心的非经济制度安排,既有信用发现和监督惩罚的优势,又存在农户还款集体违约的风险。在精准扶贫目标下,湖南“瞄准”扶贫项目的农业保证保险贷款模式值得学习和借鉴,而农户联保贷款还需要更多的模式创新,如激励乡村精英与贫困农户组成联保小组等。     

外源式扶贫背景下农户脱贫的内在动力研究

以政府为主导的驻村帮扶工作机制和量化考核工作方式构成了当前精准扶贫工作顺利推进的主要工作策略,而这种以政府投入为主、政府自上而下依托行政压力体制、采取减贫目标责任考核的单向度扶贫方式容易造成贫困村和贫困人员对于外部力量的依赖性.本文在分析驻村帮扶、量化考核这两种工作方式的行动逻辑基础之上,讨论了精准扶贫过程中农户参与不足和能力有限的表现及原因,同时探究了如何在外源式扶持的背景下,培养贫困户自身内部动力机制,倡导创造贫困户参与精准扶贫的环境与空间,提升贫困户自身脱贫的能力与素质,打通农户内力,在内外合力帮助的前提下顺利完成精准扶贫的脱贫目标.     

东北地区农村贫困及"十三五" 时期"精准扶贫"思路

实现东北地区脱贫是保障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峻挑战.基础设施薄弱、农村难以持久增收、脱贫效率不高、代际贫困发生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不足等是东北地区短期内实现全部脱贫的主要障碍.因此,通过金融创新增加资金来源渠道、通过产业发展提高贫困农户劳动参与率、通过制度化完善帮扶机制、通过社会事业投入以及通过环境保护等措施,可以优化"十三五"期间农村精准扶贫工作,尽快促进东北地区农村脱贫.     

后精准扶贫时期农村隐性贫困的精准识别与治理 ——基于异质性视角的贫困农户微观数据分析

在后精准扶贫时期,基层农村贫困治理呈现出新样态:贫困户的显性贫困维度得到改善的同时,住房、健康和教育等隐性维度仍存在较深的剥夺,尤其是体现在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上;在有限扶贫预算和单一基层政治考核制度的双重约束下,扶贫资源的分配过程具有一定的目标指向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瞄准机制的内生缺陷。贫困户和贫困村的贫困剥夺是全方位的,表现在维度上各有侧重,微观差异明显。走出贫困治理的新困境需要调整扶贫策略,将多维贫困的理念深入基层农村,关注多维隐性贫困问题,提高多维贫困识别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继续加大财政扶贫投入力度,优化投入结构,分类施策;实现扶贫和社会福利计划的有效衔接;优化基层政治考核机制,建立与村庄微观特征相兼容的多维扶贫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切实提高基层乡村的贫困治理能力。     

论习近平的精准扶贫思想

习近平同志对中国贫困及扶贫问题进行了长期的关注,并提出自己解决贫困的一系列扶贫思想。他在对中国扶贫实践进行大量调研、思考的基础上,提出精准扶贫思想,精准扶贫是其扶贫思想的新发展。习近平同志的精准扶贫思想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包括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精准管理和精准扶贫的体制机制等,习近平同志的精淮扶贫思想对于推进中国扶贫开发意义重大。     

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动——基于准实验的政策评估

在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和自然资源匮乏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使搬迁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对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云南省怒江州贫困农户易地扶贫搬迁准实验数据,采用DID模型对绝对贫困户和相对贫困户在不同易地扶贫搬迁模式前后的生计资本变动状况进行政策评估,发现易地扶贫搬迁总体上有利于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其中,依托企业带动安置模式(模式一)和山上搬山下安置模式(模式三)对提高贫困农户生计资本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有利于降低农户易地扶贫搬迁交易成本,并实现农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的;依托小城镇集中安置模式(模式二)对纯农型农户生计资本变动不存在显著影响,但有利于提升农兼型和兼农型农户的生计资本;依托退耕还林逐步安置模式(模式四)对易地扶贫搬迁绝对贫困户生计资本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却有利于提升农兼型为主的相对贫困户的生计资本,造成“搬富不搬穷”的现象.此外,人力资本提升贫困农户生计资本的作用最为显著,物质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次之.     

县域贫困治理的现实张力与优化路径

随着贫困治理被逐渐纳入政府责任和国家治理体系中,治理成效不仅要谋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要正视治理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在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江苏省M县围绕县域贫困精准治理,呈现出诸多张力和特殊运作机制,给贫困有效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现实问题。从制度供给与个体赋能出发,构建起贫困精准治理的长效机制,则是后扶贫时代农村地区贫困问题治理的可行路径。     

促进小额信贷精准投放,做实金融扶贫支点——基于河北省贫困县调研实践的思考

作为农村金融扶贫的重要支点,小额信贷为了解决贫困农户贷款难、增收难的困境,经过了将近30年的发展探索,为农村经济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但在我国农户小额信贷表现出较低的贷款满足率、贷款服务不足等问题。为促进小额信贷精准投放,做实金融扶贫支点,本文从小额信贷出发,以在河北省抽样县实地调研成果为依据,总结提出农户在自身发展中小额贷款难的问题和小额信贷的风险,并依据现实提出合理可行的建议。小额信贷扶贫模式的实施和落实,是发展我国金融扶贫具体措施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对我国金融扶贫事业和新农村的建设和健康发展产生积极意义。     

贫困减缓与教育发展：一个参与式治理的精准扶贫视角

减贫理论的发展、致贫认识的深化和精准扶贫的现实要求减贫模式由开发式扶贫模式向参与式治理模式转变。而教育发展不仅是参与式贫困治理实施的前提保障，也是参与式贫困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关键影响因子。在精准扶贫视角下，我国存在农村终身教育、扶贫教育环节薄弱、针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配置缺乏有效监督和评估、尚未建立精准教育扶贫的推进机制等问题。因此，应积极构建参与式贫困治理体系，改革教育扶贫资源分配制度，转变教育扶贫的形式和内容，构建和发展教育扶贫机构及平台。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农村贫困治理的优化与升级——基于嵌入式农村扶贫实践经验及嵌入行为治理的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中国的农村贫困治理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在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下，脱贫攻坚阶段的嵌入式农村扶贫具有系统化的优势和精准性的特征：多元主体的全要素嵌入、多种渠道的全领域嵌入取得了显著成效，对绝对贫困人口进行的精准扶贫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但也存在“嵌入裂缝”降低了扶贫效率和绩效等问题。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随着农村贫困治理任务和环境的变化，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应在延续系统化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嵌入行为治理弥合“嵌入裂缝”，并从精准扶贫向精准防贫升级，从精准脱贫向整体致富升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通过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制度及关系嵌入弥合“嵌入裂缝”，提升嵌入式农村贫困治理的效率和绩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强化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构建和完善系统化、整体致富与精准防（扶）贫并重的农村贫困治理体系。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农民合作社参与贫困治理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农民合作社被认为是由农户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基于自助和互助原则进行减贫、脱贫活动的理想载体.具体来说,农民合作社的贫困治理作用主要体现为:增加贫困农户收入;促进贫困农户实现自主脱贫;完善贫困治理体系等.随着脱贫攻坚工作取得胜利,全国扶贫事业进入"后扶贫时代",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乡村振兴.要进一步巩固农村贫困治理成效,农民合作社还面临一些困境亟须克服,如合作社治贫意识不足、内部精英俘获现象严重、政府合作社与低收入农户之间共赢机制尚未形成等等.基于此,有必要积极提升农民合作社内部治理能力,发挥农民合作社带领农户致富的经济组织功能以及拓展农民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社会服务功能,助推农民合作社将脱贫攻坚前期经验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以使农民合作社在"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中继续贡献力量.     

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测度与精准扶贫研究

探究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分异结构,以"精准扶贫"思想为核心,从自然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维度出发,构建环京津贫困带空间贫困综合评价体系,并借助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模型和Arc GIS地理信息软件,测算出环京津贫困带的三维度系统空间分异地图,分析结果发现:环京津贫困带27个县的空间贫困分异显著;自然、经济、社会三个系统的贫困叠加会削弱或加重综合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提出环京津贫困带精准扶贫的自然、经济和社会调控策略。     

精准扶贫经验分析与价值总结 ——基于举国体制制度优势

中国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减贫成绩向世界提供了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支撑中国取得减贫奇迹的正是独特的制度优势与有效的治理体系,尤其是举国体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党中央从扶持谁、谁来扶、如何扶及如何退等方面全面创新制度设计,动员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精准扶贫以党主导、高位推动、层层落实责任,以建档立卡和动态调整精准识别贫困对象,因地制宜、多主体多举措精准帮扶,政府、市场、社会力量有机互动、相互协作,形成强大帮扶合力。另通过第一书记制度助推扶贫政策落实,通过加大资金供给与统筹使用强化投入保障,通过严格的监督问责与考核评估保证扶贫的准与实。精准扶贫在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为世界贡献中国减贫经验等方面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     

贫困性农户金融供给：市场失灵与政府责任

通过对贫困性农户金融供给现状进行简要分析,揭示了在市场机制主导下,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对于贫困性农户的资金支持都是不足的,也就是说,农村金融市场对于贫困性农户存在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应对金融市场进行干预。     

精准扶贫新阶段治理贫困的思路构架探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政策成为解决我国人民脱贫致富的主要内容,精准扶贫工作的实施必须在透彻把握精准扶贫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的扶贫工作。     

劳动力人力资本、非农就业与农户减贫——兼对教育和健康作用差异的再检验

为防范返贫和缓解相对贫困，细分人力资本维度并基于贫困的多重视角，总结我国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促进非农就业、农户减贫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期面板数据，结果表明：更高水平的劳动力人力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户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且教育的边际作用大于健康；劳动力非农就业在人力资本促进农户减贫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且在教育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作用相对更大；不过，家庭抚养负担反向调节劳动力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未来防范农村返贫致贫及治理相对贫困值得延续以往的有益经验及道路，大力提升劳动力人力资本和促进劳动力非农就业，特别是坚持发展教育扶贫，通过扶智赋能来持续解决贫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