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级公共产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构建

农村村级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面临着“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三难困境；产生这一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收入偏低、基层政府财政困难和制度本身的缺陷。破解一事一议推行困境需要建立和完善财政奖补制度，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培育多元投入主体，以改善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状况。     

村级公共产品“一事一议”供给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新农村建设调查分析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逐渐陷入困境,笔者通过深入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调查,了解到了村级公共产品运用＂一事一议＂供给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试图提出几点建议,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村级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制约因素探讨——以湖北XF村的道路修建为例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开展,村庄内公共产品的滞后成为发展的瓶颈。在调研中发现,"一事一议"自主供给村级公共产品的方式在很多地方是失效的。基于此,本文对制约"一事一议"自主供给村级公共产品的因素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修正建议和措施。     

村级公共产品“一事一议”供给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基于新农村建设调查分析

在全面取消农业税之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逐渐陷入困境,笔者通过深入新农村建设试点村的调查,了解到了村级公共产品运用一事一议供给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试图提出几点建议,为当前新农村建设与发展提供借鉴。     

“一事一议”制度下村级集体物品供给失衡剖析——基于村委会生存逻辑的思考

"一事一议"制度在提供农村集体物品方面目前仍然存在"社区"失衡、结构失衡的现象。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既有国家政策变化、村民集体行动困难等客观因素,又有满足生存需要等主观因素。在村级集体物品供给活动中,村委会在对国家转移支农资金等外部资源的竞争以及对内部村民治理的少作为甚至不作为是关键。在积极探寻有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时,必须以村委会为基点,明确其责任主体地位,从农村治理的大局出发,更好地完善"一事一议"制度。     

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我国农业改革的选择

强制性制度变迁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必须与诱致性制度变迁交替使用才能降低变迁成本和风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长期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虽然后期强制性的特征有所加强，但是仍然无法解决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当前，应选择回应性的、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参与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以解决急需的强制性制度需求，使制度供给与需求实现动态平衡。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进路--基于苏南二镇的实地调研

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可谓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和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大制度创新,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政策执行角度分析,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自利倾向、政策认知不足、协调沟通不畅以及执行方式欠佳,“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收发式、选择性、野蛮式和附加式的执行活动,造成政策执行背离政策初衷的执行偏差问题。充分发挥“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的应有效用,必须加强利益关系的调谐、提高政策认同、促进主体间沟通、优化政策执行方式和完善政策执行的绩效管理,在矫正现有执行偏差的基础上实现对政策执行的持续控制。     

诱致性制度变迁下的农民合作社发展路径研究

根据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现状,专门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视角深入分析合作社的产生机理及未来发展方向。在分析促使合作社产生和发展的诱致性变迁因素的基础上,以股份合作制为例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视角下我国农民合作社未来发展路径的制度安排。     

制度变迁、意识形态与农村金融体系

制度变迁和意识形态博弈贯穿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制度变迁与意识形态拟合程度决定了农村金融改革过程及其绩效。国家的制度供给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是必要的,但缺乏与农户协商的制度供给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制度供给的低效率。在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要充分发挥农村内生金融制度在优化资金配置、提高金融服务效率的作用,辅之外生金融制度,弥补内生金融制度不足。同时要积极培养农户意识形态,推动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展。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创新——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分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不均衡为切入点,采用需求-供给模型研究在响应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潜在收益下各创新主体的反应,并具体分析了各创新主体的优势和不足.同时本文使用课题小组调研所得的陕西省数据资料,实证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现状、问题,研究影响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需求和供给的因素如何转变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并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减少贫困了吗

在公共产品理论与熵权TOPSIS分析法的基础上,以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选取五个方面14项指标,测算了2010-2014年我国各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实证检验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减缓农村贫困问题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4年间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地区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差距呈不断缩小趋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东部地区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的特征,存在空间正相关集聚现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农村贫困消减具有正向积极作用,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贫困消减的影响是边际效应递减的。     

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筹资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以河北省为例

我国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筹资制度历经多次变迁,但现行的筹资制度中仍然存在诸多矛盾,例如农业财政专项资金的供需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实行前提条件苛刻与制度目标的冲突等。应明确政府的筹资主体地位,积极运作市场筹资,鼓励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筹资;完善现行筹资制度,培育良好的筹资制度运行环境。     

关于新农村建设中公共产品供给的几点看法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在我国,农村经济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农村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单一依靠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供给显然是有缺陷的。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倡导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第三方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需洽谈制度,推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听证制度等方法可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转移支付制度变革

我国的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为了支援“三农”和支持农村税费改革。要搞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从根本上改变非均衡的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调整各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方式,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力度,向城市和农村提供均衡的公共产品。     

市场化政策工具视阈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创新探析

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战略的影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持续性的供给不足一直是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掣肘。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来提供,这种单一体制导致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种类单一及结构失衡等问题。运用民营化、用者付费和特许经营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可有效破解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难题,创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农村公共产品农户自愿供给的理论与现实解释——社会关系的视角

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效用理论,同时借鉴Franz Van Dijk和Franz Van Winden等构建的关于社群关系与地方性公共产品私人供给的模型,对社会关系是影响农户自愿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进行理论解释。并通过中国农村公共道路供给的典型案例解析,说明以血缘、亲缘和地缘为初始禀赋的农村社会关系是农户克服集体非理性,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驱动力。     

农村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原因:理论探析——非均衡经济学的视角

国内许多学者对农村公共品不足的原因的研究缺少深入规范的理论分析.因此,将非均衡经济学中的理论分析方法引入对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原因分析,给出了政府供给公共品不足的理论模型,印证了我国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现状     

论城乡二元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形成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其原因在于初始形成的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二元供给体制是建国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选择的结果,城乡二元的户籍管理制度和政策决策者对农民落后性的认识是这种二元体制形成的制度环境。因此,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必须真正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彻底改变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改变对传统"小农"的认识,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培育与激励：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有效的政府责任

供给主体由单一走向多元,拓展了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渠道,增加了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但是,由于多元供给主体缺乏培育与激励,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作用没有充分显示出来,供给缺乏整体效能。在中国诸多供给主体中,政府有着特殊的责任定位。培育和激励供给主体多元有效供给,保持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积极性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提升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农村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的问题对农村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巨大阻力,不符合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需要。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迫在眉睫。文章在分析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的同时剖析了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且从有效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对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最后提出了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能力的路径,为推进农村经济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