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烈的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并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随着年龄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增加而增强,并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略强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无明显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分析的视角

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社会资本与社会排斥共同构成了其"驻"与"返"判断的两个重要因素。不同的社会资本类型可以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更多的就业信息,拓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途径,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相关组织系统之间建立信任关系,从而提高他们的活动效率。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社会排斥"却制约了这种资本的效力,从而阻碍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进程。因此,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留在城市完成继续社会化的过程,必须明确以下路径:从滞留(共栖),到城市适应,再到城市融入(竞争、合作、内化与认同等),最后实现融合(共生)。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工荒""民工潮"时而出现,而提升其就业能力是稳定就业、实现融入城市和职业向上流动的关键。笔者根据全国总工会、国家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就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企业管理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激励机制的分析

代工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吸收了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但企业管理者还未适应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特点与诉求,当下用工市场频繁出现的"民工荒"和"高离职率"说明企业对他们的激励机制存在不足之处。本文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激励机制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修正了其激励因素模型。     

微观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和2009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地区2008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并不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较大影响,且该地区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50%。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在当前发展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及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和变化,对调整、完善我国农民工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研究——基于东莞与昆山的调查

农民工市民化政策的实施效果离不开农民工的政策认知.本文通过对东莞与昆山两地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政策认知度调查,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市民化政策的日常认知度、习得型认知度、交往型认知度的平均分值较低,而权利主张型认知的平均分值位于中等偏上水平,政策认知度的综合评价得分位于中等偏下水平.新生代农民工对政策认知的当期效用评价低、对政策认知的机会成本高、负向同群效应以及组织化程度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策认知的主要制约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态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969份调查样本数据

利用浙江省969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度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他们能强烈地意识到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能理性地认识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就业态度和较强的就业自信心。但其认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大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途径,构建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并不断改善就业环境。     

基于社区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分析犯罪形成的内外因素,从文化融入、培训管理、精神干预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想模式,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认可之下的社会认同,从而有效地防控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中的失信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就业,既可以很好地满足和匹配制造业及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又有利于农村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我国积极推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背景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就业中的失信行为类型及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述评

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统筹城乡发展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回顾有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文献,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概念、核心问题以及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等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述评,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新生代农民工管理:人际关系理论的分析视角

经济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群体主力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但也是企业对其管理的机会与挑战。文章以新生代农民工特有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为出发点,寻找人际关系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特征相符的契合点,分析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转型中,转变并创新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管理方式,实现企业稳定发展和员工个人价值实现的双赢。     

数字经济、个体能力与农民工工资差异——基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多层模型分析

数字经济的技术偏向使其红利产生群体偏向,从而通过个体能力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差异化影响形成并作用于群体的工资差异。从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视角,采用2018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农民工为样本,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发现：正规就业农民工比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及个体能力（认知和非认知能力）,加上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及就业歧视,导致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较高;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的增强不仅能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而且能强化数字经济的工资增长效应;数字经济发展对正规就业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工资增长效应,进而会扩大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异,其中存在“数字经济发展—非认知能力差异扩大—工资差异扩大”的传导路径,但认知能力差异的中介效应不显著。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也显示,地区数字经济和个体能力差异都是两类农民工工资差异的来源。因此,在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同时,要更加关注数字红利边缘群体的发展,积极帮助非正规就业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高认知能力和非认知能力,并加快构建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不断弱化和消除就业歧视。     

宏观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宏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波动较为明显,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间转换率并不高。就业供给总量增长较快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岗位需求不能同比增长的矛盾是我国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