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及个体差异研究——基于1613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利用1613个调查样本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烈的就业能力提升意愿并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随着年龄增加、受教育程度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和接受政府培训次数增加而增强,并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略强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但男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提升意愿无明显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利用浙江省969个新生代农民工样本数据,采用有序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职业认同、个人适应性以及企业录用政策、企业培训政策、政府培训供给量和政府培训有效性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但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企业薪酬政策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制约因素研究

通过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旨在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充分就业提供完备的理论支撑。研究发现,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城市化发展不足和不均衡、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政府对农民工的公关就业服务严重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观念存在误差和专业知识技能培训的缺乏等几个方面。     

西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特征与城市化的政策响应研究

在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就业-定居-生活”城市化过程中,其城市就业特征及其相应的经济、社会状态直接影响其在城市的生活状态和行为特征。对以陕西省为重点的西部地区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情况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趋于多样化,服务业的就业吸纳潜力巨大;就业城市规模选择偏好于所在省份的大中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在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方面存在显著的需求;城市就业收入成为多数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多数家庭年收入处于城市中低收入范围;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劳动保障受到极大忽视。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深度城市化的目标来看,需要从发展战略与规划方面做出的城市政策响应包括：提升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的吸纳能力;采取多种途径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以城市居住为核心促进农民工公平公正地城市化进程;加强对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保障和城市化需求的关注。     

“民工荒”视域下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研究

持续不断加剧的＂民工荒＂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整体环境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他们仍然面临着就业技能缺乏、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就业制度化壁垒稳固、就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环境的改变需要提升其就业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消除就业壁垒、完善就业保障机制等,这就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共同的努力才能有效解决。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探讨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进入新世纪,新生代农民工在其就业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民工荒""民工潮"时而出现,而提升其就业能力是稳定就业、实现融入城市和职业向上流动的关键。笔者根据全国总工会、国家政策研究室、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机构的调查数据,就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因素进行分析,提出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能力的对策和建议。     

微观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微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和2009珠三角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该地区2008年和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差异并不大,年龄、婚姻状况、工作满意度等因素都会对离职倾向产生较大影响,且该地区稳定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不足50%。     

兰州市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管理策略研究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是中小企业的就业主体。中小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离职频繁,严重影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对兰州市中小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进行了实证和访谈分析,进而提出响应的人力资源管理策略。     

理性选择理论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的动因研究

我国农民工的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行为是一种理性选择行为。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城镇转移行为特征,有与上一代农民工相同的一面,但更多的是不同。本文正是从这个研究视角出发,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转移行为是一种发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观点,认为在他们的城镇转移行为中,追求的是包括身份转变、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在内的三位一体的同步实现。并进一步研究认为这一发展理性的实现,有赖于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城乡社会的认同和国家宏、微观制度的支持。     

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态度的实证研究——基于浙江省969份调查样本数据

利用浙江省969份问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浙江省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的态度及其个体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经济转型升级”概念有一定程度的认知：他们能强烈地意识到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职业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也能理性地认识经济转型升级对个体就业的影响,表现出更加开放的就业态度和较强的就业自信心。但其认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应加大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宣传力度,准确把握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的发展需求,大力拓宽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途径,构建有效的激励和评价机制,并不断改善就业环境。     

农民工消费的习惯形成效应及代际差异研究——采用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数据的组群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消费行为一方面受过去农村生活习惯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影响。采用2002—2015年CHIPS、CLDS和CGSS微观调查的混合数据，利用组群方法构建“伪面板”进行系统GMM估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家庭消费存在对即期收入的过度敏感性；由于消费习惯处于从农村居民消费模式向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的转型中，农民工家庭消费没有显著的内部习惯形成效应，但存在显著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消费受到城镇居民消费模式示范效应的影响更大，表现出更强的外部习惯形成效应。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民工收入、提供住房保障和职业培训、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加快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等促进农民工消费习惯的城镇化转型。     

广西民族贫困山区农民工返乡创业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广西民族贫困山区2264位返乡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农民工年龄、对返乡创业政策了解程度、参加创业培训意愿、技能掌握状况、对待创业风险的态度和创业动机强度等是影响广西民族贫困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因素。从政策层面提出了加强信贷支撑、完善创业补贴政策、加强培训力度,提升服务意识,扩大创业优惠政策影响力,培育、扶持、壮大广西农民工创业队伍。     

自雇农民工的经济同化强于受雇农民工吗？——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决定因素与高质量经济同化

新时代的新型城镇化对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高质量要求，农民工与城镇职工高质量的经济同化是其社会融合和心理融合的物质基础。利用CLDS2014和CLDS2016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人力资本较低、迁移时间较长、社会资本较多的农民工自我雇佣的可能性较大；自雇农民工相比受雇农民工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较容易实现与城镇职工（平均水平）的经济同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同时，由于职业间的收入差距大于户籍间的收入差距，促进农民工由受雇到自雇的职业转换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高质量经济同化看：自雇农民工不但初始收入低于自雇城镇职工，且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与自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扩大，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而受雇农民工的初始收入虽然也低于受雇城镇职工，但收入增速相对较快，与受雇城镇职工的收入差距缩小，具有经济同化的趋势。自雇农民工难以实现高质量经济同化，原因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社会资本质量不高以及城镇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等导致其大多从事被动的生存型创业。为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和社会资本质量以及完善劳动力市场体制机制等，鼓励农民工积极自主地进行机会型创业，并对自雇农民工和受雇农民工实行差别化的市民化促进政策。     

农民工返乡创业发展规律、制约瓶颈与对策思考——基于湖北省15县67名返乡创业者的纪实调查

返乡创业是农民工对输出地与输入地的投资成本与效益比较后的理性选择。农民工返乡创业主要以中小企业或个体的多行业经营分布为主。农民工返乡“创业潮”形成的两个阶段在兴办企业的资金来源、产业结构和销售渠道等方面差异较大。由于农民工自身素质和条件以及外在环境制约着民工的创业发展,因此应从农民工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创业环境的优化两方面着手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     

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困境归因及对策建议

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是农民工养老险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但由于缺乏统一的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的法律法规、现行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农民工自身和企业的原因,现阶段中国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存在困难。文章从现有研究成果出发,提出了实现农民工养老保险关系顺利转移接续的对策,即做实个人账户,实行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资金双转移,加快统筹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步伐,实行强制性参保,改革相关制度,加大宣传力度等对策以及农民工养老保险制度的路径选择。     

农民工培训效果的评估模型与应用

为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国家加大了对农民工培训的政策支持力度，农民工培训市场日益蓬勃。但目前我国的农民工培训市场良莠不齐，因而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科学评估显得尤为重要。根据现实条件，运用Kirkpatrick的四级评估法以及D—S证据理论，可以对农民工培训效果进行较为合理、科学的评价，并及时发现培训中和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     

农民工群体生活状态与态度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分析

根据对重庆市的抽样调查,较低的收入和消费、较少的社会资源、相对封闭的人际交往,是目前大多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况;“贫富差距大、社会存在诸多不公平”是农民工较为一致的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提高经济收入、希望家庭和睦是农民工最迫切的需求;“明天会比今天更好”是绝大多数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农民工因职业分化而形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进一步导致社会意识多样化;大多数农民工尚未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应加快“稳定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人口城镇化”进程,推动农民工融入城市;通过制度创新保障社会阶层边界的开放性,加快各阶层流动,进而缓解阶层冲突。     

农民工市民化:现实困境与权益实现

农民工问题是第二次转型背景下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就是要实现农民工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即农民工市民化。残缺的市场主体、公共产品的边缘人以及失范的利益表达,既是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也是进一步阻碍农民工市民化的因素。赋权基础不稳固、维权方式不健全等权益缺失问题,是造成上述困境的根本原因。这就需要对农民工市民化中的权益予以重构。同时,将完善农民工权益保护的法律体系和强化农民工权益保护中的政府责任,作为权益实现的主要路径。     

基于社区教育的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防控机制研究

截至2009年,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占中国农民工总量2．3亿中的六成以上,新生代农民工犯罪问题已成为当前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大隐患。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犯罪的特征,分析犯罪形成的内外因素,从文化融入、培训管理、精神干预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社区教育的理想模式,实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制度认可之下的社会认同,从而有效地防控其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宏观视角下的农民工就业稳定性测量

基于已有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宏观测量指标,通过对2008~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的分析表明:我国农民工总量增长率和就业弹性系数波动较为明显,农民工就业的产业间转换率并不高。就业供给总量增长较快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就业岗位需求不能同比增长的矛盾是我国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