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幸福悖论”的一个文化回答——基于顺德数据与案例的考察

"幸福悖论"是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也是正发生于中国相对富裕地区的一个显著性社会现象。不同于经济学主要经由外在经济发展指标去推断个体内心幸福的做法,经由对经济学"幸福悖论"命题的理论反思与发生在珠三角西岸城市顺德"幸福悖论"现象的实地考察,以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为思想导线,从社会文化价值整合角度去诠释文化及其向度如何影响幸福以及这种影响背后蕴含的社会治理意义,即对"为什么不幸福、如何才能幸福"做出一个文化层面的解答。     

论中国金融监管中的悖论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内生地决定了中国金融监管的困境，在论述“权力悖论”和“政策悖论”的基础上认为，建立和完善监管层的治理机制是解决“权力悖论”和“政策悖论”的前提，是推行金融领域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基础，是中国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     

博弈论的理性概念与理性的悖论

博弈论的理性概念和经济学的理性概念是一脉相承的,通常被表述为期望效用最大化准则和占优准则。从形式上看,这些准则并不涉及自利性和利他性、个体理性和群体理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将它们运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策略性互动时,会产生“理性选择的不合理性”的悖论。“纽科姆问题”表明,没有自利性的博弈论理性概念并没有摆脱经济学理性概念的矛盾。     

钱包赌戏悖论及其行为的经济学意义

本文对行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微观模型———钱包赌戏悖论建立了认知分析框架 ,不仅彻底消解了该悖论 ,还发现了与效用和概率均无关的一种新的非理性效应。这一效应既可能导致无帕累托效率的交易陷阱 ,也可能与效用歧化和概率误判等已知的行为经济学效应协同作用 ,产生更复杂的非理性决策。     

悖论及解悖浅探

古今中外有不少名的悖论，它们是哲学领域中的一枝奇葩，震撼了逻辑和数学的基础。而悖论的解决往往可以带来全新的观念和科学思想的新发展。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性地对不同种类悖论的解悖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个人理性与沉没成本悖论

文章放松了新古典经济学条件下沉没成本决策无关性假设前提,进而从真实世界角度阐述沉没成本悖论存在的理性逻辑,从而表明人们很难忽略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它本身并不能被视为一种悖论或错误行为,甚至是非理性行为,同样也是在约束条件下一种广义理性行为。因此,需要承认沉没成本悖论存在的普遍性,而且还需要采取恰当的非正式和正式制度设计克服沉没成本悖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警告我们不要考虑过去发生的沉没成本,"让过去的事情过去吧"的规范结论。因此,不仅需要提高决策者的认识能力,更多需要采取加强沉没成本与风险管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是最为根本的。     

发展的悖论

在可持续发展这一大目标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发展体制和对策措施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利于可持续的东西,许多做法与可持续的目标背道而驰。具体讲,我们一面主张可持续发展理念,一面又顽强坚守着"最大化"思维,存在着理念上的悖论。在竞争机制下,即使认识到了"最大化"对可持续的伤害,人们还是会照样继续"最大化"的行为,为资源短缺火上浇油,这是体制的悖论。调控上,透支未来需求,解救当前危机,不透支不足以解决问题,透支过多又恶化了未来宏观经济;理论上消费是生产的目的,但实际上消费被"工具化",消费反倒成了生产的手段,这是政策的悖论。     

IT投资的"生产力悖论"研究

近二十年来，在有关信息技术的研究问题中，“生产力悖论”是研究的焦点之一。本文从宏观经济层面、行业层面和公司层面这三个角度，对有关“生产力悖论”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探讨，并对我国的IT投资提出几点启示。     

中国体制转轨中的政府权力悖论——认识中国转轨进程的一个独特视角

在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政府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发挥了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又对市场化改革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可以说是“诺斯悖论”在我国的一种表述。这一悖论的实质，是我国体制转轨时期特有的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的博弈，是政治与经济的冲突与协调，也是政府对市场的侵犯与保护。从政府权力悖论这一角度出发。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我国的体制转轨进程。     

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6年金融政策探析——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的视角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国家理论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金融政策。从政府制定政策的主观目的和政策的客观效果两方面的对比验证了“诺思悖论”,从一个新的角度评价了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行为。     

基于“三元悖论”视角的我国货币政策失效原因探析

在克鲁格曼“三元悖论”的三种政策目标组合中，理论上我国选择的是“固定汇率制＋资本管制＋货币政策独立”。但在实际操作中，我国的汇率呈现单边上扬的走势、资本项目也在逐步放开、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由此导致我国货币政策失效。根据扩展的“三元悖论”，我国应该选择的近期目标是“货币政策相对独立＋资本有限流动＋汇率有限浮动”，长远目标是“货币政策完全独立＋资本完全流动＋汇率自由浮动”。     

“经济人”分析范式内含的理性悖论——长远利益、为己利他与行为理性的理解

"经济人"分析范式在理性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明显的逻辑悖论:基于行为功利主义的定义以及由此展开的行为分析,实质上使用的是有限理性,而在理性模型的构建和宏观经济的分析上实际使用的却是完全理性。正是由于在不同场合所使用理性内涵存在如此的不一致,现代主流经济学对短期的行为评价和长期的现象预测之间就出现了断裂。而且,现代主流经济学试图用"无形的手"将两者沟通起来,却一直无法说明"无形的手"是如何运作的。相反,基于长期利益的实现程度和"为己利他"行为机理的实施程度这一视域,可以更好地区别有限理性和完全理性这两个概念,可以更好地认识现实生活中各种行为的理性程度,从而理解社会中不同程度的合作现象。     

科技背景下的网络文化悖论及其治理

科学技术的影响下,网络文化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悖论也经常出现。网络世界中,张扬个性与炒作煽情鼓动并存,披露真相与渲染虚假并存,传播知识与制造垃圾并存,褒扬正义与发泄怨愤并存。应对上述现象,要加强舆论引导、思想引导和心理沟通,还要通过机制化措施加强网络文化管理,协调网络文化关系,保证网络文化安全。     

关于当代悖论性的三个哲学论证

当代的悖论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在时间上,当变化过于快速,且是为了资本获利而变成人为设计的东西时,变化就意味着停滞;在空间上,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同质化的过程,但同质性却以异质性的面目出现,异质性被用来服务于同质性,空间的悖论由此产生;面对时间和空间的悖论,我们需要乌托邦想象,但我们的乌托邦想象却要以反乌托邦的形式出现,这就是所谓乌托邦的悖论。不管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它都是人们的经验和思想所不能缺少的一个维度。     

诡辞为用:牟宗三对向秀、郭象《庄子》注的诠释路径

牟宗三先生将道家思想中言说道体或境界的独特方式"正言若反"称为"诡辞为用",即辩证的诡辞,其作用在于不将所说内容予以实体化和对象化加以固定,而是从作用上活泼泼地展现出来。这一方法首先见于牟先生所揭示的《庄子》对于《老子》之道的发展中,其次则体现在向秀、郭象对《庄子》的注解中,同时也是牟先生用以诠释向秀、郭象注庄的方法论。     

资本逻辑下的经济学与经济哲学

经济学与经济哲学具有互补性,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过程的规律性,经济哲学侧重于经济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关系。经济学离开了哲学,它不过是一种抽象的知性科学,而哲学离开了经济学,它也就变成一种纯粹的思辨哲学。经济学家要成为思想家,他必须要从经济学上升为哲学,而哲学家要成为实践家,他就必须要掌握经济学。正是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才产生真正的实践哲学、实践唯物主义。经济学与经济哲学都起源于近代,起源于对以资本为竞争主体的市场经济的思考,由于资本是分析现代社会的基本哲学范畴,因而弄清资本与国家,资本与人民,资本、国家、人民三者的关系,就成为当代经济哲学思考的主题。     

中国现代化悖论与和谐社会建构

中国现代化悖论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逻辑在中国现代化中的表现：中国现代化需要利用资本的力量，但由此必然会产生一系列阻碍现代化的因素。这种现代化悖论决定了中国必须在克服矛盾中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基本路径是建立社会主义力量主导的资本形态多样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运行和发展的全过程中限制与消灭剥削，实施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