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经济学的"转型":超越渐进与激进的两分法 --对中国经济转轨进程的再思考

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两条转轨路径成为转轨经济学中讨论最多的话题。但是，“激进”与“渐进”对于速度的强调转移了人们应该关注的重点，这种区分在逻辑上并不能为制度变迁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也不能反映出任何一个国家转轨的复杂进程。因此，转型经济学应当完成自身的“转型”：遵循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超越“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     

转轨效率与宪政秩序——对“北京共识“的一种解析

本文从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出发,认为对于发展中的转轨国家,转轨中的制度选择对转轨的绩效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转轨中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条制度创新--交易成本合理化--增强生产激励--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经济实现增长的路径.中国在转轨中选择了宪政平滑变迁的方式,可在短期内化解转轨的经济体制成本和政治体制成本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

中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比其他经济体更严重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各转型经济体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但面临着性质大体相同的挑战。     

从行为经济的角度浅谈互联网背景下实体经济的转型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这个世界的变化出乎人们的意料,其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影响速度之快是让人始料未及的。在中国社会转型、经济体制转轨的时代条件下,从行为经济角度,互联网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巨大转型,具体表现在产业经济智能化转型、网络经济虚拟化转型,以及实体经济整体化萎缩等大转型。     

试论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构转型与刘易斯转折点

本文对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与刘易斯转折点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以人口转变为主线，提出中国社会经济已跨越了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这一时期结构转型、人口转变、体制转轨等结构性问题相互重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文章认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性矛盾，加快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其根本途径在于全面推进中国社会经济的体制改革。     

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需求增长

我国市场供过于求的状况是在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水平较低、城乡居民生活刚刚从温饱迈入小康的阶段过早地发生的。其中的原因有经济体制转轨、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和市场经济周期性波动等 ,但其根源在于我国经济发展存在诸多方面的不协调 ,其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协调、城乡发展的严重脱节是抑制总需求扩张的重要原因。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经之路。城市化不仅仅是一个农业人口向非农业转化的过程 ,更是一个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迁、人口素质的提高、城市功能的增强、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 ,实现社会经济资…     

效率改善、发展转型与转轨效益

由于受到初始条件,尤其是转轨前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在各国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转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局限造成了在转轨效益评价中的诸多错误认识.转轨是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转轨的根本目的是效率的改善,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目前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应该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可以对不同国家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进行解释.     

宪政、宪政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项迫切需要完成的重要任务。文章从宪政、宪政文化与政治文明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和论述了宪政文化是政治文明的思想文化基础，宪政文化建设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途径。     

论中国经济转轨的特殊性——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制度学分析

９０年代以来，以中国、前苏联及东欧为代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股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潮流，但是，由于向国本身的社会历史及经济法律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唢的国家在转轨道路及转轨模式上有所不同，中国的经济改革，遵循的是一种特殊的思路，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取得了特殊的经济成就，也遇到了特殊的经济问题。     

经验教训：经济转轨的国际比较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一条与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必然导致不同的改革结果。把中国改革和其他转轨国家之间进行历史和当前情况的对比，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