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储蓄率关系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与少儿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老年抚养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储蓄率影响因素对比分析

居民储蓄率影响因素一直是学术界的重点研究问题,本文站在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角度,选取2001年到2011年的月度数据,包括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沈阳、重庆和西安共8个城市中的居民储蓄率、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CPI、城镇家庭平均每个可支配收入和财政性教育经费6个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由于发展格局的不同,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居民储蓄率影响因素确实存在不同,这主要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发展特点有关。     

人口结构、房价与居民消费——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理论分析以及我国经验事实均显示人口结构变动通过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起作用。基于2002-2018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等多种计量方法对人口结构变动、房价和居民消费三者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究。研究结果表明：房价上涨确实是人口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中间变量。从整体上看,老年抚养比与房价呈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少儿抚养比与房价则呈正相关关系,且房价上涨给居民消费带来的“财富效应”表现显著。分区域看,东部地区三者间相关关系与全国整体相同,而中部地区的少儿抚养比与房价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西部地区房价上涨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则更为明显。     

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基于面板数据联立方程模型

扩大居民消费是中国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本文构建了联立方程模型以分析中国人口抚养比、房价波动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人口抚养比与房价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城市化水平与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助涨房价;(2)儿童抚养比与居民消费显著负相关,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抚养比的变化并非是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3)房地产财富效应并不显著,中国居民消费主要受消费习惯的影响,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样会促进消费。因此,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促进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加强对居民合理消费决策的引导将是现阶段扩大内需的有效手段。     

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房需求的影响

根据2000-2020年重庆市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在纯人口年龄结构模型中,少儿抚养比每增加1%,住房需求减少0.162%,老年抚养比每增加1%则住房需求增加0.047%;在含控制变量的人口年龄结构模型中,少儿抚养比每增加1%住房需求减少0.145%,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的影响不显著。最后从住房供给、人口结构、租赁市场三个方面提出建议,以促进重庆市住房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人口结构对中日美房地产市场影响的比较研究

以老龄化问题为特点的人口结构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宏观因素，也引来各学科学者的关注。房产市场同样是另一个重要的热门话题。是什么因素造成房产市场在不同国家表现迥异？人口结构的不同是否造就房地产市场相悖的长期走势？基于美国1975—2010年州级样本、日本1980—2010年郡县级样本和我国2002—2013年省级样本数据，综合运用线性和面板数据方法，从人口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少年抚养比和城市化等多维度考察人口结构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结构变化对日本、美国和中国房价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差异。城市化阶段不同是人口结构对中、日、美影响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区分具体影响时，少年抚养比与房价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老年抚养比对房价的影响则出现了分化，美国老年抚养比与房价呈正相关关系，日本和中国方面则是负相关关系。最后，就稳定我国房地产价格走向提出政策建议。     

人口红利与福建省高储蓄率的关系

从生命周期假说出发,构建储蓄率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以及经济增长率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少儿抚养系数对福建省居民储蓄率存在负面影响,老年抚养系数对福建省居民储蓄率存在正面影响,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阻止储蓄率的下降,而是抓住人口与经济发展机遇,以迎接老龄化社会.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住房需求

根据中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城镇化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镇化对住房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截面数据进一步论证,得到与前面一致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当年新开工住房面积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平均家庭户规模、流动人口比重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要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和谐,国家和政府需要做好三大方面的政策调控工作。     

人口结构、城镇化与住房需求北大核心

根据中国1999—2013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混合效应、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考察了人口结构、城镇化对居民住房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结构中少儿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老年抚养比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城镇化对住房需求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资料的截面数据进一步论证,得到与前面一致的结论。此外,本文还发现人均收入、住房价格、当年新开工住房面积对住房需求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平均家庭户规模、流动人口比重对住房需求有负向的显著影响。要促进住房市场的健康发展,确保社会和谐,国家和政府需要做好三大方面的政策调控工作。     

住房价格、社会保障支出和居民消费——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改善住房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和完善消费体制等一系列要求，这些热点问题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为此，基于不确定性视角，将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纳入分析框架研究发现，住房价格上涨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正向影响，与原有住房价格通过收入视角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效应相叠加，使住房价格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总效应呈现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以地方政府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作为门槛变量，建立关于房价和居民消费率关系的面板门槛模型，以我国2007—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的变化使得住房价格对于居民消费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小于其门槛值时，住房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率有较强的抑制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当社会保障水平超过门槛值后，住房价格上涨对居民消费率的抑制效应明显减弱。     

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伴随数字技术应用逐渐深化，数字经济发展已然成为提升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新赛道”。基于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业链数据，利用动态面板模型、中介效应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数字经济、技术创新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有直接促进作用，且这种作用在不同生产要素密集类型的产业链中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链>资本密集型产业链>劳动密集型产业链；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与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存在基于数字经济的单一门槛效应，跨过门槛值后，技术创新对制造业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促进作用有所增强。据此，提出加快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进程，构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共同体，以期为政府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供有益参考。     

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中国居民储蓄率

基于收入视角和不确定性视角,对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和居民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就业结构对居民储蓄率具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它们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在此基础上选取1990—2013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SYS-GMM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我国的居民储蓄率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呈U形分布,随着非农就业率的增加呈倒U形分布。现阶段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大于7年,因此随着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进一步提升,居民储蓄率也具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我国的非农就业率已经超过51.5%,因此随着非农就业率的继续增长,居民储蓄率有进一步降低的趋势。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中国高储蓄率是超额货币供给的原因吗?——基于1992～2007年国家资金流量表的分析

本文在索洛模型基本假定下,推导了储蓄率与产出及货币供给三者之间动态关系,并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2～2007年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别检验了中国国民储蓄率、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与超额货币供给的Granger影响.结果表明:在样本区间内,居民储蓄率对M2/GDP具有显著影响,政府储蓄率则影响不显著,说明我国国民储蓄...     

FDI对减贫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采用我国31个省区市200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静态面板数据门槛模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减贫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FDI对减贫效应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FDI与减贫呈现正相关关系；当金融发展水平较高时，FDI与减贫呈现负相关关系。（2）这种非线性关系在不同区域表现形式也不同，东部门槛值高于中部，西部不存在门槛效应；西部FDI对减贫的作用高于东部和中部。     

应用缓冲储备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居民的储蓄行为

通过应用缓冲储备模型，实证检验我国居民的教育、医疗、住房等开支的不确定性与储蓄之间的相关性，我们发现，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行为不仅显著，而且以目标储蓄率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能够比以储蓄水平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更好地解释我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建立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教育体制是降低我国巨额储蓄的必经之路。     

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面板门槛与空间计量模型

区域经济韧性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以产业多样性实现区域经济韧性水平提升的相关研究受到重视，但其影响路径还存在争议。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10―2021年面板数据，对产业多样性及区域经济韧性进行具体测度，并进一步运用面板门槛模型与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产业多样性以知识溢出、协同效应、增强要素流动性以及分散风险实现区域经济稳定；产业多样性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效应随创新人才集聚门槛值提高而逐渐增加；产业多样性与区域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产业多样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创新人才集聚溢出效应不显著。     

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

人口变动对经济有何影响，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用较复杂的模型来分析。我们用一个带生命周期假说的经济动态模型来分析此问题。该模型是消费的生命周期模型与人口模型、索洛增长模型的有机结合，并且纳入了寿命预期、收入预期、非预料死亡、遗产继承、社会养老保险等内容。模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戴蒙德的世代交叠模型。我们用该模型全面考察了人口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发现是：死亡率表(年龄别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储蓄率上升。这是对“人口老龄化导致储蓄率下降”这一流行观点的重要补充和修正。     

中国家庭“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性分析

目前中国少儿消费和老年消费存在较大不均衡,少儿人口对居民消费率的作用显著大于老年人口。本文从家庭层面分析“尊老”与“爱幼”消费的差异性,并从“需求异质性”和“选择偏差”两个角度解释该差异的来源。使用中国CFPS数据,检验得出子女对家庭消费的作用显著大于老人;通过进一步对比不同收入水平、不同区域和城乡家庭的情况,发现家庭和社会的“选择偏差”是目前“尊老”与“爱幼”消费差异的重要来源,并且该差异随着家庭收入、消费环境的改善会得到缓解。     

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与影响研究

利用我国2008—2019年的统计数据，以门槛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为方法，分析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增长的门槛维度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门槛维度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备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位于第一门槛值到第二门槛值时，数字经济作用农村经济增长的效果最为显著；从空间溢出角度分析，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增长均具有空间正相关性，数字经济对农村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会产生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