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通过发展服务业、构建服务经济体系来实现城市转型,是国际城市发展的共同规律。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与服务业的发展尚未形成互动关系,现代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发展的动力机制没有形成,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城市功能的优化。面向"十二五"及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国内城市应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之下,立足于城市空间价值的提升,以制度的创新、多重倒逼机制的实施,来加快服务经济体系的建立,综合提升自身的能级水平和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出一条服务业推动城市转型的"中国路径"。     

中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以2009-2013年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计量模型,采用软件stata12.0对数据进行处理,实证分析了城市区域内部及城市之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通过空间计量Morans’I指数检验,结果显示文章所选取80个地级以上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对模型进行普通回归以及空间回归结果均表明,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3)对空间效应的直接溢出和间接溢出进行分解,发现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的城镇化在区域内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城镇化水平每提高1%,能够显著的拉动当地经济增长1.0912%,而消费、政府支出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不明显。     

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状态研究

基于"城市化均衡理论",通过构建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供求状态分析模型,借助于Panel Data分析方法,研究我国46座地级以上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状态。依据城市化经济供求关系的横比,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城市化经济供给大于或小于城市化经济需求的城市化经济运行"非均衡态"与供求相等的城市化经济运行"均衡态"两种类型。通过剖析两种运行态势下城市化经济供求双方的影响因素,提出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措施。     

城市化战略模式、动力机制与发展路径分析

城市化是人口和生产要素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的结构转变过程。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市化发展,必须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方针;逐步形成市场主导、政府推动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促进要素的空间聚集。在发展路径上,要坚持以制度创新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     

要素积累、结构变动与中国经济增长研究

笔者采用逐步回归法和状态空间模型方法对中国的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要素结构变动因素对产出增长的影响存在但不显著,要素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表明曾经在发达经济体工业化过程中一再演示的社会经济结构上的转变在中国迄今远未完成;这也意味着未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由要素积累方面转向要素结构变动方面,要素结构变动过程中产生的效率改进将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股重要力量.     

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态势分类评价

当前，中国城镇化正高速推进，城市已成为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领域。以城市三支柱协调发展为理论基础，分别采用城市5年人口年均动态增长率、空气PM2.5浓度年达标水平、5年地区GDP年均动态增长率3项指标，作为城市社会进步、环境保护、经济增长3大维度表征，构建“8类4级”城市分类评价方案，其中4级是指城市发展呈现强、中、弱、欠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特征。对中国2013年所有数据可得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实证研究，获取基于发展态势的城市分类结果。结果显示，90%以上城市处于弱可持续发展态势，环境污染是中国城市发展面临的关键性难题。我国东北地区城市人口流失和财富增长后劲不足，可持续发展挑战巨大。     

中国城市化进程碳增量效应的因素分解研究及预测

基于Logistic模型,对中国城市化发展趋势进行了预测,运用LMDI模型分解分析在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中国碳排放量持续增长的原因,对城市化进程的碳排放增量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水平仍将处于加速发展的上升期,2020年、2040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将分别提升至61.63%、77.91%;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对碳排放仍将保持增长态势,但对碳排放的驱动作用呈减缓态势;经济规模是推动中国碳排放持续增长的主导因素,城市化是导致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因素,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碳排放减少的主要动力。     

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基于240个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构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度化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理论假设,基于2000-2016年中国240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采用贝叶斯模型比较法和极大似然估计法,在对多个空间权重矩阵与空间计量模型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考察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的静态空间自相关随机效应模型拟合效果优于其他模型.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具有明显空间正相关性,地理邻近地区增长方式会积极影响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此效应在东、西部地区表现的更为明显.产业结构合理化会明显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但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东、中部地区所受影响更强.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2001--2010年中国三十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与城市化的关系，认为就长期而言，城市化水平可以决定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不能决定城市化水平。通过估计不同地区的城市化产出弹性，进一步分析不同省、市、自治区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出西部区域的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较大，中、东部区域部分城市出现过度城市化现象，抑制经济增长。据此建议通过改革户籍制度、优化城市规模结构、重视城市化质量来提高城市化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城市化进程与新能源技术发展关系的研究：理论评述与整合

技术进步与城市化、城市空间体系的演化是相互交织、相互触动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下,城市化对能源不断扩张的需求应逐步转变为对新能源技术发展的推动。鉴于此,本文从"新兴技术管理"、"城市化与新能源技术发展的关系"两个角度对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并围绕"区域协同发展"、"城市空间演化"以及"新能源技术共享"三个相关主题提出了可继续深入探讨的命题,这对寻找城市化进程中区域能源消费的关键路径与可控制变量具有现实意义。     

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中部地区80个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核密度估计、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探究中部地区地级以上城市2000—2016年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总体上呈上升态势,平均值从2000年的0.66%增长到2016年的1.36%,且城市间差距逐渐加剧。②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表现出显著的全局空间正自相关性,并呈现由强集聚向弱集聚转化的演变特征;其空间集聚形态可分为"高—高"集聚型、"高—低"极化型、"低—高"塌陷型、"低—低"均质型4种类型,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特征存在差异。③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冷热点区的空间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大致呈现出"东热西冷"的空间分布状态。④中部地区土地城镇化水平差异受到人口规模、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共同影响。     

经济外部性对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的影响

保险业是城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本工具和重要途径,作为保险业发展的基本空间单元,不同城市发展保险业的动力机制和模式选择存在差异。文章采用2006—2016年地级以上城市的保险业数据分析中国保险业发展的空间集聚特征并从经济外部性视角分析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①中国保险业规模快速增长,样本期内,保费收入年均增长高达18.56%;城市间保险业发展的相对差异和集聚水平呈现下降趋势;②中国保险业具有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热点城市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以东,相对优势地区为东部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东北与西北地区的部分城市,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高—高集聚模式;③经济外部性影响中国保险业空间集聚发展,制度外部性、市场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对保险业具有不同程度影响,其中,制度外部性影响最为显著;④城市所处区域、城市等级和城市规模对经济外部性影响保险业发展具有调节作用。     

技术进步水平与城市学习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针对我国地级城市经济增长出现的巨大差异,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采用Hall和Jone(1999)基于水平增长的人均产出分解,对我国188个地级城市200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地级城市人均产出的差异,相关系数达到0.839;然后从我国城市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城市的模仿与学习机会的角度,分析了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提出通过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发挥城市集聚规模效益,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建议。     

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

通过构建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中国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熵权—突变级数、耦合协调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模型等方法,分析2000—2013年中国各地级及以上行政单元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剖析。研究结果表明:①2000—2013年中国城镇化、经济增长以及耦合协调程度均呈上升趋势,区域差异程度逐渐缩小,空间上"东—中—西"递减态势依旧。京津冀、长三角及珠三角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存在明显的"集群化"与"梯度化"空间分异特征。②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关联与集聚效应,两者关联集聚程度有所减弱。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的地理近邻性特征明显,高高集聚区汇聚于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鄂豫皖省际交接处等地区则是低低集聚区。③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正向溢出效应,城市人口规模、投资水平、消费能力、财政水平和产业集聚度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则会抑制其发展。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

20世纪80年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个国家及地区不可避免地面临全球化带来的种种冲击。其中,全球化对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影响尤引人关注。新兴古典分工理论可以动态、完整地描述城市化的形成、发展及衰败等动态过程,揭示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化动力新机制。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呈现出主体的多元化、动力机制的不均衡性及不稳定性等新特点和新内容。经济全球化通过提高中国城市专业化水平与交易效率,增强了中国城市分工演进水平,推动了中国城市化迅猛发展。     

脱钩与追赶:中国城市绿色发展路径研究

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以污染的大量排放为代价的.使用脱钩理论可以揭示经济增长与污染排放之间是否存在同步变化的关联,进而可为更好地实现污染排放的总量控制做好理论铺垫.文章以中国2004-2013年271个地级城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先后考察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收敛性以及追赶脱钩状态.结果显示:(1)由于存在环境规制强度等因素上的异质性,区域脱钩状态呈现出"俱乐部收敛"特征,据此可以判定普通城市存在向标杆城市追赶的可能;(2)现阶段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以"未追赶脱钩"类型的城市为主,大多数普通城市与标杆城市之间在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两方面的差距均不断扩大.由此引出的政策启示为:一是改变城市重经济轻环境的做法,二是差别化助推城市的绿色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

本文采用中国286个地级城市2003——201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两种不同的集聚指标,对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第一,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集聚促进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特别的,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57万元之后,进一步的集聚会对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研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增加、移动电话普及率提高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都会削弱集聚对增长的促进作用。     

新经济背景下的城市地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在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经济地理学的"复式转向"的推动下,城市地理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在对国内外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对城市地理出现的新趋势概括为:城市地理研究的尺度转向、空间转向;更加强调城市空间变化的复合动力的研究以及多层次生产、消费、流通、创新等实体与非实体空间的研究;城市地理的"管理化"倾向,同时,更加关注城市的创新职能的研究,研究成果更注重应用性。     

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力资本积累对城市规模扩张的影响。研究发现,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城市人口规模会增长1.15%;接受高中及以上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每增加1%,则城市人口规模增长0.17%。这表明我国人力资本积累存在溢出效应,人力资本积累的溢出效应促进了城市规模的扩张。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家庭及城市政府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而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投资,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化水平。     

增长模式转型与政策选择——2014年经济展望

2013年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房地产和基建投资,出口略有复苏,而消费低迷。增长的动力来自于投资,而主动力是房地产投资,并不断以"土地"来扩张金融,表现为"资产负债表"扩张。从国际比较来看,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尤其是部分一线城市已经呈现一定程度的泡沫化,且受到城市化超前、去工业化以及人口红利消退等因素影响,房地产投资驱动的增长持续难度在加大。金融体系的扩张主要服务于"土地"为基准的房地产和基建,而实体经济负债增加,实际利率上升,但生产者价格指数下跌,利润收缩,实体经济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加剧了结构的不均衡。应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应考虑选择的政策包括:转变政府目标、修正房地产行业定位、改善供给机制及改革金融体系四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