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增加值实际有效汇率的测算与结构分析

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发展使得基于贸易总值的REER测算方法存在偏误,为此文章基于PWW(2014,2017)增加值REER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2000-2014年间行业和国家层面人民币增加值REER变动情况,共包含了农业、采掘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在内的47个行业,以评估中国创造增加值的国际竞争力变动趋势。研究发现,行业层面的REER在大小和方向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国家层面REER无法捕捉的;对代表性行业的竞争来源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进口竞争和直接出口竞争是主要的竞争形式;对人民币增加值REER进行结构分析发现,行业层面有效汇率的变动主要由相对价格变动引起,在国家层面,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REER变动的主要因素;基于总值贸易的传统方法高估了人民币有效汇率的升值或贬值幅度。     

四川省进出口贸易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78-2012年数据

贸易水平、 产业结构对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四川省1978年-2012年的GDP、 进出口贸易和三次产业的数据,运用ADF检验、Granger检验和回归分析研究四川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果表明:四川省的贸易出口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比进口强,但二者都有正向促进.四川产业结构变动与贸易进出口因果关系不明确,其中可能是省内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程度和贸易水平差异导致的,还需要进一步细分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和贸易水平来找出原因.     

外部需求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本文研究了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效应及机制。利用2000～2011年BACI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构建尽量外生的企业—目的地—年份层面的外部需求变量,并采用需求函数法估算企业—目的地—产品—年份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研究结论表明,外部需求变动同方向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亦即正向(负向)外部需求提升(降低)出口产品质量,该结论在改变外部需求、产品质量测算方法后仍然成立。作用机制分析与检验表明,外部需求引致的市场规模效应和市场竞争效应是外部需求影响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有效渠道。此外,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部需求对民营企业、中间品和资本品、一般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更加明显,且来自中高收入目的地的需求变动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效应最大。以上结论为企业面对外部需求变动和提高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

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关系到企业的治理能力和绩效,进而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乃至国际地位。本文从增加值视角重新阐述了全球价值链位置测度和结构分解方法,并改进了Chor et al.(2014)的企业位置测度方法,进而实证测算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及其结构变化。研究发现：(1)2000—2014年中国整体上游度和生产复杂度显著提高,产业链向上游延伸。(2)一般贸易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高于加工贸易企业,但进口下游度低于加工贸易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出口产品更多地用于中间投入品,离最终需求的距离相对较远,进口相对上游产品进行生产,而加工贸易一般进口相对下游的产品进行简单组装加工形成最终消费品再出口。(3)东部地区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偏向于最终消费品出口,而进口下游度较大,偏向于进口基本成型的中间品,体现了东部地区的加工组装特点。(4)相对于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国有企业各类出口上游度相对较高但进口下游度相对较低,进而导致国有企业的综合进出口位置最高。此外,企业全要素生产、人均工资水平和资本密集度对企业出口上游度具有正向影响,而企业规模的影响为负。     

出口产品质量、出口关系存续与增长

本文检验了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企业出口关系存续及其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有利于企业出口关系的存续,并能够提升其出口增长率。稳健性检验显示,更换产品质量测算方法、样本区间、计量方法等并不影响本文基本结论,且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本文基本结论依然不变。从影响机制来看,产品质量升级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提高了企业出口关系存续概率,通过增强消费者偏好以及提高出口价格促进了出口增长率提升;同时,产品质量升级还通过提高企业出口关系存活概率进一步促进了企业出口增长率的提升。最后,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出口产品质量提高对外资企业和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企业出口关系存续的积极影响较大,而对私营企业和出口到低收入国家的出口增长率的积极影响较大。     

经济集聚对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16年合并后的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和工业企业数据库测算企业-产品-年度层面的质量,构建计量模型进行中国经济集聚对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影响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经济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产品质量。企业通过集聚到特定区域更加靠近劳动力、供应商、消费者和交通枢纽,降低了企业在用工、物流和推广方面的成本,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源用以升级产品质量。同时,理清了经济集聚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作用机制,集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和边际成本下降促进了产品质量升级。     

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来自进口中间产品质量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快速增长的中间产品贸易及其质量视角研究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现象。首先，基于DS垄断竞争框架和Koch & Smolka(2019)的研究，本文重新构建开放条件下的工资决定模型，发现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影响各国劳动工资。其次，借鉴Feenstra & Romalis(2014)的研究，本文构建全新的测度产品—行业—国家层面进口中间产品质量GEKS 指数法，估算1995—2011年37个国家从248个出口市场进口的制造业四位码中间产品质量指数，发现全球制造业进口中间产品质量上升趋势明显但分化严重，中等和低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上升，高等收入国家质量指数持续下降。最后，本文从跨国—行业层面定量识别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进口国制造业工资的具体影响，发现：(1)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对全球制造业的劳动工资有显著负向影响，对中等收入国家、中级技术密集型行业、高技能劳动者以及进口矿物类中间产品制造业的工资降低效应最大；(2)进口中间产品质量通过“就业破坏效应”和“研发激励效应”两种机制造成全球制造业工资下降；(3)进口中间产品质量变化造成制造业工资下降是全球化中的市场性经济规律和暂时性“全球冲击波”。上述发现解释了全球制造业工资停滞之谜，并启示各国须尊重全球化的市场规律，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冲击，提高民众福祉，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效应

基于中国本土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出口引致进口"的特征事实,本文将企业的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纳入到统一的计量框架内,依靠所构建的符合中国企业进出口行为特征的多重工具变量体系,实证检验中间产品进口和产品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重要发现包括:从进口角度看,进口促进了一般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但抑制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创新活动。在区分不同所有制的情形下,进口对从事一般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更强的促进效应,而对从事加工贸易的民营企业创新活动产生了抑制效应。从出口角度看,出口未对中国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与发达国家开展的进出口贸易均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进出口行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上述发现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中国本土企业所遭受的全球价值链俘获效应假说,为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背景下如何有效实施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     

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测算——基于国别(地区)层面和行业层面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12年我国双边贸易数据和细分行业数据,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进行了测算,结果发现,我国进口价格弹性为-0.30,出口价格弹性为0.48,说明马歇尔—勒纳条件不成立。无论是国别层面还是行业层面,出口价格弹性大于进口价格弹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进口以原材料等资源类商品为主,而出口则以制成品为主;进出口收入弹性大于价格弹性,说明我国贸易顺差主要是经济增长的结果,汇率只是次要因素。     

中国进出口额与利率变动的关系——基于交易费用的一个解释

文章运用ADF检验、协整关系检验等对我国的出口额占进口额的比例(简称出口占进口比)和利率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出口占进口比和名叉利率闻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并且是负相关关系.随后本文测算了每单位实际利率变动对出口占进口比的影响,结果表明大多数样本的影响值小于0,这个结果显然和传统理论的解释相异,为此文章建立了一个存在交易费用的两阶段开放经济模型解释我国的情况,最后提出一点启示.     

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7—2007年全球范围内177个国家或地区的分产品贸易流量数据,运用贝叶斯模型平均方法,对不同样本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一国的要素禀赋和贸易开放程度对其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提高具有正向作用;实际有效汇率贬值会带来本国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下降;金融深化、金融结构优化有助于提高一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最后,结合经验发现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和总结启示。     

长江经济带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测度及比较研究*

对标贸易强国建设目标,本文结合省市参与国际贸易的实际特征,将已有国家层面对外贸易竞争力测算方法应用于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的测评工作中,对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开展测度及比较分析。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分别考察进出口情况还是考察综合贸易竞争力,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均要显著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但其水平发展的波动性十分明显。进一步的结构分解结果显示,区域内上海、重庆的进出口贸易竞争力水平变化均取决于综合价格水平贡献,而其余省市进出口某一方面的竞争力水平变化则依赖于贸易份额的贡献。分产品类别对对外贸易竞争力水平的比较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下游三省市的主要产品类别均在区域内实现了较高的进出口及综合对外贸易竞争力;中游四省市在发展对外贸易的过程中,约有一半类别的产品达到了区域内贸易水平的前列;而上游省市主要在个别产品类别上实现了较优的竞争力水平。     

中国农食产品标准国际化能否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执行国际标准能够促进产品质量提升,但也会给企业带来过高的遵从成本,从而可能不利于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选取2000-2013年中国农食产品标准数据与企业-产品层面海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农食产品标准"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从整体来看,标准"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效应显著为负,而我国自行制定的国家标准对质量影响显著为正;按照对国际标准采纳程度分类,以及对出口产品和出口目的国发展程度分类,分样本检验发现,标准"国际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异质性影响。为此,照搬发达国家主导制订的国际标准不适用于中国出口企业,可能会由于过高的遵从成本阻碍企业产品质量升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需积极参与到国际标准的制定中,从而减少过高遵从成本对产品质量升级及出口带来的不利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Bertrand博弈分析

不同于现有研究采用最小质量标准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本文通过限定消费者对进口产品质量偏好的最低下限作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采用Boom的效用函数定义,建立了我国出口企业和发达国家企业在发达国家产品市场上进行两阶段Bertrand价格竞争的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结果表明,发达国家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降低了进口产品的需求,导致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利润的下降,但是我国出口企业的下降幅度更大.我国出口企业通过提高产品质量积极应对后,我国产品的市场需求和企业利润上升;而发达国家本国生产的产品需求和企业利润下降,但是发达国家消费者的福利却得到提高.     

Antidumping and heterogeneous quality adjustment of multi-product firms: Evidence from Chinese exporter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ffect of antidumping on multi-product firms’ adjustment in export quality using highly disaggregated Chinese exports data at the firm-product-country level for the period 2000–2014. In response to antidumping, firms tend to upgrade the quality of their exports for targeted products in affected markets by product adjustment, with this effect being more pronounced for firms with ex ante higher product quality. Antidumping induces resource reallocation across firms for a product such that higher-quality firms upgrade the quality while lower-quality firms are unaffected, and reallocation across products within a firm with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of higher competency increasing more substantially under antidumping policy. Our paper contributes to our understanding on how a multi-product firm adjusts by reallocating resources across products in the face of trade policy shocks.     

土地市场扭曲如何影响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土地市场交易数据和制造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地方政府“以地谋发展”的策略在促进各地区制造业大规模集聚和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势必会给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带来深刻影响。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土地市场网城市土地交易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进出口产品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并对其内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建设用地配置存在明显的工业偏向性，进而导致工业用地价格被低估，产生工业用地应得收益大于实际价格的反向扭曲问题。这种反向扭曲可通过抑制技术进步、阻碍产业结构高级化、弱化集聚经济效应等机制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一般贸易企业与混合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但对加工贸易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土地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抑制作用由东到西依次递增。土地市场扭曲不利于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集体企业及民营企业的影响不显著。     

文化贸易存在进口引致出口吗*——基于中国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分析

文化贸易发展对于提升一国“软实力”和打造“贸易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工业品贸易领域广泛存在“进口引致出口”机制是中国货物出口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该机制在文化贸易领域是否同样存在对于中国文化贸易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中国文化贸易微观产品层面六位码数据,对文化出口指标进行了二元边际结构性特征分解,实证分析发现：第一,总体来看,文化产品进口对出口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中国文化贸易中并不存在;第二,文化产品进口对文化产品出口二元边际并不存在显著的引致效应,文化产品进口对集约边际甚至还有一定的抑制效应;第三,上述结论在不同的二元边际指标和持续期分样本估计中均成立,尤其是二元边际水平较高的核心文化产品和具有较长贸易持续期的产品样本;第四,细分不同类别来看,目前仅在图书及其他印刷品比较标准化的文化产品贸易中,可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进口引致出口效应。总体而言,进口引致出口机制在文化贸易中未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能是导致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未来如何更好地发挥文化进口对出口的促进效应将是强化中国文化贸易发展的关键。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export quality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and firms’ export quality using firm‐level data from 2000 to 2007. Our regression results show that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promote manufacturing firms’ export quality through ‘variety effects’ and ‘innovation effects’, though the effects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among firm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agnitude of these effects differs across import sources and the quality of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themselves. Moreover, we find that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is conducive to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intermediate input imports on export quality. Furthermore, the dynamic decomposi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reallocation effect is the key force through which imported inputs boost industrial aggregate quality growth. Taken together,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roduct upgrading facilitated by quality embedded in 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 goo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market share reallocation help Chinese fir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ir export products.     

基于EDAS模型的出口商品质量水平评价研究—以2012-2018年度广东省制造行业为例

出口制造行业管理者如何通过了解自身情况来整合与管理资源以创造更多价值,是实现出口贸易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关键.本文以广东省2012—2018年12个出口行业为研究对象对出口商品质量水平进行实证评价研究,构建了包括产品合格、市场感知及社会责任3项一级指标及其对应10项二级指标的出口产品质量水平评价体系,通过EDAS模型测评并分析了12个出口行业质量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结果显示:出口商品整体质量水平处于中等水平,各出口行业质量水平参差不齐,照明行业质量水平相对较高,鞋类行业质量水平较差.此外,通过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各行业出口商品质量评价指标的优劣情况,为优化各行业出口商品质量提供了参考依据.     

Strategic interoperability standards and trade taxes

In a two-country international trade framework, the paper considers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governments' incentives for conducting traditional trade policies and their incentives for the policies toward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products of the firms compe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e model assumes that one domestic and one foreign firm supply partially incompatible products for the home country market while consumers value both variety and a network externality. Motivated by the benefits of the network externality, the home government sets a standard requiring the foreign firm to guarantee a minimum level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its own product and the product of the domestic rival. The paper analyzes the home country standard setting and import tariff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incentives of the foreign country for imposing the export tax and conducting a policy which enhances the degree of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rival products in the export 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