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摩擦的多层次认知与全方位应对

由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中美经贸未来仍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对中美经贸摩擦进行多层次认知有助于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谋略.本文基于中美经贸摩擦视角,在对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的行为、目的 、理念、谋略等多个层面进行认知分析的基础上,从理念、政治、经济、外交等多角度提出了全方位的中美经贸摩擦应对谋略: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理念相融合;在对外宣传上把"远"与"近"相结合;在经济领域中做到全局防御与局部进攻相结合;在释放经济活力上把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减轻税负上把降低企业税负与降低个人税负相结合;在产品与市场方面把提升现有市场产品质量与开拓多元化国际市场相结合;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上把注重本国发展与关注他国发展相结合.     

中美贸易的反比较优势之谜

通过统计分析,本文发现中美贸易间存在"反比较优势之谜"。即美国在其具有技术上比较优势的行业,对中国出口相对较少,且在其比较优势越大的行业,对中国出口量相比世界其他地区越少;相比之下,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则符合比较优势原理。为进一步检验该现象,本文将Eaton-Kortum模型扩展到多部门,并将其应用于中美贸易结构影响因素的经验分析。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行业生产规模和贸易成本等因素后,比较优势在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不对称作用依然存在,且结果稳健。     

中美贸易摩擦分析及对策研究

中美贸易摩擦由来已久,主要体现在美国对华反倾销、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三个方面.由于美国对高科技出口的管制政策,美在华外资企业出口的增多、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美国出口的下滑和政治因素导致的双边贸易平衡问题是导致中美经贸摩擦的症结所在.对此,中国应主要采取妥善处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积极应对中美贸易纠纷、大力发展"内需型经济",逐步改变过度依赖外需的局面、加快"走出去"步伐等政策.     

生产分工视角的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验证

考虑生产分工对中美间经贸联系程度、贸易规模和结构的影响,基于生产分工下价值链视角,构建出口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验证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结果显示:2016年及之前,中国仅在杂项制品大类上,对美国显示出较强出口竞争力,机械和运输设备、动物和植物油、油脂和蜡我国具有比较优势,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双方竞争性较强,其余大类上,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不具优势。引入其他国家作对比的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对比国家均无显著出口竞争力,而且对美国出口具有单价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这些国家出口多缺乏单价优势,而2017年以来对美国和对比国家的贸易变化,进一步勾画出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竞争力不足。在生产分工主导全球产业发展背景下,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分工中的参与地位,宜强化自主技术研发、提升外资质量和技术外溢、加快"走出去"学习先进技术。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美经贸摩擦研究

随着我国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呈现出了愈演愈烈的形式。在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应当客观的认识到这不仅是我国企业竞争力不断加强的表现,同时是我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结果,所以在分析中美经贸摩擦的过程中应当客观的对中美经贸摩擦产生的原因以及影响作出研究,并以积极的态度对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策略做出探讨。本文从国外因素与国内因素两个方面对中美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做出分析,并从宏观上阐述了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影响,同时从政府与行业协会两个方面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策略做出探讨。     

论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之“谜”

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是由中美两国在高技术产品上出现与其比较优势不符的贸易所致。21世纪初,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失衡主要表现为中美信息与通讯贸易顺差,以及中国对美部分高技术产品贸易顺差转为逆差;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对贸易失衡的影响在减弱,外商对华高技术产品加工生产工序的产业转移,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由此造成美国、中国、东亚经济体在中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中形成三方"互利",但非"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     

中美贸易关系分析

美国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市场,第二大贸易顺差来源地;而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市场,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地。中美两国的贸易发展对于两国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2007年的两国贸易关系来看,呈现两大特点：发展迅速,互惠互利;摩擦增多,此起彼伏。两国双边贸易规模继续扩大,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两国在贸易中双边摩擦接连不断,还比较尖锐。2007年中美经贸热点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产品安全、知识产权保护、反倾销和反补贴以及337调查问题上。     

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

将中美经贸摩擦问题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向大学生讲清楚中美贸易逆差的真实原因和经贸摩擦的深刻实质,帮助大学生更好地看清楚美国政府的政治本质,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责任和使命。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特殊性原理视角来分析当前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真实原因,将能更好地看清楚本轮中美经贸摩擦的深刻实质。文章认为,美国单方面挑起这场中美经贸摩擦的真实意图是要阻止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让中国维持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低端,其最终目的,是要遏制中国发展和中国崛起。     

逆全球化下中美经济脱钩风险的领域与应对策略

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逆全球化趋势加剧.随着中美之间的竞争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从贸易向产业、科技和金融等领域蔓延,两国经济脱钩风险开始显现.在产业领域,供应链转移难度与产业的产品复杂度密切相关,中国专利密集型行业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受中美经贸摩擦冲击较大,新冠肺炎疫情将进一步刺激高产品复杂度行业向境外转移.在科技领域,尽管中美技术脱钩在市场层面存在一定的阻力,但美国政府强推科技脱钩致使中美科技合作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现阶段,金融领域的脱钩风险总体可控,而新冠肺炎疫情却使中美在货币合作方面出现了脱钩迹象,需早预警严防控.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应全面客观把握全球化的演进规律和方向,采取有效措施,防范应对中美两国脱钩风险带来的重大挑战,以高水平对内、对外开放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成本不对称条件下出口企业在面对反倾销时的战略选择

本文在成本不对称的假设下，利用Bertrand双寡头模型研究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遭受出口反倾销时在出口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战略选择。文章首先分析了在进口国政府不同的反倾销措施情况下，出口国企业与生产相似产品的进口国企业之间的Bertrand价格竞争；其次分析了不同类型成本优势对出口企业战略选择的影响；文章最后得出结论：跨越反倾销的对外直接投资要求出口国企业的成本优势至少是部分可以转移的，并且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必须小于征收反倾销税情况下的主要固定费用；如果成本优势完全不可转移，或者对外直接投资的固定成本太高，则无论进口国政府采取何种反倾销措施，出口国企业都不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     

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及对策思考

在对福建省企业诚信意识与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可操作的“三层次四模块”诚信意识培育新模式,推进人本化管理理念的渗透,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以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诚信意识培育的目标。     

制度、创新与欠优势地区的经济复兴

创新和经济地理这两个迄今不同学科之间日益增强的融合趋势具有潜在的理论影响。通过“知识区域”这一角度，本文考察了两门学科的融合对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意义。并利用进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交互式创新模式在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作者通过对新的欧洲区域发展政策的考察，并结合威尔士地区创新实施规划的案例研究，分析了这种交互式创新模式的政策意义。最后，文章对这一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批评性的评估。     

中国经济的内外均衡与财税改革

我国经常项目持续的大规模顺差,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的不利影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种影响因素进行分类拆解,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说明长期的储蓄-消费失衡是造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企业可支配收入相对于劳动者报酬不断提高带来的收入结构和储蓄结构失衡。我国当前企业未分配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企业利润率"虚高"和国企"不分红"问题。只有从体制上解决这个问题,才能使储蓄降低到适当的水平,通过拉动内需消除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从根本上解决内外经济比例失衡问题。     

规制、腐败与规制改革

文章对政府规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指出规制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特点,而市场竞争被抑制的领域必然会产生经济租,经济租诱发寻租活动,对规制权力监管的缺陷导致腐败行为的发生。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有效减少腐败的规制改革方案。     

Classical and Neoclassical harmonies and dissonances

Abstract

Proofs are given that only singularly can real 1750 – 2007 competitive price ratios be ‘natural', in the sense of being invariant under changes in demand tastes. Proofs are given that both 1750 – 1870 discrete technologies or 1890 – 2007 continuum technologies, with convexity properties sufficient for arbitrage-proof supply-demand equilibria, will be ‘intertemporally Pareto optimal', immune to leaving any deadweight (inefficient) losses on the table. Sraffa (1960), ignoring the vast post-1945 linear and non-linear programming mathematical literature of Danzig, Kuhn-Tucker-Bellman, von Neumann, Ramsey literature does not quite arrive at attainable distribution solutions. Where it tolerates increasing or de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there can be no competitive equilibria. When its matrix equations do obey first-degree-homogeneous functions, the book's stress on Basics or non-Basics is an irrelevancy leading to bizarre novel interpretations of Ricardo.

Old age overtakes us all. Alas, Sraffs's proposed critique of twentieth century political economy we will never be able to know.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nd unemployment utilising the 1995 National Health Survey (1995 NHS) and the 1997 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f Adults (1997 SMHWB) data sets. Three indicators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are adopted. The first is a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measure derived from responses to questions included in the 1995 NHS on time felt down, happy, peaceful, and nervous (the SF-36 mental health scale). The second indicator relates to diagnoses of mental disorders including substance use disorders, affective disorders and anxiety disorders. Our final indicator relates to suicidal thoughts and plans and (unsuccessful) suicide attemp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measures, unemployed persons exhibit poorer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 outcomes than the full-time employed.     

科学技术与人权

科学技术能够极大地提高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但当它一旦误用和滥用,会给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产生致命威胁,损害人们的人格权和隐私权,也可能对人的社会权利造成重大损害。因此,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有效监控和防范科技对人类的负面影响;提高政治家和科学家的人权意识;迅速建立对新技术的技术监测﹑早期识别以及警报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