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知识产权保险之困的成因分析与对策研究

以专利执行保险为代表的知识产权保险,其功能在于分担中小企业维权过程中的诉讼成本,降低或分散企业维权风险。随着政府对专利执行保险推广力度的加强,作为市场创新主体的企业并未对该产品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使得该保险遭遇推广困境。通过分析发现,专利执行保险的功能局限以及我国专利质量普遍不高,是造成上述困境的主要原因。基于此,提出完善立法、优化专利保险产品结构、提高专利从业人员素质等政策建议。     

中国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品质结构的影响研究

文章计算了2006-2014年各省出口品质的金额结构和种类数结构指标,用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知识产权保护较强地区的出口品质结构并未显著高于保护较弱的地区,而且知识产权保护并非直接作用于地区出口品质结构,而是通过影响创新的出口品质结构效应发挥作用。随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每万人专利数上升在改善出口品质种类数结构的同时,导致了金额结构的恶化。说明由于企业创新层次较低,品质提升带来的出口价格提高并不明显。虽然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促进了研发投入和专利数量提升,但研发投入增速明显低于专利数量增速,这反映了中国企业专利质量较低,专利增长主要依赖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增长的事实。提高中国企业创新水平,促进发明专利数量和质量提高,是提升出口品质、改善出口品质结构的关键。     

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网络搜索指数作为投资者关注的代理变量,探讨投资者关注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结果发现,投资者关注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绩效,体现在专利数量和专利质量上,资产规模、杠杆率、股权集中度对绿色创新绩效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投资者关注通过融资约束这一中介变量影响绿色创新绩效,同时环境规制是有效的调节变量,投资者关注与环境规制的交互效应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从关注属性维度看,投资者负面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非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相较于高污染企业,投资者关注对非高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更显著。     

专利是否影响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

基于迎合专利带来的投资者信息需求增长和规避信息披露成本及风险的权衡,选择既受投资者关注又能反映专利转化应用结果的盈利预测信息,考察获得的专利是否影响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决策。以我国上市公司2012—2021年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发现,随着专利数量的增加,公司进行了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自愿盈利预测信息披露;且其中代表实质性创新和探索式创新的高质量专利的数量对自愿盈利预测披露的积极影响更大。此外,在创新型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的公司、面临相对弱的市场竞争的公司,专利数量对自愿盈利预测披露的积极影响作用更强,显示了公司以盈利预测披露去迎合投资者信息需求、传递专利价值信号的作用。     

绿色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

作为一种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金融工具,绿色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立足于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研究了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机理,并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区分专利类型后发现,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没有显著影响,对绿色非发明专利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绿色创新还处在初期,欠缺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这一结论在考虑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此外,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不同类型企业和地区存在差异,绿色专利创新能够显著提升企业财务绩效。文章厘清了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及其路径,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政策依据。     

风险投资、专利权行政保护与关键技术创新

在当前中国关键技术缺失问题亟须解决且风险投资发展迅速背景下，构建包含不同投资机构参与的企业创新决策理论模型，探讨风险投资对于不同技术类型创新决策的影响，并引入专利权行政保护，分析其能否正向调节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然后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风险投资能够显著促进企业非关键技术创新，但对于关键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同时，加强专利权行政保护能够提升风险投资对关键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作用。由此，提出优化风险投资管理、完善专利权保护和引导企业创新等建议。     

垂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质"与"量"的影响

创新不仅取决于管理层决策,而且与员工支持密不可分,那么垂直薪酬差距(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据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中国2007-2015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Tobit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垂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发挥“锦标赛”激励作用,其中,对创新数量的促进效应在薪酬差距较低组显著,企业融资约束会反向调节垂直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薪酬差距中的管理层薪酬溢价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而员工薪酬溢价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数量,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并且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据此提出优化企业薪酬设计、加大企业创新资金支持及人才建设等建议。     

企业ESG表现与创新——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增强，企业的ESG表现逐渐受到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并对企业长期经营产生持续影响。在新发展阶段，ESG表现能否促进企业创新值得深入研究。论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分析了ESG表现对企业创新可能的影响及机制，利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ESG表现的创新效应。研究表明：ESG表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创新产出，这一促进作用在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发现，ESG表现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员工创新效率和风险承担水平等机制促进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ESG表现不仅提高企业创新产出数量，还有助于提升创新质量；但随着ESG评级不确定性程度提高，ESG表现对企业创新水平的促进作用相对减弱。为此，应进一步鼓励企业加强ESG建设，加快构建ESG信息标准化和强制披露制度，提高企业ESG信息披露质量，推动企业创新，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13—2020年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万方专利数据库中爬取的企业联合专利申请数量，利用微观企业的数字化指标，运用广义负二项分布模型，探究数字化对我国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显著促进了我国企业协同创新，并对企业协同创新有长期的正向影响。通过调节效应检验发现，在我国高资本密集型和高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数字化对企业协同创新的提升作用更强，但不受行业信息通讯技术(ICT)使用强度高低的影响。政府应大力鼓励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成长型创新企业自主创新影响的定量分析

以创业板上市企业2009-2014年面板数据为样本,定量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对创新投入的影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成长型创新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加强政府补贴资助力度会进一步强化这一促进作用;企业利润越高、规模越大,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越大。对创新产出的影响：目前,各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成长型创新企业发明专利产出,但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和江苏知识产权保护抑制实用新型专利产出。企业研发资本投入增加、政府补贴提高、企业利润水平提升、规模扩大等都会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产出的正向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提高对于外观设计申请量的影响显著为负。     

业绩期望顺差、知识产权保护与绩优企业创新

研究绩优企业创新行为，探讨了产权性质与知识产权保护的情景效应，回答了企业组织是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性抑或是“富而思进”的可能性。基于2011-2017年主板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业绩期望顺差显著抑制企业创新投入，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强，总体上绩优企业创新行为遵循“富则思安”的行为惯例。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企业创新投入，且能有效降低业绩期望顺差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这一作用机制在知识产权保护越强的情况下，越能引导绩优民营上市公司从“富则思安”向“富而思进”转变。     

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投资与专利保护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在缓解全球粮食安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发展非常迅速，与其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立法也经过多次调整完善，巩固了其技术和市场优势。本文通过介绍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投资现状，梳理其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历程，并从授权专利的申请单位类型、技术类型和前十强企业的专利集中度等方面，分析农业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进展，总结美国农业生物技术研发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促进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及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提供经验借鉴。     

“创意”的知识产权保护之探析

以知识创新为典型特征的创意产业应当受到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但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对“创意”的保护在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法等方面有诸多局限。创意应回归到知识产权范畴才能得到有效保护,而其他法律制度的构建也能为创意提供有力保护。     

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位居世界50名以后，而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则位居世界前列。这与制度与贸易的经典文献不符。本文从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制度视角对上述背离进行了审视。基于专利司法保护和专利行政保护数据，本文发现行政保护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足的条件下发挥了提升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存在一定的协调不足问题。从影响机制看，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自主创新路径提升了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专利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对不同地区和不同行业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本文有效回答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背离问题，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结构性特征及其贸易效应的认识，从而为进一步推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改革提供一定启示。     

制度跃迁视角下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与企业创新

企业创新离不开制度支持,但现有关于制度影响企业创新的研究主要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并以静态的制度框架为出发点。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探讨动态的制度变迁环境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以2014年中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改革为背景事件,构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改革所建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是制度变迁过程中一次典型的制度跃迁,对于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在异质性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显著增加民营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实质性创新成果,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机制检验中发现,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创新意愿,从而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从诺思制度变迁理论视角解读中国从法制到法治建设的制度变迁过程及其影响,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参考。     

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

创新质量是“双创”和“中国制造2025”背景下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也是企业关注的重要能力。使用2008－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研发投入、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并考察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在研发投入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呈显著倒“U”形关系；知识产权保护对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质量的调节作用存在最优区间。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知识产权保护影响企业创新的认知。在此基础上，结合省际知识产权保护数据，提出国家、地方和企业层面因地制宜制定创新发展战略的建议。     

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是否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基于门槛效应的经验分析

利用2010—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自身存在单门槛效应,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呈倒U型关系;以行业外资竞争、内资模仿同构和区域知识产权保护为门槛变量发现,仅当外资竞争水平较低、内资模仿同构程度较低以及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时,外资在华技术创新溢出才能促进内资企业技术进步,且其阈值效应存在行业和企业产权异质性。     

知识产权保护能促进经济增长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Ginarte-Park方法的基础上,考虑到处于司法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的执法力度和立法强度,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将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量化。接着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以人均实际GDP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以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为解释变量,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我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证明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然后对东中西部地区分别进行实证分析,绘制了异常经济增长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散点图,来作为稳健性检验的一部分。并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图的分析,初步探讨了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时间效应后,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能够解释省份个体效应的37.4%。     

专利权保护如何精准激励创新——以美国专利法中政策杠杆理论为切入点

专利权保护的发明创造所涉及行业日益复杂，精准激励不同行业的创新显得至关重要。美国学者主张法院应当灵活适用司法政策杠杆调节不同行业的激励机制，以避免激励不足或者激励过度。以政策杠杆理论为分析工具，研究发现：我国专利法中存在类似于美国的司法政策杠杆，还存在明确规定了特定于某些行业而适用的法定政策杠杆。司法政策杠杆的适用具有不确定性，可通过合理的法定化路径实现适用的确定性与可预见性，从而使我国专利法中的政策杠杆发挥精准激励不同行业创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