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

超额剩余价值的实质及其来源问题,是马克思全部剩余价值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在揭示出价值是抽象劳动的凝结,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以及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劳动的凝结,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以及剩余价值只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 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等原理之后,进一步阐明超额剩余价值是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它是采用先进技术的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由雇佣工人的抽象劳动创造的比采用社会平均技术的资本家所多得到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     

浅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

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剩余价值是指剥削劳动者所生产的新价值中的利润(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工资之间的差异),即"劳动者创造的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的劳动".剩余价值考察的是劳动过程当中的"价值增殖".显然,此"增殖"非彼"增值",但决定了经济现象领域中的价格和利润增长运动.关于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给出总的评论:"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从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看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和收入

马克思认为,管理、科研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生产劳动已趋向于"总体工人"的"协作劳动".他还认为,价值分配是由生产关系决定的.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应正确看待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和收入,对他们合法的劳动和收入应从法律上予以保护.     

对企业剩余权的重新解读

对企业剩余权问题的研究是打开公司治理理论大门的"钥匙"。然而通过梳理企业剩余权内涵的演变过程发现,经济学家们在应用企业剩余权概念分析问题时存在重大"混乱",问题的根源在于没有真正理解企业剩余权及其所包含的内容。要正确理解企业与企业合约剩余有关的剩余权,必须对补偿性成本与"可更改"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     

创新合作不确定性的形式、来源及影响分析

企业间技术创新合作,除需面临传统技术与市场不确定性之外,还将进一步产生与各合作方之间决策和动机一致性相关的伙伴行为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合作中风险的形式、来源、影响及管理都表现得更为复杂。通过有效识别创新合作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分析创新合作面临的风险,辨识了创新合作中存在的不确定性;归纳了这些不确定性的具体来源与表现形式,以及各种不确定性的层次;分析了不确定性对企业间创新合作关系产生的影响,并建立了企业创新合作与风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     

论主流经济学的危机与革命

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劳动价值论,并认为劳动是商品,他们的认识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实际,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在"资本集中和土地私有"以后他们的认识就与现实相矛盾了,主流经济学家们因为没能解决当时提出的问题而陷入了危机.马克思证明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发展了劳动价值论,他提出了劳动力商品范畴,证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从而解决了那个时代提出的问题,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主流经济学家因为无法说明劳动者的工资和利息收入问题而再次陷入了危机,这可能预示了经济学革命的再次来临.作者认为,只有通过理论革命,证明劳动本身具有价值,证明资本收入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才能解决现实社会提出的问题.     

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认识差异的辨析——兼论我国经济学与法学的关系

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对我国<劳动合同法>认识的差异主要有是否应该出台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还是引导劳动关系的稳定化和长期化等三个问题上.认识的差异根源在于,一是法学家更多地是从公平角度分析问题,而经济学家则更多地是从效率角度分析问题;二是法学家可能更多地偏向于立法的立场,而经济学家可能会关注这个法律的后果;三是我国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对话的机会比较少.我国劳动合同法的争议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法律与经济如何适应.法学家和经济学家应该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相互碰撞,相互启发.这是建立一个法治化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     

斯密价值决定论的矛盾及其争论研究

在斯密的价值学说中,既有耗费劳动、购买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更有“三收入”决定价值的说法。这些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观点相互交织在一起,使得斯密的价值学说异常复杂且矛盾重重。斯密在价值理论上的矛盾是和他研究方法上的二重性分不开的。斯密在理论上的局限性,归根到底,又是由斯密本人的阶级局限性和所处的历史时代决定的。     

企业家创新的道德风险:转型期中国的分析

企业家创新激励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所关注的焦点。我们把他方无法观察、监督的行为或决策称为"道德风险"问题。企业家创新激励问题之所以存在,重要的是因为企业家的目标或利益的实现,受到其他经济主体所掌握信息的影响。文章即运用委托-代理理论对企业家创新的道德风险问题作一探讨。     

企业家精神与战略管理

企业家精神研究视角的转变 经济学界对企业家研究影响最大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家熊彼特,他认为企业家总是以创造性地破坏市场均衡获取超额利润,这一过程有赖于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熊彼特的成功在于他首先提出"企业家创新"的观念,但他认为"企业家创新行为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这一观点被很多学者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在现代社会司制的企业中,经营者与所有者逐渐分离,更多为职业经理人的经营者不具有企业的所有权对创新利润的追求并不一定能够构成他们进行创新的动因.     

马克思的企业家思想研究

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界普遍忽视或否认马克思对企业家理论的贡献,文章作者则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蕴涵着丰富的企业家思想作者在文章中,首先探讨了企业家的形成和企业家的概念。接着研究了企业家劳动价值论,马克思认为企业家的劳动性质是复杂的人类劳动,论述了企业家的劳动创造价值,其中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企业家劳动I)再生产企业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创新劳动(企业家劳动Ⅱ)创造超额利润。企业家自身的劳动力价值是有界限的,而创新劳动(企业家劳动Ⅱ)创造的价值无法限量。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家的创造热情,促进企业家创造最大的价值量?马克思认为,可以通过几大机制的设置来激励企业家的创新。     

管理者短视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管理自由度和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在国家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背景下,二元创新是企业实现长远发展,维持经营绩效的重要战略选择。然而,作为企业战略决策人的管理者并非都具有长远的战略目光。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短视与企业二元创新间的关系,并对管理自由度和环境不确定性对其的调节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管理者短视显著抑制了企业的二元创新。其中管理自由度强化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二元创新的抑制作用,而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管理者短视对企业二元创新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拓展了管理者短视与企业二元创新的相关关系,对企业高层次的管理人才的聘任以及企业的战略选择具有一定的现实启示意义。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研究

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给区域智造产业带来了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以珠海、深圳临港经济区先进制造产业集群为研究对象，利用173家规模以上智能制造企业2015-2017年政府治理创新前后的工业经济指标数据，运用SIENA模型，从动态演化视角对大数据监管下的政府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路径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运用大数据监管创新政府治理对区域智造产业发展的促进效果显著，且在发展周期上表现为治理创新、工业经济发展与地方社会贡献的协同演化稳定性。据此，给出有利于政府现代治理创新与区域智造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启示。     

激励相容:银行金融创新监管机制构建——理论综述及研究展望

对于本次危机的根源,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创新过度、监管不足,而中国目前的情况是创新不足、监管过度.本文首先对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回顾,然后总结了激励相客理论的主要思想,并着重分析了银行监管领域中的多层次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问题置于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分析框架内,从监管者激励约束、资本监管、监督检查、信息披露、存款保险等五个方面进行文献回顾,系统分析了银行金融创新监管机制的激励相容问题,这对于中国银行业在全面开放创新的背景下,如何借鉴危机前后国外银行业创新与监管的经验教训,促进中国银行业创新与监管的激励相容,具有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一个被调节的双重中介模型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市场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不断提升，服务创新成为我国制造企业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基于效果推理理论，以机会塑造和资源拼凑为双重中介变量，以环境不确定性为调节变量，探究效果推理对制造企业服务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效果推理正向影响服务创新；机会塑造、资源拼凑在效果推理与服务创新的正相关关系间发挥双重中介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在效果推理与机会塑造、资源拼凑的关系间起正向调节作用。结论有利于拓展效果推理在服务创新研究领域的应用情境，为制造企业服务创新实践提供重要启示。     

环境不确定性对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注意力的中介作用和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

以2015－2019年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研究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不确定性有利于创新注意力、创新绩效提升,创新注意力在环境不确定性与创新绩效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创新注意力的中介效应因环境不确定程度高低而存在差异,这一中介效应在高环境不确定情境下不再显著。此外,政府补助在环境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注意力关系中未发挥“杠杆作用”。该结论揭示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可为企业与政府提供相关管理启示。     

集权式股权结构会影响信息技术企业创新吗——非执行董事的中介效应

中国企业普遍具有高股权集中度。基于双重委托代理理论，以Osiris和CSMAR数据库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不同集权式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化影响，以及非执行董事在二者关系中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绝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支持效应”和大股东间“同舟共济”，体现为保守的创新投入和较高的创新产出；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更易形成控股股东的“掏空效应”和大股东间“同床异梦”，体现为较高的创新投入和较低的产出。基于中介效应机制的研究表明，非执行董事对创新投入的决策效应不显著，但对创新产出的“监督效应”显著，且非执行董事具有显著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两职分离能够抑制相对集权式企业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家族企业在相对集权式股权结构下的“掏空效应”和“同床异梦”更明显。     

风险还是机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

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实物期权理论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理论揭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由行为金融学视角出发，考察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先进制造业中更显著；管理者过度自信可削弱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制造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相较国有制造企业，非国有制造企业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更显著，且管理者过度自信在非国有制造企业中的调节作用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融资约束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制造业突破式创新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对制造业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寻求高质量发展机遇具有一定的启示。     

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

创新对于以“基业长青”为目标的家族企业意义重大。以2011-2015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作为样本,运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分析了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期望差距与制度效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期望落差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没有显著影响,而期望顺差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制度效率会削弱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家族涉入水平不会对团队稳定性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以团队作为切入点研究家族企业创新问题,不仅丰富了现有研究视角,还为家族企业开展创新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A proposal for more sophisticated normative principles in introductory economics

Introductory textbooks teach a simple normative story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aximizing economic surplus that supports common policy claims. There is little defense of the claim that maximizing surplus is normatively important, which is not obvious to non-economists. Difficulties with the claim that society should maximize surplus are generally not addressed. Economists are thus frequently criticized by non-economists for having a poor moral foundation for our normative claims. We should tell a more sophisticated normative story that justifies the moral importance of surplus, but acknowledges that other moral values may conflict with generating surplus and that distribution is not always separable from efficiency. This would allow students to make more compelling arguments in favor of normative positions they accept, regardless of the values they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