递增阶梯电价的收入再分配效应研究: 嵌入分时电价更有效吗*

本文从理论与实证角度分析了递增阶梯电价为实现收入再分配目的必然伴随着效率损失,进而探讨嵌入分时电价能否改善两难困境。理论模型刻画了递增阶梯电价追求再分配目的所致两类效率成本的特征、结构和类型,以及递增阶梯电价在实现再分配和最小化效率损失间的两难困境。基于杭州市居民用电和家庭收入等微观数据,使用工具变量,通过反事实场景构建和二次近乎理想需求函数（QUAIDS）模型,实证估算了阶梯电价为实现再分配目的而引致的家庭与社会效率成本,本文为系统评估和完善阶梯水价和气价等政策奠定了基础。     

递增阶梯定价政策评价与优化设计——基于充分统计量方法

本文通过求解阶梯定价下福利损失与再分配效应的充分统计量,构建评估与优化阶梯定价的半结构式充分统计量模型。利用从国家电网随机抽取的2003—2011年杭州市5000户居民的月度电量消费数据,评估样本期内实施与调整阶梯定价的政策效果;在此基础上对最优阶梯定价机制进行优化设计,进一步评价了杭州市2012年最新阶梯定价调整政策。研究发现:(1)2004年与2006年杭州市实施与调整阶梯定价的福利损失分配效应转化率逐步上升,阶梯定价再分配的边际福利损失与初次分配的税收边际福利损失相当;(2)分时阶梯定价分配效应转化率比纯阶梯定价低,嵌入分时定价的阶梯定价不能有效地实现阶梯定价目标;(3)与最优阶梯定价机制相比,2012年的最新阶梯定价调整方向正确,但第一阶梯长度扩展过多、第二阶梯扩展不足,而阶梯加价太小;(4)较之结构与缩减式模型,充分统计量方法极大节约数据信息量并能进行福利分析。本文的研究为评估与优化我国各类政府公用事业改革开拓了一条新思路。     

分时与阶梯混合定价下的居民电力需求——基于DCC模型的分析

本文使用居民用电和家电持有等微观家庭数据,针对非线性定价中存在尖点识别的问题,利用双误差离散/连续选择模型,对分时与阶梯混合定价下的居民电力需求进行实证研究。基于分时定价与阶梯定价共存的现实场景,本文首先将混合定价曲线转换为复合阶梯定价曲线;然后基于用户在尖点处的聚集特征,验证使用离散/连续选择模型的合理性;最后对双误差离散/连续选择模型进行估计。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引入阶梯定价确实增加了用户的价格弹性,并且中、低收入人群的价格弹性更大;中、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弹性更高,异质性误差更大。本文的研究为系统评估阶梯定价的政策效果奠定了基础。     

居民阶梯水价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吗?

现有居民阶梯水价政策能否促进社会公平,政策实施对不同收入家庭福利状况的影响如何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基于消费者需求测算了阶梯水价政策情景下不同收入家庭的福利变化,发现单纯的阶梯水价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相对公平,但同步涨价的阶梯水价会使交叉补贴机制失效并使低收入群体的福利显著恶化。因此,城市居民水价改革应优先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福利状况和价格改革的相对公平问题,防止收入再分配的恶化。     

递增阶梯定价:一个综述

作为较独特的非线性定价,递增阶梯定价使消费者预算凸边界非光滑,进而导致某些消费者消费决策异度集中而难以甄别。此特征致使递增阶梯定价机制的理论和实证研究非常复杂。鉴于公共资源的特殊性,公共资源定价需要合理地兼顾效率、社会公正和成本完全补偿原则。在多元化目标角度上,本文初步验证了递增阶梯定价机制的最优性,虽然此最优性受制于接入率和特征信息等假定。递增阶梯定价下的需求设定趋于统一但估计方法却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关于递增阶梯定价下的(价格和收入)需求效应明显与否的问题存在完全相反的结果,实证研究和理论对其不一致性给出多种解释和探讨。这种差异性可能由于消费者对价格、价格设计者对家庭特征等信息不完全,还可能因为各实证分析结果中的时间、市场或产品特征维度含义差异所致。基于多元化目标和资源特性的递增阶梯定价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问题,将成为递增阶梯定价理论研究发展的一大方向。     

技术创新的中等收入分配效应:原创还是引进再创新

文章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分析技术原创及技术引进再创新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以全面探究技术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发现:技术原创改善了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原创促使技术进步偏向于劳动,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能有效地发挥技术原创的收入分配效应;长期内,技术引进不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引进的收入分配效应相当有限,且不显著;而技术引进再创新会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即技术引进再创新使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资本逆转与逆向溢出较为严重,这会抑制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造成技术引进再创新对收入分配的效应失效.文章为创新驱动发展模式下技术创新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提供了参考,也为技术原创还是引进再创新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含义.     

房地产税的纳税能力、税负分布及再分配效应

房地产税讨论经年,其税制要素设计的理论基础及开征后的社会经济效应,仍缺乏实证分析。本文以纳税能力理论为基础,构建衡量房地产税缴纳能力的指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测算不同地区家庭的房地产税缴纳能力、可行的地区间差异化有效税率及几种减免方案下税负在不同收入家庭间的分布,继而模拟把该税收入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再分配效应。结果表明:不同区域和家庭的房地产税支付能力差异悬殊,突出了房地产税的地方税特征。税负分布和再分配效应测算显示,该税调节财富差距的效应明显。在诸方案下,高收入家庭均承担总税负一半以上。"人均价值减免"在纵向公平、调节分配及税政实施三个维度均优于"首套减免"和"人均面积减免"。     

我国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基于入户调查数据的微观分析

公共医疗服务在中国能否消除不同收入群体健康不平等和因病致穷、因病返贫现象,成为矫正社会现金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手段,关键取决于谁从公共医疗服务中受益。本文在受益归宿分析框架下,基于CFPS 2008—2012年入户调查数据和保险价值法,对公共医疗服务受益归宿及其收入分配效应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中国新医改后,扩大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和更高的医疗服务保障能力,不仅提高了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累进性,而且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正义性,使最穷收入分组成为新医改后公共住院服务的最主要受益群体。公共住院服务受益正义分配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下降了5—7个百分点。然而,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再分配存在两个明显特征:一是严重偏向最穷收入分组的成本分担显著弱化了公共医疗服务收入再分配效应,使中国家庭间收入分配基尼系数上升2—3个百分点;二是尽管新医改后,中国公共住院服务受益分配一定程度上更加偏向最穷收入分组,但其产生的再分配效应不是发生在最穷与最富两个收入分组之间,而是发生于前80%收入分组之间,后者造成2010年和2012年中间60%收入分组从公共住院服务中受益不足总收益的30%。     

中国家庭基本用电需求测算

我国自2012年实施居民生活用电阶梯式电价政策以来,关于如何设定阶梯电价第一档电量仍然存在诸多讨论。本文尝试运用最小终端法构建家庭用电需求模型,基于2012年和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估计我国城乡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结果表明:2012年的中国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低于2016年,农村的家庭基本用电需求量低于城市,反映了中国家庭用电需求还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且具有城乡差异;对典型气候区代表省市进行估计,并与当地现行阶梯电价标准进行比较,可以发现,2012年我国阶梯电价第一档电量标准普遍设定偏高,但2016年部分地区第一档电量标准可能反而设定偏低。因此,阶梯电价的设定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人民生活水平进行适时动态调整,以实现其收入再分配和促进节能的政策目标。     

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扩面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通过构建“统账结合”制基本养老保险的异质性跨期交叠一般均衡动态模型,引入国发〔2005〕38号文的主要内容,利用政策仿真、参数估值和敏感性检验等方法,重点研究了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扩展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应,并进行了理论推导和实证测算。结果发现：（1）我国基本养老保险扩面具有明显的收入分配和再分配效应,且再分配效应是累进的,发生了从城镇企业职工为代表的高收入者向以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为代表的低收入者的收入转移;（2）个人账户发挥了平滑作用,有利于改善不同类型劳动者终生的收入分配,但不利于收入再分配的改善;（3）社会统筹账户具有较强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有利于改善不同类型劳动者的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参数敏感性检验表明结论是稳健的。因此,进一步优化社会统筹账户有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     

居民递增型阶梯水价政策有效性研究

城市水价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水资源节约、企业成本回收和保障社会公平。运用2004_2011年中国36个大中城市相关数据实证分析现行递增型阶梯水价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阶梯水价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水资源节约,但对实现成本补偿目标的作用非常有限,且恶化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相对公平。现有阶梯水价政策只能部分实现城市供水价格改革目标,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水价机制改革。     

个税改革、收入不平等与社会福利

2005年以来,历次中国个税改革均以提高免征额和调整税率表为主要内容,上述改革措施的分配效应一直存在争议.文章通过建立一个能体现个税累进性与税负归宿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解并模拟了提高免征额和增加税率累进幅度所导致的分配效应.结果表明:(1)提高免征额扩大了税前收入不平等的波动,恶化了宽松货币政策等外生冲击下的初次分配.此外,免征额的提高削弱了累进税率对收入初次分配的调节能力.(2)在就业扩张过程中,提高免征额所带来的税负归宿变化改善了税后收入不平等,而且在免征额提升后,税率累进幅度的提高能进一步改善收入再分配.当然,个税改革的初次分配效应和再分配效应均具有状态依存特征,在就业与劳动收入下降时会带来相反的分配效应.(3)提高免征额会导致更大的福利损失,并削弱累进税率对福利损失的抑制作用.     

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市场还是政府政策？

市场因素和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是决定一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两个重要因素。本文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na Household Income Project ,CHIP）住户数据,计算出我国居民市场收入基尼系数与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并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借此探讨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是由市场力量造成的,还是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力度不足的结果。研究发现,从市场收入基尼系数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由此认为,政府收入再分配政策效果不明显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较发达国家严重的主要原因。加大转移支付等再分配政策力度是缓解和改善目前我国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途径。     

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再分配和减贫效应研究

考察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再分配和减贫效应,对促进医疗保障体系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共同富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在筹资环节上缺乏亲贫性,增加了相对贫困率,具有逆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在医疗报销环节具有亲贫性,降低了贫困率,具有正向收入再分配效应;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对中等收入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中西部地区群体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更为明显;医疗报销环节抵消了部分医疗费用开支,较高的医疗开销以及较低的医疗报销比例是导致农村居民收入向下流动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为转变筹资机制、完善医疗保险报销支付机制以及提高三重保障制度的协调性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证据与启示。     

农民工养老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研究

农民工养老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集中体现着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缩小收入差距和有利于流动人口养老金异地接转两大主要功能。本文从收入再分配入手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的合理性及实现路径,构建了农民工养老保险统筹收入再分配系数总模型和分系数模型,提出了农民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两类型”和“五方案”, 并对农民工养老保险统筹给付水平、收入再分配系数进行了定量分析,最后通过生存公平和劳动公平检验确定了替代率10%的中央统筹模式为现阶段农民工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起步最优方案,进而提出了具体政策建议。     

新一轮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综合效应研究——基于CFPS微观调查数据的模拟测算

新一轮个税改革对居民收入再分配的调节效应是目前国内学界关注的重点。文章基于2018年CFPS相关数据,运用MT指数及其数学分解,对新一轮个税改革的收入再分配综合效应进行测算。研究结果显示：新一轮个税改革减税效应显著,但平均税负的下降普遍高于税制累进性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且在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收入群体中这一弱化效应更为明显;同时新一轮个税改革还扩大了东中西部地区与不同收入群体的组间收入差距。今后可进一步扩大综合计征范围、提升税制的累进性,同时建立与经济发展更协调的动态计税扣除标准,合理调整平均税负;此外还应适当调整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及构成,实施差异化专项附加扣除,以更充分地体现支出成本的差异。     

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效率、公平，抑或兼而有之*

农机补贴是具有门槛效应的效率增益政策，通常效率与公平如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分析了农机补贴对农业生产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中介变量法研究了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机补贴显著降低了农户收入的基尼系数，提高了收入分配公平性；其作用机制是农机补贴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提高了打工收入，尤其是相对贫困农户，溢出效应对冲了门槛效应，使得农机补贴的收入分配效应兼具了效率和公平。     

城镇居民收入差别“阶梯型”变动的理论解释与实证检验

文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别变动过程中的"阶梯型"特征进行了研究。理论模型分析表明,劳动差别决定着城镇居民收入差别的基本走向,同时市场化体制改革措施的逐次推进,通过"制度诱发型"效率增进与收入差别的相互反馈效应在短期内会放大收入差别,然后政策的效果出现衰减,又引发了再一轮的改革,从而导致了收入差别扩大路径上的"阶梯型"特征。实证检验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和前提。文章的政策含义是,制度变革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收入差别效应及程度,防止单纯追求效率的增进而造成收入差别的拉大,有效而恰当的改革措施应充分考虑经济效率与收入差别的均衡关系。     

约束性碳减排与就业——基于企业和地区劳动力变化的考察

基于企业层面的环境规制强度，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探究“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减碳强度的提升，相比非万家企业，该政策通过“规模效应”“要素替代效应”和“技术效应”使得万家企业就业显著下降，表明该政策会降低污染企业就业。但城市层面分析发现该政策对城市工业企业总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呈现出城市层面的就业创造。进一步探究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以解释企业和城市层面就业效应的差异发现，企业层面存在万家企业至非万家企业的劳动转移，行业层面就业存在从更为污染的行业向清洁行业的再配置，表明规制促进了行业转型升级。此外，政策实施后，减碳强度提升并未使得企业员工薪酬下降，表明该环境规制没有导致企业将减排治污成本转嫁造成员工福利损失。本文的研究结果能从就业角度为中国环境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参考。     

政府财政决策理论:最大社会收益原则

最大社会收益要求估计公共决策每一方案的收益的成本，选择社会净收益最大的方案。公共决策的收益和成本包括效率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以及收入再分配意义上的收益和成本。本利用两种典型情况来说明政府决策对效率的影响和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第一种情况以最大社会收益原则确定政府的最适规模，第二种情况以最大社会收益原则讨论公共部门的转移性支出对公平产生的影响。